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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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
■杨剑龙
郁达夫的小说《南迁＞、《胃病＞、《马缨花开的时候＞都有着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同病相怜之爱的情节、寻求爱而不得的悲哀结局、寻求基督的慰藉摆脱苦恼，成为这些作品的一种倾向。

这些小说塑造了受难者、拯救者两类具有宗教意识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郁达夫两次进入教会学校的经历、具有基督教色彩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对其小说的悲剧基调、忏悔色彩、拯世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郁达夫；基督教文化；小说创作
【中圈分类号】１２０７．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８）１０—００９４—０５
杨剑龙（１９５２一），男，教育部入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重点学科都市文化学成员、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学、文艺学研究。

（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总之我们是沉沦在
悲苦的地狱中的受难者，
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
在共同的命运底下，
向永远的灭亡前进！
——郁达夫《（茑萝集）献纳之辞》“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有不少作家的创作中流溢出浓郁的宗教色彩，尤其充满着基督教文化的意味，无论是许地山、王统照、冰心，还是郭沫若、张资平、庐隐，他们都有一些作品或描写基督徒的生活，或揭示教会中的阴暗面，从而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文学现象。

郁达夫的小说《南迁》、《胃病》、《马缨花开的时候》都有着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或写基督徒养病期间的遭遇，或写胃病患者漫步教堂的感受，或写教会医院里９４砑面病人与牧母的交往，在写教徒、教堂、教会医院的故事中，使这些作品具有宗教色彩，在主人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的生活遭际中，表达人物追求中的悲哀与伤感，突出了“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１１】（Ｐ１４９）本文将通过分析郁达夫小说与基督教的关系，来探讨其小说的宗教意味。

钱杏邮将郁达夫初期创作思想概括为黄金、爱情、名誉三种欲望，认为郁达夫初期创作的“沉沦时代”，“这些差不多完全是描写青年的性苦闷，把青年从性的苦闷中所产生的病态心理，变态的动作，性的满足的渴求，恶魔似的全部表现了出来，完成了青年的性的苦闷的一幅缩照”【：脚）。

与《沉沦》集中的《沉沦》、《银灰色的死》相比较，《南迁》、《胃病》、（－５缨花开的时候》并不将主要笔力
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
置于对主人公性苦闷的描写，而更多地描写人物对于真情的追慕，鲜有对病态心理、变态动作、性饥渴等方面的描写，而具有了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同病相怜之爱是这些作品相近的情节，在人物病态中获得怜悯与同情，在相类似的病情中获得对方的怜爱，在惺惺相惜中加深相互的了解。

《南迁》中的中国留Ｅｌ学生伊人为日本妇人所骗身体每况愈下，他说“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

一位西洋宣教师介绍他去房洲半岛上养病，在一位热心的基督教徒英国人Ｃ夫人的圣经班唱诗祈祷。

他与在此养病的女学生０同病相怜，并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他去探望病笃发烧的０，后来自己也伤风发烧躺在医院里。

《胃病》中的“我”到神田的Ｋ医院看病，与“我”一样受了专制结婚之害的Ｋ君，“现在正在十字架下受苦”，他们一同到医院附近的俄国教堂尼哥拉衣堂散步，甚至在教堂钟楼顶有跳下情死之想。

《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我”，因病住进了天主教会的慈善医院，受到了医院白帽子牧母的精心照料，甚至因老家都在遥远的北京西城而心心相印。

在冷漠的处境中寻觅同病相怜，在同病相怜中摆脱精神的苦痛，成为这些作品相近的情节结构。

在这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总处于困境之中，寻求爱而不得成为这些作品的悲哀结局，在种种阻碍或磨难中，主人公寻求爱却总是难以如愿，这使这些作品总萦绕着一种悲哀的气氛。

《南迁》中的伊人来到房洲半岛上养病，与美丽文静的０同病相怜，他们一起散步聊天。

他去探望病笃的０，却在自由说教时为Ｋ恶语中伤，讥刺他是“想与女教友交际交际才去信教的”，这使他十分愤懑并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在寒夜里受风寒而感冒，在医院的病榻上苦苦挣扎。

《胃病》中的Ｋ君“也和我一样，受了专制结婚的害，现在正在十字架下受苦”，同寓的Ｗ君为病院中捧读《宝石的梦》的女孩而痴迷，却成为单恋的梦。

《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我”与照料他的牧母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牧母却被调离了医院，留下“我”无限的悲伤。

想爱而不得、求爱而不成，成为这些作品情感的基本基调。

郁达夫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病人，除了身体的病态外，他们大多处于精神困境中，寻求基督的慰藉以摆脱精神的苦恼。

