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散文善辩色彩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在理想、授徒与周游列国的经历上与孔子颇有许多相似之处。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列国纷争，刀刃相见，战乱不息，社会风气唯利是图，名利欲望泛滥成灾，道德伦理沦丧殆尽。作为思想家的孟子，在中年后期，怀着忧国忧民和宏图抱负，周游列国，宣扬‘性善’、‘仁政’、‘民贵’、‘内贤外王’的王道思想，欲以此拯救人民和社会，匡扶正义，然而在战乱纷争的乱世，他的学说不被统治者所接受，于是晚年后的“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

孟轲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合著而成的《孟子》，因孟子在先秦时“跟当时大多数失败的游说之士一样，没有人注意他(6)”，以至于此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不被重视而幸免于难。“大黄金时代结束后，被儒家学派尊为经典之一，孟轲才被人记起来，而且尊奉到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的地位(7)”。后来学者们在研究先秦学术时，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哲学文学，或者是农业工商，没有不去接触《孟子》的。他是诸子散文中的重要典籍之一，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犹如一颗特别灿烂耀眼的明星，闪烁在众星之间。孟子这位光彩夺目的儒家思想学说的集大成者，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由于他倡议的是一个国泰民安、以理以德服人的封建民主社会，所以孟子是封建统治者顶礼膜拜的圣人之一。“孟轲卓越的贡献在于他强调经济成长的重要性，认为经济衰退，道德即跟着衰退；道德衰退，社会秩序即不能维持，国家即受到伤害。政府和君主的第一桩重大的责任，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如何使人民安居乐业，孟轲提出“仁政”，他主张尽量少用刑罚，尽量减少赋税，使人民安息。他厌恶他所处的战国时代，希望回到古时候儒家学派所称颂的伊祁放勋和姚重华时代(8)。”后世学者对于孟子是赞扬的，韩愈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9）。”

《孟子》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10)。”他“善设机巧，引人入彀，先纵后擒，使人无法躲避（11）。”“他用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有时竟弄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12)”。这样辩才无碍的学者，是颇有战国策士之风的。他用“譬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13)”。“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简单的、一般的，而是复杂的、多样的。举其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14)。”所以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15)。”“此外，《孟子》的文章语气极为逼真(16)。”“大都接近口语，十分生动而有风趣(17)。”孟子就是用这些大量的论辩来完成他的理想主义的阐释的。

“好辩”的色彩是《孟子》的突出特点，他的好辩是建立在他的“仁政”、“性善”之上，理大而言顺，加上孟子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旁征博引，善用现实中的浅显之事作比，故有“善辩”之论。但孟子自己说他“予岂好辩？予不得已也(18)。”孟子好辩，在他理直气壮、有大道、明事理的条件下，“成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说“我知言，吾善养浩然之气。”是因为“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辞，以承三圣者(19)。”他是用言说来传载自己的思想。“孟子口才之雄辩，即使在其书面语言的表达上也充分体现出来。孟子的文章，语言生动、个性鲜明、流畅犀利、气势磅礴，这使得《孟子》一书在中国文学史有很高的地位(20)。”“就事论事，无论从逻辑推论、语言技巧、判断能力、应变策略诸方面看，孟子都称得上是一个辩论高手(21)。”“孟子‘好辩’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与人讨论、政治游说、思想争辩等(22)。”可见孟子的确是一个善言的行家。

《孟子》散文“善辩”的最大的特色是文章的气势。“磅礴、苍健、雄辩滔滔、富有力度是孟子文章气势的基本特征。这样的气势，既是百家争鸣、诸子横议、政治空气较为自由的特定的产物，又是孟子鲜明的性格特征的表现(23)。”孟子对现实的批判，就像是挥戈舞合剑，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例如他批判宣王的统治，穷追猛打，步步紧逼，最后竟逼问得齐宣王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24)。”但是，由于孟子的犀利言辞的深处凝聚着一

股爱民的情感，所以“孟子散文的锋芒总是显得凝重而沉厚(25)”。“孟子素以好辩著称，他的论辩对象主要是诸家学派。这些诸子在当时都是有理论、善言辞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论战比同诸侯谈话要困难得多，必须以精辟的思维，切中要害，才有可能取胜(26)。”孟子往往能十分准确地抓住对方致命的弱点，给以猛烈的一击。这些特点表现在文章中就形成了雄辩滔滔、刚劲犀利的气势。

