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的危害及防范(一)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及防范(一)
内容摘要：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的方法以逼取口供的行为。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

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颗顽固毒瘤。

本文试图对刑讯逼供的存在根源及其危害性进行分析，并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的做法，以期提出一套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希望本文对遏制刑讯逼供有所裨益。

关键词：遏制刑讯逼供有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刑讯逼供的根源
一思想根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人的意识有能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它指导着人们的行动，所以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会有特定的思想根源作为基础，没有特定思想作为基础，这种社会现象就如没有地基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

刑讯逼供之所以能够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环境中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必然有作为其生存土壤的特定思想。

那么刑讯逼供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先入为主，假定有罪思想的存在。

有罪推定是封建司法的遗毒，基本含义是：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①。

在有罪推定思想下被指控犯罪的人即被认为是犯罪或者象对待犯罪那样处以刑罚，对其可以长期甚至是无限期羁押，为获取口供，可以对其采用刑讯逼供等不人道的方式。

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竟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后绝大多数都被判有罪，无罪的只是极个别的②。

2、追根溯源，封建特权思想长期的荼毒。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皇帝至上，国家至上天经地义。

“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本位主义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于是有部分司法人员认为自己手中拥有权力，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从而出现刑讯逼供或变相的刑讯逼供。

3、现在的司法人员办案急功近利，总想着偷工减料。

有了问题不喜欢去调查，不喜欢去实践，不去发案现场去寻找证据，不向群众请教，而沉溺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正如有位民警说的“明明是他干的，却死活不承认，给他几下他就会把问题给交代清的，根本不用东奔西跑”。

想想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难道会不出现刑讯逼供！
二制度根源
1、《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

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

痛恨犯罪人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不打不招是犯罪嫌疑人的普遍做法，只要有一线希望，绝大数的犯罪分子都不会主动放弃逃避法律制裁的希望。

这样，当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回答的内容不符合侦查人员心目中的标准时，就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抵赖，于是为获取口供侦查人员难免会动手或者动用具械，刑讯逼供就这样发生了。

理论上，第93条“如实回答”是旨在否定刑讯逼供，然而在事实上却起到了变相鼓励侦察人员重口供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2、我国到现在才基本上确定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原则，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

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对此，贝卡利亚进行过精辟论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
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实。

③”目前，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适用的人权保护原则，被确定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法律规范中。

如〈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地63条规定：每个人的都有权利得到无罪的推定。

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制度在许多方面已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可是却没有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

3、我国到现在还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里涉及了非法证据的取得问题，但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应该排除却没有明确规定。

“由此导致了立法上严禁刑讯逼供，而司法上却屡禁不止的局面。

④”同时也反映出了在当前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面前，立法者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价值中的取向，即以容忍程序缺陷的存在而保证实体真实的发现。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陈述，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

”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6条也有同样规定。

可是由于规定过于简单、含糊而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对刑讯逼供遏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4、配套制度的缺失。

刑讯逼供盛行的另外的原因是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显得非常弱小，力量微薄，关键的相关配套制度跟不上。

像没有侦押分离制度，没有录像制度，没有询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等！这些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也是刑讯逼供盛行的原因。

三经济和现实根源
1、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比较落后。

经济的落后直接导致司法投入的不足，而司法投入的不足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挫伤侦查人员的积极性，二，侦查设备不能及时更新，人员不能得到及时培训。

这两个结果侦查技术水平低下。

在侦查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会影响侦查活动对口供的依赖性，这样侦查人员往往采用刑讯逼供以实现破获疑难案件。

2、“专业人员”素质较低。

有的人员甚至什么文凭都没有，据说还有“三无”院长的出现。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
司法人员利用刑讯获取口供，具有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但它的危害性在那里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它模糊了有罪和无罪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复杂的信息获取过程,侦查人员不仅要注意语言信息的获取,还要注意更为复杂的犯罪嫌疑人表情、语气、语调等方面的变化,以探明案件的实际情况。

在正常讯问中，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区别的，而一旦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强烈痛楚将使所有被刑讯者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都会全身紧张,疼痛难忍,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使侦查人员失去通过表情、语气和语调来探明真伪的可能。

对此,贝卡利亚也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

真相有时会从部分人的面目表情中不期而然地流露出来,然而,如果说从一个平静人的语气、姿态和神色中很难觉察出真相的话,那么,一旦痛苦的痉挛改变了他的整个面目表情,真相就更难流露出来了。

任何强暴的行为都混淆和抹杀了真假之间微小的客观差别。

⑤
2、刑讯逼供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早在17世纪的法国，就有人深刻地指出，刑讯是一种绝好的发明，它一方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的无辜者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一个意志坚强的有罪者被判无罪。

的确，通过刑讯使拒不认罪的罪犯如实招供的虽然不少，但无辜者因肉刑摧残而乱攀乱供，含冤受罚的也不乏其例。

同时，刑讯逼供还容易导致被告人在审判中翻供。

司法实践中在一些主要以口供定案或以口供为线索获取其他证据的案件中，被告人一
旦以自己的口供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而翻供，整个案件的证明活动就有失败的可能，这就使得检察官和法官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3、刑讯逼供是违法的、违背程序公正。

现代意义的司法公正不仅要通过结果实现，更要通过诉讼本身实现，一个根据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以违法治违法，即使结果符合客观真实，社会公众也会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那种认为轻微的刑讯逼供不仅不会造成误判，而且还会因为“拿下口供”而侦破大量案件，达到结果公正的认识，既是对司法公正的片面理解，也不利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

而且，刑讯逼供片面强调打击犯罪，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追求办案效率，必然忽视司法的文明，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权。

4、刑讯逼供会导致司法人员滥用手中的权利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执法权，使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权威严重受损。

极易使普通百姓通过这个窗口而对整个社会的司法是否公正产生怀疑，失去信心，甚至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

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不相适应的。

VI刑讯逼供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

对此,贝卡利亚作过精辟的论述:“尽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布无罪。

但罪犯的情况则对自己有利,当他强忍痛苦最终被无罪释放时,他就把较重的刑罚变成较轻的刑罚,所以无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则能占便宜。

”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