《南迁》中的基督徒伊人受到教友Ｋ的讥刺，他以《圣经》中“心贫者福矣，天国为其国也”安慰自己，他阐释说：“精神上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耶稣所受的苦，也是精神上的”，“他们在这堕落的现世虽然不能得一点同情与安慰，然而，在将来的极乐国定是属于他们的”。

《胃病》中的“我”将书送给英国的牧师朋友，想象着自己的宗教丧礼，当他“觉得冷寂得不堪”时，“就跑上教会堂去”。

他与Ｋ君一起去俄国教堂尼哥拉衣堂去散步，甚至登上钟楼顶提议“我们就跳下去寻个情死吧”。

《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我”在医院得到牧母无微不至的照料，她期望“我”因病而皈依上帝、沐浴圣母的慈恩。

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主人公总是为基督教精神所感染，他们在精神困境中，宗教便成为作品中人物精神的避难所。

在郁达夫的这些作品中，塑造了一些有基督教意识的人物形象，使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基督教色彩。

在这些作品中，具有基督教意识的人物大致可分为受难者、拯救者两类，前者大多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南迁》中的伊人、《胃病》中的“我”、《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我”。

这类人物具有自传的色彩，他们与郁达夫本人有不少相近之处，他们多为中国赴日本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处境中因弱国子民的身份而倍感孤独，他们因受到种种磨难而罹病，因病而精神处于更为孤寂中，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他们期望通过某种方式获得精神的慰藉，却常常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之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南迁》中的伊人，他的父亲早逝，为家庭而奔忙的母亲“竟变成了一个半男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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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０
女的性格”，缺乏母爱的他“渐渐变成了一个厌世忧郁的人”。

到了日本留学后，他的性格更加孤僻了，常常独自在寓室里沉思默想而不与别人往来。

“他所读的都是那些在人生战场上战败了的人的书”。

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他受到了房东女人Ｍ的诱惑，后来却被Ｍ所抛弃，尝够了失意的苦杯，成为“失望伤心到极点的神经过敏的青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在西洋牧师的介绍下，他来到房洲半岛基督徒Ｃ夫人处养病。

“可怜他自小就受了社会的虐待，到了今日，还不敢相信这尘世里有一个善人。

所以他与人相遇的时候，总不忘记警戒，因为他被人欺得太甚了。

”他与其他教友一起在ｃ夫人家的圣经班祈祷，结识了也在此养病学钢琴的女学生０，在同病相怜中相互之间有了好感，他深深地爱慕着她，他去探望卧病的０，却遭到Ｋ的嘲弄攻击，他以“心贫者福矣，天国为其国也”来宽慰自己，却因受寒感冒发烧被送进医院。

作品塑造了这个处于精神困境中的留日学生形象，孤僻、忧郁、自卑、懦弱，却渴望获得同情、怜爱，成为这些“悲苦的地狱中的受难者”的性格特征，这个处于人生窘境中的中国留学生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南迁》中的基督徒Ｋ是一个被针砭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表达了郁达夫对基督徒中势利小人的讥刺。

近视眼的Ｋ‘‘头发长得很，同狮子一样的披在额上，带着一双极近的钢丝眼镜，嘴唇上的一圈胡须长得很黑，大约已经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他说着不通的英语，他准备进神学校去，每天到了半夜三更叫唤着上帝，有时赤足赤身地在雨天里淋雨，在房间里脱光衣服头朝下脚向上拿大顶，这成为他修行的方式。

他心里喜欢女学生０，０却将他视为糊涂虫，他嫉妒伊人与０的接近，嫉妒伊人去探望病中的０，便在自由说教的时候跳上坛发表攻击伊人的话语：“我们东洋人不行不行。

我们东洋人的信仰全是假的，有几个人大约因为想学几句外国话，或想与女教友交际交际才去信教的。

”在Ｋ的身上，小说揭示出某类教徒的居心叵测、言行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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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作品中，郁达夫还刻画了一些拯救者的形象，他们以其热诚的心帮助关怀受难的人们，尤其在精神上给予受难者以关爱，将基督的光照耀在他们的身上。

《南迁》中的基督教徒ｃ夫人、《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牧母都是拯救者形象。

英国人Ｃ夫人是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她与丈夫曾经在中国做过医生，丈夫逝世后，５０多岁的她一个人住在房洲半岛的海边，有宽大的房子，接待到此养病的人们。