孟子的散文论辩色彩，通过其“善辩”的堂堂之陈，正义之旗，让其真理成竹在胸，万物苍生，雨露滋润，舍我其谁！对于孟子的论辩技巧，我们结合《孟子》一书的典型例子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取譬设喻，富于形象化。

《孟子》善于取譬设喻，用富于形象化的语言说理叙事，是孟子散文的一大特点。在诸子散文中，运用譬喻较多的首推庄子和孟子。孟子的譬喻不仅使文章增色生辉，而且极为后人所推重，这些幽默生动、妙趣横生、寓意深刻的譬喻以其极强的生命力活跃在现代语言中，对丰富语言的形象性，促进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运用譬喻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是根据谈话的不同对象、不同内容而设喻，不拘一格，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颇具匠心，所用比喻对其所比之事、所说之理起到烘托深化的作用。例如：“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27）”在这里孟子用山间小路喻一个人的求道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坚持，不能专一，人的心也会被堵塞。再如“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28）”。在这里，孟子为了提出他的著名的四端说——仁、义、礼、智，用水火作比，来说明凡是具有这四个开端的人，要是知道把它们都扩充起来，那就会像火刚开始点着，泉水刚开始流出一样。如果能够扩充它们，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去扩充它们，那就连自己的父母也无法奉养。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寓意也很深远，至今仍有不小的启发作用。

第二，孟子常用一些看似离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比喻来强化自己的议论中心，吸引谈话对象的注意。例如千古名句“‘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29）”南怀瑾说“孟子引用这种譬喻，粗看起来，很像一个童话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内涵很深。这正是孟子暗示齐宣王，你有此权能，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只是你肯做不肯做而已。以你现在的国力和所处的政治环境而言，并不是没有推行王道政治的能力，就像不愿为长者折枝一样，是你不肯去实行，而不是没有实行的能力（30）。”在这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看似荒诞怪谬，古怪离奇的比喻，把抽象的“行仁政”的道理形象化，把复杂的事理说得非常简单明了。

第三，孟子还善于用一些完整的故事设喻。这些比喻故事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很强的文学性。例如众所周知的“揠苗助长（32）”的寓言，全文没有直接的讽刺之辞，然而却使人闻到了极浓烈的辛辣味道。孟子告诉我们世上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实在很少。那些认为培养工作没有好处而放弃的，就是不锄草的人；那些不按照规律硬去帮助生长的，就是拔苗助长的人。这非旦没有好处，还害了它们。孟子借此来解说他的“浩然之气（33）”如果能“直养（34）”的话，它就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如果心有愧疚，它就会变得软弱无力。这种比喻将深奥的政治哲学融入浅显的故事中，让人产生顿悟的感觉。

第四，孟子熟读《诗经》，他不但引用其中的经典名句，还借用《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欲言此物，先喻彼物”。如“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35）在这里，孟子借用“风”与“草”之比说明，一切事情取决于自己，本人意志、信心具有很大的作用。再如“饥者甘食，渴者甘饮（36）”。许登孝说“孟子借饥渴为妙喻，教人清心少欲，方能安贫乐道。人的内心不以贫贱之故而动其心，而能忍情节欲，保持其清心明理的本性，就能做到守正远邪，不为苟求之事；虽富贵不如人，亦不会忧心忡忡。（37）”在

这里孟子用身体会受外界的影响而偏离正常感觉为兴，来比喻人心也会因受外界影响而偏离其正常的状态，在维持本善之心，这便是儒者的良心了。二者交相辉映，浑然天成。

二、巧设机关，引人入圈套。

孟子一直在设置一个“陷阱”，这个陷阱里装的东西是孟子奉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学说思想，是推行仁政，讲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孟子为了这个“陷阱”的设置，他正如一名高明的猎手，对于他所要捕获的猎物，他早已成竹在胸，他在难以驯服的猛兽的必经之路巧设机关，布下陷阱，引其进入圈套，然后让猎物在圈套里摇尾乞降。战国七雄之间的兵戈相见，对于欲以扩张土地统一别国的野心的君主，孟子用他“民贵君轻”的儒道思想，旁敲侧击地让这些国君们行仁道，做明义之君，用他善辩的言辞，在与国君们对口舌之阵中，让其理屈词穷，甘败下风，这和孟子的论辩陷阱设置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从三个方面论述：

