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断裂与传承_以鲁迅早期的启蒙思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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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第4期

外语艺术教育研究

Educati onal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s &A rts Dec .2009No .4 

启蒙的断裂与传承

———以鲁迅早期的启蒙思想为例

陈 莉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0650)

摘 要:启蒙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产生着重大影响,随着启蒙思潮的新旧更替,从鲁迅《摩罗诗力说》

中的“摩罗”到“抵抗的知识分子”,启蒙的内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中既有复杂的“断裂”,也有贯穿批判精神的“传承”。知识分子们肩负着启蒙思想不断前行。

关键词:鲁迅;启蒙;断裂;传承

作者简介:陈莉(19812),女,广西北海人,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艺术。

启蒙主义这一源于西方的学说和思潮在现代

中国开花并嫁接出新的果实,为五四启蒙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文学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是在世纪之交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萌芽的,鲁迅早期的启蒙思想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文化活动为其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使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话语空间。

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着鲁迅的早期思想,他的《摩罗诗力说》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有启蒙思想的论作之一。《摩罗诗力说》的启蒙主义立场,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鲁迅在该文中系统介绍、评论了欧洲近代的“摩罗”,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鲁迅早期的启蒙思想,还可以看出鲁迅肩负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相对于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启蒙者而言,鲁迅更注重人精神力量的作用,更强调启发觉悟解放思想对于救国救民的重要性。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精神革新对于一个民族或群体的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从人格塑造的意义上来说,鲁迅独特的人格姿态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个”与“群”糅合的摩罗精神鲁迅推崇“摩罗”,他们具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反抗专制的束缚,而这又常常是和个性解放的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八位“摩罗”诗人都是孤军奋战的英雄,愤世嫉俗,张扬个性以

至不为时人所容。拜伦“重独立而爱自

繇”[1](P80)

,“……所通常抗,所向必机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

道也……”[1](P81)

,雪莱则“时既艰危,性复狷介,也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

亦不容人”[1](P83)

鲁迅在谈及拜伦“重独立而爱自繇”的同时,又指出:“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

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1](P80)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是拜伦对劳苦大众的情感态度,也是鲁迅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人生体验而发出的对“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的深切感叹。这种感叹植根于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其思想中摩罗式的崇高人性主义、个人主义中隐含着深深的民族和群体的思想,“个”之中隐含着“群”的意识,“个”是“群”中之“个”,“群”是“个”的根基。

“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已,亦必知人,

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P81)

,“审已”是为了“扬宗邦”。“稽求既往,相度方来”、“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是“为今计”。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

数”[1](P46)

代表了其早期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对“个人”的认肯,是他认识到人类精神发展的不平等,“荡无高卑”的平等理想是对“个人特殊之性”的漠视。鲁迅强调个性的重要是看到了蔑视个性的平等主义致使整个社会精神水平下降,最终“全体以沦于凡庸”。“人既发扬踔厉矣,则

邦国亦已兴起”[1](P46),“任个人”是为了“邦国兴起”,为了群体、民族的强大而不“沦于凡庸”。个人主义是在每个人都具有独立不羁的精神、各自发挥其个性、保持独立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社会或群体的人格,而不是安于做奴隶的“众数”。

鲁迅启蒙思想的根源是为了群体的兴起,个人主义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群体的精神振兴,此后他开始了发掘“国人”魂灵及病根的宏大工程:“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及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P56)在鲁迅的精神结构里,有一个跨不出去的心域,那就是其人道情怀。作为精神界的战士,鲁迅希冀出现的是“撄人心”的诗人,这一诗人是群众中的一员,而不是脱离的群众的“超人”。他启蒙思想的核心是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民族主体,使处弱势的国民群体站住脚,并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个”与“群”融铸一体,显现了“摩罗”的人格精神,构成了鲁迅鲜明的思想特征。

(二)悖论式的启蒙思想

鲁迅既“尊个人”,又追求“邦国兴起”;既捍卫文艺独立性,又追求人的解放、政治救亡,以文艺为立人武器。当他依着这一思路去衡量民族的精神发展时,“个”与“群”的矛盾就剧烈地发展起来。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内心的矛盾: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

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

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2](P79)

对于他来说,人道主义是因为他爱人民,才去揭示人民的愚昧;而个人主义,则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所迫害,终至变成单人。

鲁迅根基于“群”的“立人”的思想奠定了其“启蒙主义者”的地位。在鲁迅那里,启蒙是一种觉醒的时代意识,它以理性为基础,以主体的个性自由为标志。鲁迅的启蒙思想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无意识的揭示与探索,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批判以及对主体精神自由的提升上。但他思想中的独特的“个人”概念却使得他的思想同时具有后启蒙的或非启蒙的特点。当鲁迅试图把来源于尼采等人非理性的“个”的概念运用在理性的“群”的方式中时,无形中就促成了其“悖论式的思想”[3](P464)。鲁迅的启蒙思想带有悖论的因素。

在鲁迅的“悖论式的思想”及其启蒙与非启蒙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忽略的共时性的“断裂”。“断裂”源于福柯的历史观,他所强调的“断裂”否认历史中的进步,认为不同时代的话语构成方式不同,它们可以创造出来,亦可失去,它们之间是断裂的,无规律可循。福柯历史观中的“断裂”是历时性的,而在鲁迅同时具有启蒙与非启蒙特征的思想中,也带有断裂,但这种断裂是共时性的,是启蒙的断裂。

鲁迅思想中的这种断裂构成了他思想的复杂性,同时也凸显出鲁迅的人格姿态。对于现代中国来说,鲁迅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和思想家,还是涵盖文学、思想与社会批判于一身的人格姿态,他象征着一种现代社会的角色:知识分子。

(一)知识分子在启蒙“断裂”中的演变

“知识分子”一词来源于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其概念有二:一个是“intelligentsia”,另一个是“intellectual”。前者主要指俄国沙皇时期从西欧归来的留学人员群体,他们崇尚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不满于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怀有乌托邦式的理想。后者诞生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1894-1906),由克雷门梭于1898年首次使用,这一事件意义重大,标志了现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知识分子的角色在现代到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不断发生转变,这其中存在着历史的断裂过程。

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指那些怀抱启蒙思想,疾呼正义与良心,批判专制统治,能够独立于体制之外又保持介入姿态的群体。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厘清显现了这一群体的特征,他指出:“知识分子是一种思想体系上的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没有依托,同任何等级生活及传统相决裂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总是迷恋于某些思想,主要是社会思想,并无私地献身于这些思想。他能够完全为思想而活。”[4](P18)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正是以其启蒙思想付诸于社会,并试图借此完成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

现代社会具有崇高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担负着社会和民众的启蒙,追求

2009年第4期 启蒙的断裂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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