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十七年时期的杂文和艺术性散文

浅谈十七年时期的杂文和艺术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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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十七年时期的杂文和艺术性散文

08041126凌晨

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时期文学一样，都处于一个畸形的状态，尽

管与文革文学相比，十七年文学显得略有空间发展，但还是被要求做“文艺的轻骑兵”，做时代政治忠实的“鼓手”和“号角”，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念。政治凌驾于文学性之上，成了当时文学发展最大的桎梏，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极大的盲从性，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中去，就造成了那个时期特定的文学风格，并不具备文学所应有的特性。

如果说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做出了一定贡献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些贡献与成就，大多数还是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等作品都是非常优秀的，还涌现出巍巍、姚雪垠、周立波等优秀的作家。但是，在散文方面，我们却很少看到有流传于世的作品出现。而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在作家们对“反右”斗争扩大化心有余悸的情况下，报告文学在当时占了绝对的优势，更导致了杂文和艺术性散文发展的艰难。

一、艰难复苏的杂文

似乎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犀利和针砭时弊著称的杂文，要发展是不可能的，而是理所当然地遭遇了冷落。杂文如果无力对社会的阴暗面和丑恶事物进行揭露与批判，那就无所谓生命力可言。但是，这个时期的杂文，还是经历了两次短暂的复苏。

第一次复苏，是1956年在《人民日报》改版的倡导下，各地报刊纷纷效仿，重新重视散文的创作。这时，夏衍的《“废名论”存疑》，

严秀的《九斤老太论》，叶圣陶的《老爷说的准没错》等作品成为名作；而徐懋庸和王任叔也作出了突出成绩。杂文的第二次复苏，是由《人民日报》副刊于1962年5月开辟“长短录”专栏而引起的。这一时期的杂文，以邓拓的《燕山夜话》为代表，针砭时弊，有的放矢地触及社会中一些现实问题与矛盾，结合了政治文化性质和鲜明的现实品格。

以《“废名论”存疑》为例，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产生是非常令人困惑的。文中抨击了建国以后为了“统一”，为了破除“旧时代的封建性”而把一些原本贴切而广泛被人们接受的名称改成编号的现象。文中举例道：“我设想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姓名，王十七，籍贯，第五盛第三十八县、第二二六乡??”

这种“废名”的风气在当时十分盛行，它把一切稍具个性与风格的地名、店名、校名等各种名称都看做是带有旧时代的封建性的，所以一概破除，掀起一阵“废名排号”之风。这样的现象出现在那个年代的那个氛围里可以说的正常的，一些以政治为标准，谁都不敢质疑一些敏感的政治现象，而这篇杂文却显得十分胆大，文中说到一些学校的名称被改成排号时说道：“让这个名字成为先后校友精神上的联系，我想，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会有什么害处吧。”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杂文对这样的现象提出质疑甚至是批判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在十七年时期，这样的批评就显得难能可贵，而在当时看来，则是一种冒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音调。因此，在第一次杂文复苏阶段，这类杂文的出现无疑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但可惜的是，并没有也

无法掀起杂文觉醒和发展的浪潮。

同样地，《燕山夜话》作为第二次复苏期的代表作品，在现在还是具有较高地位的。它犀利明快，机智幽默，熔思想性、知识性、文学性于一炉，是这个时期难能可贵的收获。有人说，邓拓是敢于说真话的人，他在这本杂文集中的某些观点，就连现在的当政者听了都要留下几把冷汗。的确，《燕山夜话》确实是一部难得的宝贵杂文，它敢于真实的抨击，敢于揭露真相，而且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

但是，在《燕山夜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迎合那个时代的声音。比如在《不怕天》一文中，作者在最后写道：“今天，只有我们又了马克思列宁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这才能够真正不怕天。”尽管这样的话在理论上并没有不贴切的地方，但是在现在读起来，难免让人有一丝不舒服，觉得作者还是刻意地去逢迎了某些东西。不过载总体上，《燕山夜话》还是代表了十七年时期杂文第二次复苏的成就。

二、卑躬屈膝的艺术性散文

自五四以来，艺术性散文向来以“表现个性本真、生命灵性的品格与美学追求”为最大特征，创作主体也以“小我”为主，但是，十七年时期，这些特点在散文中逐渐淡化甚至消解了，“小我”被“大我”代替，作家们被要求站在工农兵群众的立场，站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立场进行抒写、言说，丝毫没有表现自我情感的余地和空间，所以，作家们只能另谋出路。

于是，以杨朔提出的“诗化散文”为代表的艺术主张开始被广泛接受。杨朔说：“我在写每一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当然，这本身无可厚非，在理论上也是对散文美学的一个贡献，但是，在读其作品的时候却很容易发现，他的作品通常流于一个模式，如同套模板一样，只是内容替换。《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等，都是以同一个模式出现，虽语言清新流丽，充满了诗的意境，但歌颂的成分极大，使得现在阅读起来有些不合时宜。

并且，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写作。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的作文学习，似乎都是有一个模板可以套，小学生作文，无非就是扶老奶奶过马路，给小树苗穿衣服，必须把一件小事上升到爱党爱人民的角度，不然就显得作文没有深度。

这个时期这样的散文，或许在当时会受到追捧，但从长远来看，其生命力和价值其实并不高，所以，结合其他的一些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性散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的高压下，散文艺术的魅力，是受到了极大的压抑的，无法发挥它应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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