其一，《孟子》全书在与梁惠王的短短五节言论中，机关的巧设正如一篇构思精妙的散文，天衣无缝，使初出游说的孟子一鸣不凡，成为轰天绝响，充分表现了一个儒家的风范。梁惠王在第一次与孟子见面时，对孟子是不礼貌的，他不称姓名，直称“叟”，这是“不表示尊重（38）”，并且急功近利，首先问孟子“利”的求得。孟子不慌不忙，引其进入圈套，娓娓述道，抓住梁惠王的心态，让“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响，每谈一次话，态度就好转一次（39）。”经过“利义（40）”之辩和“谈享受（41）”之后，在他们第三次谈话中，梁惠王用未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对待老百姓，问孟子他的国家为什么人数不见增多，孟子说只要你认真实行“仁政”，那么天下的百姓自然会来归顺于你的。在这里，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42）”的战争譬喻反问梁惠王，“等于设了一个圈套，先把梁惠王套住，这是他谈话技巧的高明，如果写文章，则是一种有层次，设伏笔的手法。由此足见孟子这个人不是后世一些腐儒所说的那样迂阔（43）。”然后孟子提出了实用仁政的办法“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44）”“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颂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45）。”到了第四次谈话，梁惠王便虚心地向孟子请教治国方略。在这里，孟子以问代答，循循善诱，用话扣住惠王，最后尖锐指出：惠王治国根本没有做到“为民父母行政”的标准，反而有“率兽而食人”之弊，不关心民众，只知道享受。孟子用孔子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也乎”作比将梁惠王引入“仁政”的“陷阱”之口。在最后一次谈话中，梁惠王讲述家史由胜至衰，他将报仇雪恨，故向孟子请教。孟子直接敞开了“陷阱”的口袋迎接惠王，他回答，主张“施仁政于民（46）”只有这样才能“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47）。”达到“仁者无敌（48）”的境界。正当孟子用“仁政”的思想成功地虏获了惠王，可是惠王死了，对于“望之不似人君（49）”的襄王，孟子浅尝而离去。

其二，同样为了虏获到齐宣王为民行“仁政”，孟子同样也为他张罗了一张智慧之网。孟子包容“好货（50）”、“好勇（51）”、“好色（52）”的齐宣王，顺着他的脾气来，南怀瑾说“孟子注重教化，但绝不是一个迂阔的人。”他比喻说“齐宣王善打太极推手，把不喜欢听的东西马上推开。而孟子则以‘打蛇贴棍上’之法，顺着你来，即使你齐宣王再有其他借口，孟子照样可以对付（53）。”但对他羡慕祖宗“霸业”避而不谈，因为孟子要将齐宣王引入“仁政”的大网里，而不是凭借武力，大开杀戮的霸王之业，在广为招贤纳士引进各门学术思想的齐宣王的“稷下学宫（54）”之中，要说服宣王是有很大的难度的。但是孟子却不畏强权，让宣王理屈词穷，其中论辩的过程是很精彩的。摘录一段文字如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55）。”在这里孟子是要让齐宣王说：“如果一个国君不称职，那么就撤掉他！”可是一心要行霸业的宣王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

从而掉进了孟子的仁政的大网之中。

其三，在“百家争鸣”的战国中期，诸子各言其说，互相排斥抵触，孟子为了宣扬儒家思想，与各派相论辩，在论辩过程中，孟子利用陷阱设置，引人入圈套，打败了自己的反对者。其中与农家学者许行的学生陈相的辩论，对陈相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56）”，孟子采取层层追问的方式，将陈相逼到悬崖上，陈相的“否，以粟易之（57）。”之言，让自己掉进了孟子的语言陷阱里。孟子指出陈相理论的内在矛盾，强调了随社会发展产品交换，出现社会分工的必然性，从而得出“劳心”与“劳力”（58）分工的著名论断，他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思想。而孟子与墨家的告子的“性善”之辩，充分显示了孟子的“善辩”天才，他将巧设机关的技巧运用到了极至。告子的“生之谓性（59）”指人之初性是相同的，没有善恶之别。孟子先以“白之谓白”来比“生之谓性（60），”然后又以“白羽”、“白雪”、“白玉”（61）之白来问是否相同；告子没有明白孟子的真正用意，即没有分辩三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所以贸然同意，上了孟子的圈套。孟子马上抓住了告子的错误，用犬、牛也是生而有禀性，难道与人性也一样吗的逼问，使告子陷入了被动。而对于“义”的理解，告子是凡事物的性质是这样而我的认识也是这样，那就是“义”，如“彼长而我长之”、“彼白而我白之”，这是事实判断，所以是外在的。但孟子理解的“义”是“四端”说的“羞恶之心”，那是价值判断，必须是内在的。徐洪兴说“本来两人是各说各的，但是孟子的论辩技巧高明，把辩论引向了纯讲价值判断的‘长人之长’一点上，而不去谈‘白马之白’，‘白人之白’这些事实判断的问题。告子也不明就里地跟着去讲什么‘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这就落入了孟子的‘圈套’（62）”。在这里孟子的陷阱设置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从正面去申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抓住对方的弱点，改变对方的概念等方法来取得主动的。这正是孟子的高明之处。