Ｃ夫人常常出去传道，并在家中设圣经班做祷告、唱赞美诗，虽然她被Ｂ君称为是有名的吝啬家，但她总是关心着病友们的病情，她叫了医生来诊断伊人的病情，并将他送进北条病院去治疗，并在病榻前陪伴着病笃的伊人。

虽然，小说中对于Ｃ夫人的刻画笔墨不多，但是却勾勒了一位热心基督教徒的形象。

《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牧母是天主教会慈善医院的护士，有一张长圆鹅蛋脸的她细心地照料着病人，认真地微笑着为病人把脉量热度，并常常陪伴病人“我”散步，成为“我”的“一种无上的慰藉”，她让厨子特别为“我”的膳食留心，甚至将她自己的菜蔬递送给“我”吃，在她被凋离去香港的病院服务后，她捎信给“我”，再三叮嘱“我”好好养病，“静想想经传上的圣人的生活”，甚至她在信上说“若我能因这次的染病，而归依上帝，浴圣母的慈恩，那她的喜悦就没有比此更大的了”，小说勾画出一位充满爱心的牧母形象。

郁达夫这些作品中的受难者形象，都是些病态恹恹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弱者形象，是沉沦在悲苦地狱中的受难者，他们在共同的命运下，向永远的灭亡前进，在拯救者的拯救中，这些受难者多少获得了一些慰藉。

与许地山、冰心、庐隐等作家相比较，郁达夫并没有他们丰富的宗教经历，他只是有过两次进入教会学校的经历，１９１２年９月，郁达夫进入基督教美国长老会办的之江大学预科学习，在两个月的学习生活中常常要参加学校的祷告、礼拜等。

郁达夫后来回忆说：
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
了又是一篇祷告。

《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
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
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的礼拜。

礼拜完
后，自然又是祷告，又是查经。

１３］（Ｐ３０）
１９１３年２月，郁达夫进入了基督教浸礼会的蕙兰中学，在３个月的学习生活中，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熏陶。

郁达夫后来回忆说：
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从不可测的地方开展来的；中途从那一所教会学校退出来的我
们，按理是应该额上都负着了该隐的烙印，
无处再可以容身了啦，可是城里的一处浸礼会的中学，反把我们当作了义士，以极优待
的条件欢迎了我们进去。

这一所中学的那位
美国校长，非但态度和蔼，中怀磊落，并且还
有着外国宣教师中间所绝无仅见的一副很
聪明的脑筋。

【３Ｊ（Ｐ３１’
虽然，郁达夫并未皈依基督成为教徒，但教会学校的生活，多多少少对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诸多外国文学作品中都有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卢梭、但丁等具有基督教情怀作家的创作也影响着郁达夫的创作。

从创造社的社名、刊名等，都可以见出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创造”，还是“洪水”，都可以看到《圣经》故事与意象的影响。

郁达夫给刊物写创刊词也洋溢着宗教的意味。

他在《（创造日）宣言》中说：
不过我们不要想不劳而获，我们不要把伊甸园内天帝吩咐我们的话忘了。

我们要用
汗水去换生命的日粮，以眼泪来和葡萄的美
酒。

我们要存谦虚的心，任艰难之事。

我们正
在拭目待后来的替民众以圣灵施洗的人，我
们正预备着为他缚鞋洗足。

现在我们的创造工程开始了。

我们打算接受些与天帝一样的新创造者，来继续我们
的工作ｏ［Ｉ］（Ｐ２ｓ８）在这篇宣言中可以看见出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从上帝的创世纪中获得启迪，以天帝的话语为座右铭，强调创造的艰难与艰辛，提倡存谦虚的心、任艰难之事，崇敬替民众以圣灵施洗的人。

从总体上看，基督教文化对于郁达夫小说的悲剧基调具有一定影响。

人们将基督教文化视为一种罪感文化，基督教认为人类的始祖背叛了上帝，因此人生下来就有罪，人们应该在对于人类罪孽的反省悔悟中靠拢上帝、获得宽恕。

这种罪感文化的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郁达夫的审美观念，使他具有偏于感伤的审美心理。

郁达夫认为：“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Ｉｌ】（Ｐ１５３），他赞赏感伤主义的审美情趣，将感伤主义视为“文学的酵素”，认为“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去了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４１他欣赏李后主亡国之声的哀婉，怜惜黄仲则病榻独夜的凄凉，称赞道生忧郁的诗是最优美的抒情诗，把华兹华斯的感伤诗看作是最爱读的作品之一。

