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弗洛姆的_逃避自由_说

　2005年3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Mar.2005 第42卷第2期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142No 12　

[收稿日期]2004209211

[作者简介]张和平(1951—

),男,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编审,从事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试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说

张和平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学说,把自由的获得与自由的丧失视为是共生的两极,人类越是获得自由,也就意

味着越是丧失自由。正是人类自由的最终获取,导致人类陷入了法西斯主义的困境。这一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的心

理机制造成的,这就把问题引向了歧途。但弗洛姆的这一学说给我们的有益启示是:自由、民主的讨论必须与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现实地、具体地、实践地进行。[关键词]弗洛姆;自由;民主;法西斯主义;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B 71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9162(2005)022*******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学说,是在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弗洛姆的这一学说存在着诸多的限度,但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现代社会,正确认识“自由”,正确认识民主制度的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学说

(一)法西斯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心理机制

在弗洛姆看来,自由在资产阶级的心目中是一个无比崇高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就是人的本质。当然弗洛姆也是持这种看法的。因此,“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成了他们战斗的口号。当今许多国家已经把自由写进了法律条款之中。在社会生活中,许多问题,诸如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都与自由有着联系。

弗洛姆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争取自由的最后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人们争取自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此后不久,与自由根本对立的法西斯制度就诞生了,在这一制度中大多数人失去了自由,他们受少数权威者的统治,并且无法对这些作为领袖及其追随者的权威进行监督。

这一社会现象如何解释呢?如何有效地进行打击法西斯主义呢?弗洛姆说:“如果要想打击法西斯主义,我们就

必须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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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成因,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经济分析、阶级分析、社会分析基本上是肯定的,但又认为这种分析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那么是什么样的片面性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心理因素在法西斯主义形成中的作用。也即是说,现代人的人性有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现代人的个性结构中存在一些动态因素,正是这些动态因素,导致人们逃避自由、

放弃自由,心甘情愿地接受法西斯主义者的统治。

弗洛姆援引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一书中的话论证自己的观点,在该书中杜威是这样说的:“对我们民主政治的最严重威胁,并不是在我们之外,而是在我们个人的态度中,在我们的制度中,有若干状况存在着,使外在的权威、纪律、一致性得以获胜,使吾人要依附外在的‘领袖’。因此,战场不在彼而在此。———在我们内心之中,在我们的制度中。”弗洛姆认为,杜威的这段话揭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真理,这就是心理因素的作用,所以,弗洛姆说:“如欲了解法西斯主义产生吸引力的原因,吾人

将承认心理因素的重要性”

[1]

(P4)。在这一基础上,弗洛姆肯定了弗洛伊德关于非理性无意识的心理力量的作用的观点。在他看来,单纯用理性的迷误解释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是行不通的。难道那么多人甘心放弃自由,服从一位独裁领袖的统治,仅仅用理性的过失就解释得了吗?这显然是别有原因,这一原因就是内在化的强制力,外在化的权威正是通过这一内在化的强制力而发挥作用。在这同时,弗洛姆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批评,这一批评集中在弗洛伊德只是看到了心理因素对社会的作用,但没有看到社会对心理因素的作用;没有看到消费过程是心理、经济、理论等因素综合作用过程,而只是看到了心理因素的作用。正是在对弗洛伊德主义批评的基础上,他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结合,用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的无意识理论探讨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原因。

(二)弗洛姆的自由的两重性学说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质是自由,那种不具有自由的人,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真正拥有自由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人。现代人拥有很大的自由,因而是高度发展了的人。他们不仅有思考的自由,而且也有行动的自由、选择的自由,他们不仅在个人的存在方面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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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拥有充分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是自由的辉煌结晶。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虽在自由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上述的效果,但同时也使个人在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1](P93)弗洛姆用《圣经》中人类被逐出天堂的叙述来说明这一问题。

人类在最初是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这时的人类处于上帝的保护之下,它虽然没有自由,但却是安全的。由于男人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果,因而它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认识到了男人与女人的区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它具有了自由,但这种自由使得它感到害羞、孤独和恐惧,从此,它就处于依靠自己的孤立无援的地步,并且男人与女人之间也进行着战争,自然界也威胁着人类。