对于“食色性也”之辩，钱穆说“朱子曰：‘饮食男女固出于性，然告子以生为性，则以性为止于是矣。因此又生仁义内外之说，正与佛家言以作用为性，义理为障者相类。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使彼知义之非外，则性之不止于食色，其有以察之矣。’今按：此条即上引所谓偏全之异也。人苟知仁义之同为性，则以食色为性亦无害。又何尝要摒弃食色以见人生哉。窃谓朱子此一辩，亦可谓于发明孟子论性善有大功（63）。”在与告子的两辩中，都以告子辞穷而终。可见孟子在当时是以“好辩”中的巧设机关，引人入圈套而非难别人的人，据现在的七篇书看来，他真有点名不虚传。他不断地在和人辩，和淳于髡辩，和告子辩，和许行的弟子陈相辩，和墨者辩，和自己的门徒辩，辩得都很巧妙，足见得他对辩术的非凡研究。

三、注重论辩的逻辑性。

论辩的逻辑性，公孙龙“白马非马（64）”之辩，冯友兰说“‘马’这个字是表明一种形状，‘白’是表明一种颜色。表明颜色并不表明一种形状，因此白马非马。这个论辩强调的是‘马’、‘白’、‘白马’三个词的不同内涵。‘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且还具有一种颜色。由于这三个词内涵不同，因此白马非马（65）。”那么孟子论辩也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的，作为儒家理想主义的代表者，他说如果国君缺少领袖的道德品质，那么百姓有一种道德的权利进行革命。这时候，如果把国君杀掉，只是杀一个不义之人，不算“弑君（66）”。像这样的逻辑论述在书中颇多。

其一，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论证，前后论辩逻辑思维紧密相连。孟子在讲述一个人应该如何修养或做学问时，说“君子以道来深造自己，目的是要使自己把握道。自己把握了道，就能处于道而不动摇；处于道而不动摇，就能积蓄深广；积蓄深广，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使自己把握道（67）。”同样孟子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68）。”用“爱——敬——恭—

—有实”的逻辑论证，步步深入，达到自己的论辩效果。孟子的心性理论也是用这样的逻辑阐明的，他的逻辑顺序是“尽心知性——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修身立命（69）。”徐洪兴说这个逻辑“按孟子的观点，通过向内心的追求、思索，就可以把握人的善良本性，而把握了人的善良本性，那就是知道了‘天命’。而保持本心、培养本性，就能做到行事符合于‘天命’。‘天命’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长短难定，但不必怀疑，人只能尽力去做到‘知天’、‘事天’，即尽心、养性，这就是对‘天命’的基本态度，有了这种态度也就可以安身立命了（70）。”

其二，采用类比推理的逻辑方式，用孟子的话说是“凡同类者，举相似也（71）”。即根据对象某些属性的相同而推出其属性也相同的间接推理。孟子的“性善论（72）”的著名论证就是用这种方法。“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73）。”孟子以人的脚形相同而推出鞋的形状也相似；以人的味觉、听觉、视觉的相同而推出人心的“同然”。然而真正关键还在于“圣人与我同类”这一点上，而圣人又“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这个“同然”就是“理”和“义”；既然人心的“同然”是理和义，那说明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的；所以，人性是善的。徐洪兴说“孟子的这种论证方法，具有很强的精神感召力，往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如宋代大儒朱熹在他少年时代，读到‘圣人与我同类’之语而倍感振奋‘喜不可言（74）’（75）”。

其三，孟子的逻辑层递性，“就文章的风格说，论述精辟，语言精炼，具有极大的说服力、震撼力，充分体现了孟子的雄辩风格（76）”。在讨论民心向背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77）”的千古名篇里，具有很强的逻辑推理性。孟子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78）”，强调“道”的“得”与“失”，还在于强调“民”这个重点上，因为无论“天时”还是“地利”，终不及“人和”，因此这是孟子的一个“重民”思想的一个反映，他把人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正好击中了各国政治的要害。这其中包含的不少至理名言和强烈的逻辑论证，自古及今，其引用频率是相当高的，由此可见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四、讲究论辩的修辞方法，如对比、排比、对偶等，加强论辩的气势和论辩的表现力。

