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

≮分恶篡慧差怒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杨剑龙郁达夫的小说《南迁＞、《胃病＞、《马缨花开的时候＞都有着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同病相怜之爱的情节、寻求爱而不得的悲哀结局、寻求基督的慰藉摆脱苦恼，成为这些作品的一种倾向。

这些小说塑造了受难者、拯救者两类具有宗教意识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郁达夫两次进入教会学校的经历、具有基督教色彩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对其小说的悲剧基调、忏悔色彩、拯世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郁达夫；基督教文化；小说创作【中圈分类号】１２０７．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８）１０—００９４—０５杨剑龙（１９５２一），男，教育部入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重点学科都市文化学成员、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学、文艺学研究。

（上海２００２３４）总之我们是沉沦在悲苦的地狱中的受难者，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在共同的命运底下，向永远的灭亡前进！——郁达夫《（茑萝集）献纳之辞》“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有不少作家的创作中流溢出浓郁的宗教色彩，尤其充满着基督教文化的意味，无论是许地山、王统照、冰心，还是郭沫若、张资平、庐隐，他们都有一些作品或描写基督徒的生活，或揭示教会中的阴暗面，从而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文学现象。

郁达夫的小说《南迁》、《胃病》、《马缨花开的时候》都有着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或写基督徒养病期间的遭遇，或写胃病患者漫步教堂的感受，或写教会医院里９４砑面病人与牧母的交往，在写教徒、教堂、教会医院的故事中，使这些作品具有宗教色彩，在主人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的生活遭际中，表达人物追求中的悲哀与伤感，突出了“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１１】（Ｐ１４９）本文将通过分析郁达夫小说与基督教的关系，来探讨其小说的宗教意味。

钱杏邮将郁达夫初期创作思想概括为黄金、爱情、名誉三种欲望，认为郁达夫初期创作的“沉沦时代”，“这些差不多完全是描写青年的性苦闷，把青年从性的苦闷中所产生的病态心理，变态的动作，性的满足的渴求，恶魔似的全部表现了出来，完成了青年的性的苦闷的一幅缩照”【：脚）。

与《沉沦》集中的《沉沦》、《银灰色的死》相比较，《南迁》、《胃病》、（－５缨花开的时候》并不将主要笔力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置于对主人公性苦闷的描写，而更多地描写人物对于真情的追慕，鲜有对病态心理、变态动作、性饥渴等方面的描写，而具有了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同病相怜之爱是这些作品相近的情节，在人物病态中获得怜悯与同情，在相类似的病情中获得对方的怜爱，在惺惺相惜中加深相互的了解。

《南迁》中的中国留Ｅｌ学生伊人为日本妇人所骗身体每况愈下，他说“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

一位西洋宣教师介绍他去房洲半岛上养病，在一位热心的基督教徒英国人Ｃ夫人的圣经班唱诗祈祷。

他与在此养病的女学生０同病相怜，并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他去探望病笃发烧的０，后来自己也伤风发烧躺在医院里。

《胃病》中的“我”到神田的Ｋ医院看病，与“我”一样受了专制结婚之害的Ｋ君，“现在正在十字架下受苦”，他们一同到医院附近的俄国教堂尼哥拉衣堂散步，甚至在教堂钟楼顶有跳下情死之想。

《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我”，因病住进了天主教会的慈善医院，受到了医院白帽子牧母的精心照料，甚至因老家都在遥远的北京西城而心心相印。

在冷漠的处境中寻觅同病相怜，在同病相怜中摆脱精神的苦痛，成为这些作品相近的情节结构。

在这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总处于困境之中，寻求爱而不得成为这些作品的悲哀结局，在种种阻碍或磨难中，主人公寻求爱却总是难以如愿，这使这些作品总萦绕着一种悲哀的气氛。

《南迁》中的伊人来到房洲半岛上养病，与美丽文静的０同病相怜，他们一起散步聊天。

他去探望病笃的０，却在自由说教时为Ｋ恶语中伤，讥刺他是“想与女教友交际交际才去信教的”，这使他十分愤懑并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在寒夜里受风寒而感冒，在医院的病榻上苦苦挣扎。

《胃病》中的Ｋ君“也和我一样，受了专制结婚的害，现在正在十字架下受苦”，同寓的Ｗ君为病院中捧读《宝石的梦》的女孩而痴迷，却成为单恋的梦。

《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我”与照料他的牧母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牧母却被调离了医院，留下“我”无限的悲伤。

想爱而不得、求爱而不成，成为这些作品情感的基本基调。

郁达夫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病人，除了身体的病态外，他们大多处于精神困境中，寻求基督的慰藉以摆脱精神的苦恼。

《南迁》中的基督徒伊人受到教友Ｋ的讥刺，他以《圣经》中“心贫者福矣，天国为其国也”安慰自己，他阐释说：“精神上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耶稣所受的苦，也是精神上的”，“他们在这堕落的现世虽然不能得一点同情与安慰，然而，在将来的极乐国定是属于他们的”。

《胃病》中的“我”将书送给英国的牧师朋友，想象着自己的宗教丧礼，当他“觉得冷寂得不堪”时，“就跑上教会堂去”。

他与Ｋ君一起去俄国教堂尼哥拉衣堂去散步，甚至登上钟楼顶提议“我们就跳下去寻个情死吧”。

《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我”在医院得到牧母无微不至的照料，她期望“我”因病而皈依上帝、沐浴圣母的慈恩。

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主人公总是为基督教精神所感染，他们在精神困境中，宗教便成为作品中人物精神的避难所。

在郁达夫的这些作品中，塑造了一些有基督教意识的人物形象，使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基督教色彩。