弗洛姆还从人与自然、人与商品、人与人的关系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类虽然不断取得征服自然的胜利,因而人类更自由了,但自然界又常常报复人类,使人类处于孤独、惶恐和恐惧的状态中。人类虽然取得了科学技术方面的不断进步,但人类常常不能很好地控制这些进步,因而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极度的紧张中。人类不断地获得了自由,但又不断地使自己陷于不自由的困境。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买卖商品,人们生产什么,销售什么,购买什么,消费什么,表面上看是完全自由的,实质上并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人们的经济

,是这架大机器在自由的幌子下操纵着人们的经济存在,因而他们并不是自由的,相反,他们越是取得成功,就越是强化这台大机器,从而使自己更加不自由。弗洛姆说:“广义地说,增加资本对于全人类的进展有许多裨益,而狭义地看,则个人永远是他所建造的这台大机器中的奴仆,毫无个人利益,因而使个人感到生活空虚,无力可施”[1](P96)。

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因而人们自己切断了相互之间正常联系的纽带,使人处于可怕的孤独之中。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人们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人们不能从人际关系中得到温暖、互助、友情,而恰恰相反的是,处于利益的相互对立中,并且时时感到这种对立的恐怖。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使人非人化、物化、机器化和商品化的表现。

这三个方面的不自由,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表现于一切人身上的。资本家是如此,工人阶级也是如此。弗洛姆说:“不论他们的权力如何增加,他们是永远在为一个‘不为己’的目标殷勤奋斗的”[1](P97)。

正因为自由有着这两重含义,所以弗洛姆要求对自由进行具体的分析,他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人自由的含义也随之变化,那些削弱个人自我的因素增加了,而加强个性的因素却削弱了,这就日益加强了个人无能为力的孤独感。压抑了个性的自由发展和自我潜能的自由发挥。”实际上自由在现代人那里已经成了不堪忍受的重负。

(三)人们的无可奈何,导致人们选择了法西斯主义

既然自由使得现代人困苦不堪,那么追求摆脱这种困苦的可行途径,就自然列入了现代人的活动日程。

现代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在弗洛姆看来,创造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途径。创造性既可使人与世界和谐地统一起来,又可自发地表达人的感情和智慧,实现人的个性。创造性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爱”,二是“工作”。“爱”使得人与他人统一起来,因为这种爱是在肯定自我的基础上肯定他人,这种爱既保留了人的个性,又消除了与他人的分立、对立。“工作”就是创造性活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使人与自然、社会和他本身统一起来。正因为创造性具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弗洛姆说:“凭着人类的创造行为,自由所带来的两个现象──个人的诞生以及孤独的痛苦──便化为乌有了。”[1](P235)

现代人这样获得的保护和安全,较之人类未获得自由前的保护和安全,具有质的不同。它不是依赖于外界权威,而是依赖于人的动态性的创造性活动,因而它是积极的真正的自由才能给予的。

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没有条件,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是不可能的。这一条件就是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提供这一条件,而是压制着人的创造性活动,因而使这一目标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正是由于这一情况,所以人们不仅放弃了对积极自由的追求,而且也放弃了消极自由。人们通过“逃避自由”的自由方式克服其与外界隔离的孤独感。这种逃避自由的方式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被迫的、强制性的。

正是由于人们的无可奈何,由于人们克服孤独感的心理欲求,所以人们屈从于外在权威,把自己投入别人的怀抱。但这种强迫性人们并不明确,而是认为这是自觉的选择,是自己同意或投票造成的。

2.丧失了人的自由和尊严。

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选择了丧失自我,因而也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他们往往“愿意接受任何社会和任何领袖,只要他能令人兴奋,只要他能给予一种表面似乎能使人的生命有意义以及有秩序的政治结构与象征”[1] (P221)。

3.这种安全感不是真实的安全感。

人们在这种状态下似乎克服了孤独,消除了恐惧,但实质上人们给自己套上了更加沉重的枷锁。人们所获得的安全感是不堪一击的安全感,人们较之过去更加痛苦。这种安全感只是权宜之计,它并不能带给人们真正的幸福,也决不会使人们获得真实的安全感。

人们在“逃避自由”的过程中,形成了稳固的心理机制,弗洛姆说:“逃避自由的心理是指个人放弃其自己独立自由的倾向,而希望去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缺少的力量。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求新的第二个束缚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1](P221)这种稳固的心理机制也表明,人们逃避自由不是偶然的,而是心理机制作用的结果。也正是这一心理,形成了“社会性格”,从而把大多数人引向同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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