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2013年版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2013年版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辑选詹氏的九篇重要论文及三篇附录，反映了詹氏理论的框架和中心思想，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似乎互相排斥的领域、詹氏进行了结合的尝试，并据此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设置和逻辑进行了解构性的分析，并运用“辩证法”的叙事原则，重新审视人与环境及历史变化的无穷尽的搏斗。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又译杰姆逊、詹姆逊等。

往往被视为当代英语世界里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

从学术背景来看，杰姆逊前半期是一个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理论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

但杰姆逊本人后来却并不认为自己专属于文学研究，而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

”杰姆逊的这一自道概括了他的学术兴趣的转移：出版《政治无意识》之后，他的视野转入了文学的外部文化环境，开始了对后工业社会的总体性观察。

1982年，他在美国惠特尼博物馆发表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演讲，标志着他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到的思路，在资本扩张与文化生产之间探索深层的关联。

随后他陆续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地缘政治美学》、《时间的种子》、《文化转向》等论著，都聚焦于弥漫在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并将其纳入历史化的语境中条分缕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语言的牢笼》是詹姆逊较早的一部专著，发表于一九七二年，和前一年出版问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

尽管这两部论著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但它们在内容上评述的却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传统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两套迥异的概念和术语以及两种本质上对立的方法论。

七十年代初，美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都还比较陌生。

虽然维克托?埃利希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向美国和英语国家的读者详细介绍和评价了这一对本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流派，但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人物（除早已移居国外的人如雅可布森等外）的主要论著却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之后才陆续译成英语，且以单篇文章居多，种类也很有限。

结构主义的情况可能稍好。

一九六六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批评的语言与人类的科学"学术讨论会是当时美国的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和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带到了美国，但当时能加人这场讨论的美国人不多。

法国结构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和详细介绍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理论的专著都到七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晚才出现。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包含了关于时代的具有同质意义的理论难题。

詹明信阐明了当前保守主义话题的发展方向，并指出这是以“历史的衰落感”和“空间的新兴感”为标志的时代。

詹明信把文化看成是理解时代特性的主要手段，但却是在全然不同的理论范式下来处置这些难题的。

这比任何右翼的思想家的理论都更具有一致性并且难以反驳。

然而，这里的文化既不是区分多种文明的界碑，也不是识别生产效率的分类编码，而是一件资本主义新阶段的非凡的法衣，它同经济自身一同不断扩张，并第一次
真正像行星般地在全球周游。

换句话说，文化现象并不与全球化现象相对立，而是全球化现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经济的发展，与其说是受到多种文化动因的制约，不如说是被某种决定了生产和消费方向的单一文化因素所左右。

这种所谓有单一的文化因素，正是后现代主义。

这两个著名的概念，是怎样在确定其意义的理论斗争中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受到政治的制约。

文明，一度是进步的启蒙思想一面令人骄傲的旗帜，在德国保守主义手中却变为一个颓废的污名；市民社会，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术语，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词汇表中变成了值得称赞的引人注目的事物。

这些蜿蜒曲折都导向了右翼理论，而在詹明信所赢得的对后现代这个术语的控制权中，这个原本是自足的或非政治性的并与现存秩序，有共生关系的术语，被革命性的左翼用惊人上的智慧与能量改变了原意。

在这个抗拒革命的霸权时期，人们所熟悉的每一个左翼的航标看起来都沉没在自波旁王朝复辟以来未曾有过的狂喜的反动浪潮之下，左翼在种种历史变迁中却终于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

毫无疑问，它提供的认识当代世界的框架，是这样令人难忘地——既充满诗意又讽刺刻薄地——抓住了充分同质化了的文化世界中居民们最深层最鲜活的生活经验。

在詹明信的叙述中，后现代性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区性的，它所形成的多国资本的世界空间，并未耗尽地球资源或历史资源。

后现代是一种文化“要素”，而非一个完整的系统。

它可以容纳那些残存的或突然产生的反对它的种种文化形式。

在这个(无论比过去任何时候复杂多少倍的)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分裂，为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许多地区的条件下，它还能怎样呢？詹明信指出，在还没有新的集体劳工力量能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与多国资本主义争夺霸权的势力。

在发达资本主义的领地内，“大家还处于低潮，没有人能说明大家还要在这种状态中呆多久”。

但是，将后现代、现代和传统主题统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政治对抗形式在中心之外继续繁荣发展。

詹明信在台湾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最令研究者振奋的国家电影工业，他写道，“这是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即使是中心也被边缘化了，关于边缘的不平衡性和来自晚期资本主义经验的不平衡发展结果的表述，要比衰落的中心所能作的任何表述更加强烈有力，更加意味深长，而且，尤其是具有更加深刻的象征意义。

”由后现代性所书写的资本主义空间的重大扩张也意味着这一点。

“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殖民化与国家解放运动的巨大浪潮之后，世界各民族的新的自我意识”已经滋生出来。

这里，文明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理论家的预言也有了人口统计学上的依据，那就是“各民族中所共有的趋势的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