《孟子》使用的表达技巧、修辞手段也是多样化的，这对于加强文章的表现力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些修辞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和兴起的游士集团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形象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到“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兴起，及其特有的性格与实际的活动，描绘出知识分子与现实层面之间的交涉情形，可以清晰地凸现出孟子的道德勇气与抗议精神（79）。”

首先，我们来理解孟子对比手法的运用。第一，有古古之比，如“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80）。”将古代的舜与跖作对比，达到孟子的“无他，利与善之间也（81）。”的倡义斥利的论辩。这种对比，类同孔子“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82）”。第二，有今古之比，如在与齐宣王谈话中，将“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为小也（83）！”和“寡人（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以为大（84）。”作对比，展示了同一件事而引出的不同结果，以此来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娱乐本身，因为同样是娱乐，施恩惠于百姓的君主还是能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戴；使百姓困苦的君主得到的却是百姓的反感乃至唾骂。由此引申开去，能“与民同乐”的君主，也是能称王天下的。第三，有今今之比，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

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85）。”这是孟子阐述君臣关系的名言，他用排比加对比，用君臣不同遇合回报作比，“手足”对比“心腹”，“犬马”对比“路人”，“土芥”对比“寇仇”，“表明早期儒家思想绝对不是为帝王的绝对权力服务，而相反是处处要制约帝王权力的，只不过没有找到相应的有效的制约机制（86）。”第四，有物人对比，如“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

达（87）。”用“流水”和“君子”作对比，讲述境界的问题，人只有达到一定的层次才会有一定的境界，“圣人之道虽然宏大，境界甚高，却是有根基的（88）。”

其次，对于《孟子》中排比手法的挥洒自如，我们不得不佩服孟子“善辩”的思想沉厚，知识宏博。比如“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89）。”孟子用雄文滔滔的排比来说明“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就要端正人心，根绝谬论，反对偏颇的行为，驳斥荒谬的议论，这就是圣人的门徒（90）。”再如“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91）。”在这里，孟子讲的儒家修身原则“反求诸己（92）。”它强调的是，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检讨自己在哪方面存在着不足，然后加以改正，那样做事才会取得成效。孟子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93）！”的排比表现了他的凛然正气，再有“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闲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94）。”显得苍劲有力。

最后，对偶句式的运用在《孟子》散文中也是很常见的。比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95）。”孟子在这里用中国古代读书人守身处世的两种理想原则，体现了儒家的高尚节操。再如千古名句“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96）。”“生于忧患，死于安乐（97）。”“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98）。”采用对偶句式，简洁明快。

五、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相结合，相得益彰。

就事论事，无论从逻辑推论、语言技巧、判断能力、应变策略诸方面看，孟子的确称得上是辩论高手。他“好辩”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与人讨论、政治游说、思想争辩等，而这些表达，孟子将事实和理论论据相融会，水乳交融，互相补充，收到了很强的效果。

对于齐宣王伐燕之事，孟子的理论论据是“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99），”接着加上事实论据“古之人有行者，武王是也（100）！”作补充，然后再用理论论据说“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之（101），”又补上“古之人有行者，文王是也（102）！”作为实事论据，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来劝导齐宣王施行仁政，如果让燕国百姓高兴而吞并，就吞并他，其原因是让燕国之民免于穷困。反之，如果让燕民蒙受的灾难更深重，那他们就只好避走他方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103）。”后来齐取燕胜后，导致众诸侯谋救燕的急势，齐宣王向孟子求救策略，孟子便通过古时的事实论据“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104）。”来说明行仁政的必要性。然后在理论上的对齐王的预言“若（对燕）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105）。”孟子让齐宣王用“仁者无敌”的无形武器来化解眼前的急势，可是齐宣王在燕国却不行仁政，最终导致“燕人畔”，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从而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论证了孟子的预言的真实性，证明了孟子“善辩”的缜密准确。

从上面五点论述我们还可以看出，孟子的散文论辩特色不是在某一个点，某个面的单一论辩，而是许多论辩技巧综合统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种论辩的技巧相互渗透，完善统一，为孟子的儒家思辩作传载工具。这便体现了《孟子》散文的“善辩”的特点，体现了其中的感情充沛，语言犀利，明白晓畅，雄辩滔滔等诸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