在这些作品中，具有基督教意识的人物大致可分为受难者、拯救者两类，前者大多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南迁》中的伊人、《胃病》中的“我”、《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我”。

这类人物具有自传的色彩，他们与郁达夫本人有不少相近之处，他们多为中国赴日本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处境中因弱国子民的身份而倍感孤独，他们因受到种种磨难而罹病，因病而精神处于更为孤寂中，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他们期望通过某种方式获得精神的慰藉，却常常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之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南迁》中的伊人，他的父亲早逝，为家庭而奔忙的母亲“竟变成了一个半男半丽丽鲐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０女的性格”，缺乏母爱的他“渐渐变成了一个厌世忧郁的人”。

到了日本留学后，他的性格更加孤僻了，常常独自在寓室里沉思默想而不与别人往来。

“他所读的都是那些在人生战场上战败了的人的书”。

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他受到了房东女人Ｍ的诱惑，后来却被Ｍ所抛弃，尝够了失意的苦杯，成为“失望伤心到极点的神经过敏的青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在西洋牧师的介绍下，他来到房洲半岛基督徒Ｃ夫人处养病。

“可怜他自小就受了社会的虐待，到了今日，还不敢相信这尘世里有一个善人。

所以他与人相遇的时候，总不忘记警戒，因为他被人欺得太甚了。

”他与其他教友一起在ｃ夫人家的圣经班祈祷，结识了也在此养病学钢琴的女学生０，在同病相怜中相互之间有了好感，他深深地爱慕着她，他去探望卧病的０，却遭到Ｋ的嘲弄攻击，他以“心贫者福矣，天国为其国也”来宽慰自己，却因受寒感冒发烧被送进医院。

作品塑造了这个处于精神困境中的留日学生形象，孤僻、忧郁、自卑、懦弱，却渴望获得同情、怜爱，成为这些“悲苦的地狱中的受难者”的性格特征，这个处于人生窘境中的中国留学生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南迁》中的基督徒Ｋ是一个被针砭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表达了郁达夫对基督徒中势利小人的讥刺。

近视眼的Ｋ‘‘头发长得很，同狮子一样的披在额上，带着一双极近的钢丝眼镜，嘴唇上的一圈胡须长得很黑，大约已经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他说着不通的英语，他准备进神学校去，每天到了半夜三更叫唤着上帝，有时赤足赤身地在雨天里淋雨，在房间里脱光衣服头朝下脚向上拿大顶，这成为他修行的方式。

他心里喜欢女学生０，０却将他视为糊涂虫，他嫉妒伊人与０的接近，嫉妒伊人去探望病中的０，便在自由说教的时候跳上坛发表攻击伊人的话语：“我们东洋人不行不行。

我们东洋人的信仰全是假的，有几个人大约因为想学几句外国话，或想与女教友交际交际才去信教的。

”在Ｋ的身上，小说揭示出某类教徒的居心叵测、言行卑劣。

％砑丽在这些作品中，郁达夫还刻画了一些拯救者的形象，他们以其热诚的心帮助关怀受难的人们，尤其在精神上给予受难者以关爱，将基督的光照耀在他们的身上。

《南迁》中的基督教徒ｃ夫人、《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牧母都是拯救者形象。

英国人Ｃ夫人是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她与丈夫曾经在中国做过医生，丈夫逝世后，５０多岁的她一个人住在房洲半岛的海边，有宽大的房子，接待到此养病的人们。

Ｃ夫人常常出去传道，并在家中设圣经班做祷告、唱赞美诗，虽然她被Ｂ君称为是有名的吝啬家，但她总是关心着病友们的病情，她叫了医生来诊断伊人的病情，并将他送进北条病院去治疗，并在病榻前陪伴着病笃的伊人。

虽然，小说中对于Ｃ夫人的刻画笔墨不多，但是却勾勒了一位热心基督教徒的形象。

《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牧母是天主教会慈善医院的护士，有一张长圆鹅蛋脸的她细心地照料着病人，认真地微笑着为病人把脉量热度，并常常陪伴病人“我”散步，成为“我”的“一种无上的慰藉”，她让厨子特别为“我”的膳食留心，甚至将她自己的菜蔬递送给“我”吃，在她被凋离去香港的病院服务后，她捎信给“我”，再三叮嘱“我”好好养病，“静想想经传上的圣人的生活”，甚至她在信上说“若我能因这次的染病，而归依上帝，浴圣母的慈恩，那她的喜悦就没有比此更大的了”，小说勾画出一位充满爱心的牧母形象。

郁达夫这些作品中的受难者形象，都是些病态恹恹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弱者形象，是沉沦在悲苦地狱中的受难者，他们在共同的命运下，向永远的灭亡前进，在拯救者的拯救中，这些受难者多少获得了一些慰藉。

与许地山、冰心、庐隐等作家相比较，郁达夫并没有他们丰富的宗教经历，他只是有过两次进入教会学校的经历，１９１２年９月，郁达夫进入基督教美国长老会办的之江大学预科学习，在两个月的学习生活中常常要参加学校的祷告、礼拜等。

郁达夫后来回忆说：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

《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的礼拜。

礼拜完后，自然又是祷告，又是查经。

１３］（Ｐ３０）１９１３年２月，郁达夫进入了基督教浸礼会的蕙兰中学，在３个月的学习生活中，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熏陶。

郁达夫后来回忆说：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从不可测的地方开展来的；中途从那一所教会学校退出来的我们，按理是应该额上都负着了该隐的烙印，无处再可以容身了啦，可是城里的一处浸礼会的中学，反把我们当作了义士，以极优待的条件欢迎了我们进去。

这一所中学的那位美国校长，非但态度和蔼，中怀磊落，并且还有着外国宣教师中间所绝无仅见的一副很聪明的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