他推崇解剖自己孤独忧郁内心的佐藤春夫的小说，说史托姆的带有浓厚感伤情调的小说“篇篇有内热的，沉郁的，清新的诗味在那里”ｂ１。

他认为：“悲哀之词易工……悲哀的感染，比快乐当然更来得速而且切”，“悲剧比喜剧偏爱价值大”【６】。

在《南迁》中，伊人为房东女人Ｍ诱惑后抛弃、与女学生０同病相怜而为人讥刺、受寒感冒发烧在病榻上奄奄一息；《胃病》中“我”患病到医院就诊，受到专制婚姻的迫害而在十字架下受苦，甚至想在教堂的楼上跳楼自杀；《马缨花开的时候》中“我”因病住进教会医院，受到牧母护士无微不至的关照，牧母却被调离了医院，这些都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感伤色彩与悲剧意味。

虽然，郁达夫对于感伤主义的接受与欣赏大多来自于外国文学，但其中也可看到基督教文化的濡染，这使其创作洋溢着感伤的色彩、悲剧的意味，其小说中的主人公要么在异国他乡备受欺凌，要么回归祖国踏人一个没有栅栏的牢狱，人物或在情感的困境中走上绝路，或在穷困潦倒中走投无路，感伤成为郁达夫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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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０
情感基调，悲剧成为郁达夫小说的审美特征。

基督教在认定人类的罪孽的基础上，指出只有不断忏悔，才能获得宽恕，才能进入天国，向上帝忏悔便成为基督徒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

李欧梵指出：“郁达夫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驱妖，通过向想象中的听众揭露的办法来赶走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恶魔。

忏悔是他净化自己感情的手法；当他把所有的弱点都暴露以后，他会感到好过的。

”【’Ｊ㈣㈣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郁达夫小说大多具有浓郁的忏悔色彩，主人公常常在不断自省中忏悔，在长吁短叹中反躬自问自谴自责，或忏悔其在勾栏中对妓女的欺凌，或忏悔其对于弱者怜悯中的无能为力，或忏侮其自虐自渎的颓唐软弱，这形成了郁达夫小说的一种基本的叙事模式。

在《南迁》中伊人以忏悔的心态回溯与房东妇人Ｍ交往的经过，以忏悔的口吻讲解“心贫者福矣”的经文；《胃病》中生胃病的“我”以忏悔的Ｅｌ气讲述其新娶的女人的苦楚，讲述自己为专制婚姻迫害的苦楚。

基督教这种忏悔的礼仪成为郁达夫小说的一种叙事方式，构成其自叙传小说风格的一种因素。

在基督教文化中，基督是人类的救世主，他以自我的牺牲拯救世人，以自身的痛苦承担人类的苦难。

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郁达夫，在他的小说中常常见到浓郁的拯世意识。

《南迁》中的伊人看见挤上电车的劳动者，便对于他们产生了同情：“这些可怜的有血肉的机械，他们家里或许也有妻子的。

他们的衣不暖食不饱的小孩子有什么罪恶，一生出地上，就不得不同他们的父母，受这世界上的磨折！……劳动者呀劳动者，你们何苦要生存在世上？这多是有权势的人的坏处，可恶的这有权势的人，可恶的这有权势的阶级，总要使他们斩草除根的消灭尽了才好”，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拯世意识。

《南迁》中的ｃ夫人不仅关心着教徒们的生活，更关心着他们的灵魂，在她家中设圣经班做祷告唱赞美诗，期望拯救他们的灵魂。

《马缨花开的时候》中慈善医院的牧母对于患病的“我”无微不至的照料，从生活、精神上都给予关心，充满着基督教的拯救意味、博爱色彩。

在郁达夫的其他小说中也常常有这种情景，主人公对于不幸者落难者的同情怜悯，对于压迫者的憎恶愤懑，往往在心有余力不足中流露出救世者的无奈，却显现出牺牲自我拯救他人的意识。

１９３３年，邹啸在他编辑的《郁达夫论》的序言中说：“郁达夫先生的名，将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永垂不朽，无论评者是怎样的称誉他，或是指摘他，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他那独特的作风早已经表示出他将屹然地存在。

