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解释1949—1984）
摘要：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其主要成就是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提出了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制度变迁理论；另一方面运用该理论解读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欧洲率先崛起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由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三部分组成，本文也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用该理论粗略地分析1949-1984年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并用这段历史检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关键词：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农地制度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兴于20世纪80年代，由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组成，而以产权理论为核心＼+①。

诺斯的这套理论依然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其分析基于“理性人”假定，采用边际分析思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且强调价格信号。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化。

因为在研究组织和制度时，保留了新古典理论的三个“硬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思想。

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只是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保护带”＼+②。

修正内容包括：主体面临的约束变成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实施机制；主体不再拥有完全信息＼+③。

（一）产权理论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释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他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④，这便是经济增长。

1981年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革》中进一步研究了产权制度的演变和作用，得出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产权制度变化的结论。

此外，诺斯还研究了产权制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如技术、人口、资源稀缺程度、要素或产品相对价格变动等。

（二）国家理论
“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⑤。

国家理论有两种：契约论和掠夺论。

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作为保证契约实施的第三方而存在；掠夺论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

诺斯采用契约论，构造了一个统治者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国家模型，这个模型有三个特点：一是国家用一组服务，即保护和公正来交换公民为购买这种服务所支付的税金；二是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各个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三是国家受制于选民的机会成本，面临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

基于这个模型，可以推导出国家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为统治者的所的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产权
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内，降低交易费用，以便促进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⑥。

正是这两个矛盾的目标导致了国家的矛盾行动，而国家的矛盾行动导致了国家的兴衰。

（三）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很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⑦，甚至同意历史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⑧。

意识形态理论解释了人们在实践中的“非理性”活动。

通过这个理论，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没有在实际行动中采取“搭便车”的策略，解释了集体行动为什么可能。

诺斯强调通过公民教育，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以保证制度规范的实施。

二、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1949-1984）
一个人的地位无论从哪方面都依赖于他与土地的关系，而土地的使用权决定了政治的权利和责任＼+⑨。

土地制度被认为是农业所有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而农地制度的核心是土地的产权制度，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产出绩效的影响明显不同＼+⑩。

（一）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
新中国的土地制度在19世纪50年代进行了比较频繁的变动。

随着建国后土地改革的完成，建立起“耕者有其田”的农地制度，农民拥有对属于自己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建立起初级合作社，农民虽然保留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为合作社和农户共同拥有。

19世纪50年代中期高级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农民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直接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开始逐渐丧失，原来归农户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开始集体化。

19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展开和人民公社的建立，农民所有的土地已完全归集体公有，农地的产权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19世纪60到70年代，农地制度变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由生产队具体经营。

19世纪80年代后农地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虽然农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基本能全部下放给各个农户，农民的收益开始与其承包地的经营好坏挂钩，打破了平均分配方式。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的农地制度的微调和变迁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两田制：口粮田和责任田，规模经营：集体农场的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股份制形式的规模经营＼+B11 ，农地使用权流转：如股田制、股份合作制、转包、出租、反租倒包、转让、拍卖、代耕等＼+B12。

（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解释
建国之后我国的农地制度变迁经历了由国家主导的强制型的制度变迁到农民自发的诱导性的制度变迁，从农民收入和农产品产量增幅程度可以看出后者的绩效优于前者。

据研究，1978—1984年农民收入的实际年增长率达到15.1%；粮食生产从3.0477亿多吨上升到4.0731亿多吨，棉花从217万吨上升到626万吨；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9.22%，其中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63.65%＼
+B13 。

林毅夫解释这种现象的时候，引入“监督费用”模型，生产队之所以使中国农业生产率极其低下，是由于对每个劳动成员付出的监督费用极高，在生产队体制下就无法实现“按劳取酬”，导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对农民努力的激励很低；实行家庭责任制后，每个劳动者获得了他努力的边际报酬率的全部份额，因而这一制度下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就高＼+B14。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农业得到快速发展，有效的土地产权制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的农地制度在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集体所有，产权界定不明晰。

产权的界定是需要成本的，只有得自产权的收益大于排除其他人使用所付出的成本时，产权才被界定出来。

产权制度的变化受到技术进步、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资源的稀缺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农业技术比较落后，通过把土地归集体所有来实现规模经济在当时是可行的；由于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制度，农产品价格很低，导致用来生产农产品的土地对农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中国开始从国外引进农业生产技术及生产机械，同时中国开始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市场开始发挥作用，农产品的价格开始提升，农民对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愿望日益强烈。

同时人口对稀缺资源禀赋产生很大的压力，从而导致了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

总之，技术进步、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资源的稀缺程度都可能会改变土地的产权制度。

诺斯认为国家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当国家的第一个目标在决策中占主导地位时，很可能会建立不好的产权制度，结果导致经济停滞；反之，当第二个目标在决策中占主导地位时，有效的产权制度被建立，同时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B15。

在诺斯的国家模型中，统治者存在竞争对手：与之竞争的国家或本国内部的潜在统治者。

因此，国家面临着两种约束：竞争约束和交易成本约束。

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面临着其他强国对中国主权的威胁，所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重工业体系是必然选择。

在第一种约束下，统治者为了发展重工业必定要依靠传统农业经济，集体化的农地制度是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在第二种约束下，统治者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而采取集体化的农地制度。

改革开放后，因为维持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农地制度的费用要高于改革这种制度的费用，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从意识形态角度讲，中国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农地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要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就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是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农地制度的逻辑基础。

其中山东和苏南以发达的集体经济而闻名，长期的集体经济传统也许是它们采用非市场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换言之，制度创新者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决定创新走向的重要因素＼+B16 。

传统的家族意识、伦理规范也是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B17。

中国已有的家族意识的长期沉淀，证明了现有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拥有公正性、合理性，从而减少了制度安排的产生、执行成本以及政府与农户之间达成合约的交易费用，使这种制度广泛地推广开来。

三、结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农地制度的变革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是也有一
定的缺陷。

如诺斯的国家理论中，国家和人民是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诺斯认为人口的增长会使产品或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产权制度的变化，但是事实上新中国自成立起到改革开放期间，人口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人口爆炸性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产权制度的变革，更没有带来经济的大幅度增长。

诺斯认为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但是在诺斯的具体经济史中，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常可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致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

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来说，笔者认为不仅是制度，同时技术、市场、产品或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等非制度因素也推动了新中国经济的增长。

注释：
①吴承明：《吴承明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

②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由行为主体所面对的特定环境约束、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特定信息、特定的互动过程的方式构成。

③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④[美]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⑤[美]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页。

⑥[美]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页。

⑦意识形态是指所有人在解释他们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主观观念，它是由一系列相关关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

⑧吴承明：《吴承明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页。

⑨[美]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⑩杨德才：《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及绩效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B11杨德才，刘洪：《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其多样性》，《经济与科学管理》2001年第3期。

B12杨德才：《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及其选择》，《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B13陈吉元：《人口大国与农业增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B14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B15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B16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B17家族意识是指家庭成员对本家族的认同感、族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亲近及关怀意识，它是同族成员的共荣意识和共同利益意识。

参考文献：
[1]陈吉元：《人口大国与农业增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4]吴承明：《吴承明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页。

[5]杨德才，刘洪：《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其多样性》，《经济与科学管理》2001年第3期。

[6]姚洋：《农业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6期。

[7]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美]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0][美]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