……虽然他受到别人的影响，也影响到别人，他还是有他独特的作风。

我们看他的作品，即使掩了他的名字，还是可以知道是他的，不是别人的。

”…（Ｈ’郁达夫小说抒情感伤的风格，或多或少与其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关，虽然，他并未有许地山、冰心那样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之深，但基督教文化也成为郁达夫所受到异域文化影响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１】郁迭夫．郁迭夫文集（第７卷）【Ｍ】．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
【２】邹啸编．郁达夫论【Ｍ】．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７．
【３】曾华鹏．郁达夫自传【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４】都达夫．敝帚集【Ｍ】．上海：北新书局，１９２９．
【５】郁达夫．施笃姆【Ｎ】．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１５号）．１９２１—１０一０１．
【６】郁达夫．炉边独语【Ｎ】．申报·自由谈．１９３３—０１—１８、１９，
【７】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Ａ】．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下）【Ｃ】．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５．
【责任编辑：龙迪勇】
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
作者：杨剑龙， Yang Jianlong
作者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200234
刊名：
江西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JI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8，""(10)
被引用次数：0次
1.郁迭夫郁达夫文集 1983
2.邹啸郁达夫论 1987
3.曾华鹏郁达夫自传 1996
4.都达夫敝帚集 1929
5.郁达夫施笃姆 1921
6.郁迭夫炉边独语 1933
7.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 1985
1.学位论文上官彦刚早期创造社与基督教文化2000
基督教文化作为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异质存在, 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文试图对早期创造社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期更为全面地理解创造社作家及其创作.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揭示创造社作家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渊源所在.第二部分对创造社作家创作中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情况进行归纳.第三部分从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角度入手,揭示了创造社作家群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最为深广的原因所在,认为这种影响是形成创造社作家浪温主义特色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文章认为,早期创造社从思想到创作都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基督教文化大大丰富了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作品的思想内涵,更成为作家主体精神构架的重要一维.
2.期刊论文于宁志郁达夫小说中的"忏悔情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23(1)
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存在着强烈的忏悔意识.郁达夫的忏悔意识不是纯粹宗教意义上的忏悔,它不是发端于原罪,而是指向具体的个人生活.同郁达夫的小说风格一样,他的忏悔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忏悔情绪与真率、清新的抒情风格相联系,还体现着作家的创作意图.郁达夫在小说中不断地忏悔,自我谴责,既与充满矛盾的动荡时代有关,又与作家纤敏的情感、柔弱的性格和自我表现的坦率的气质有着密切联系,还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制约.
3.期刊论文于宁志.YU Ning-zhi郁达夫小说中的"忏悔情绪"-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存在着强烈的忏悔意识.郁达夫的忏悔意识不是纯粹宗教意义上的忏悔,它不是发端于原罪,而是指向具体的个人生活.同郁达夫的小说风格一样,他的忏悔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忏悔情绪与真率、清新的抒情风格相联系,还体现着作家的创作意图.郁达夫在小说中不断地忏悔,自我谴责,既与充满矛盾的动荡时代有关,又与作家纤敏的情感、柔弱的性格和自我表现的坦率的气质有着密切联系,还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制约.
4.学位论文苏树杰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2008
忏悔意识根源于基督教文化的“原罪”理论。

忏悔是一种道德自觉，灵魂自律，良心发现；更是一种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

在文化转折之际，中国现代作家形成了浓郁的忏悔意识，在民族启蒙和灵魂救赎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

首先，要认清中国现代作家忏悔意识形成的文化语境。

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那么就要对西方文化中的忏悔传统进行厘清。

虽然儒家的内省意识不同于忏悔意识，分属两种文化，但它也渗入到现代作家忏悔意识的形成过程中。

既有西方忏悔的风格和深度
，又有儒家内省的痕迹，这就是中国现代作家忏悔意识的鲜明特征。

其次，由于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大多数现代作家都流露出或明或暗的忏悔意识。

但鲁迅、郁达夫、巴金和曹禺是最具忏悔意识的作家，他们的忏悔最浓烈和最具深刻性。

四位作家在拯救民族，救赎灵魂的忏悔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鲁迅是位深刻的智者，他既善于剥离传统文化的阴暗，又善于剖析审视灵魂的丑恶，所以，称为“自剖式忏悔”。

郁达夫和巴金都受教于卢梭门下，接受了法国忏悔意识的传统模式。

郁达夫通常在赤裸裸的暴露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巴金则在激情的控诉中表达对封建专制的痛恨，所以，分别称之为“暴露式忏悔”和“控诉式忏悔”。

曹禺是一位拷问人性的大师。

他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往往在神性之位上审视人性的丑恶，人性在神性的烛照下得到完善。

所以，称之为“救赎式忏悔”。

最后，中国现代文学由于受忏悔意识的影响，走出了传统文学的窠臼，形成了新的美学风格。

由于现实环境的转变，忏悔意识并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相反忏悔意识还沦为屈服罪恶的方式。

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到人格的独立性，并开始反思罪恶，进行忏悔，救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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