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销员之死》看消费主义时代人物身份的迷失

从《推销员之死》看消费主义时代人物身份的迷失

【摘要】本文试图从威利的个人形象入手,探讨造成主人公悲剧的缘由。经过分析发现,威利的悲剧要追溯到他所坚持的“人缘好”的生活理念,这个生活理念不仅仅使他走向毁灭,也深深影响了剧中的关键人物比夫,“父子关系在本剧中处于中心位置”。借助于女权主义批评和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社会性格理论,笔者在细读基础上分析了他作为丈夫、父亲和推销员这些角色时对外部形象的维护,最后得出结论:正是因为威利把维护外部形象推向了极致才导致他的死亡。

【关键词】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

里斯曼社会学专著《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1950)中根据社会服从,并联系人口发展区分了三种社会性格,他们分别是“传统导向型”,“内部导向型”和“外部导向型”。“传统导向型”是人类未开化时,稳定的社会秩序下人所具有的性格。“内部导向型”是处于人口增长,但还没有达到拥挤程度时期的性格,比如文艺复兴,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和帝国主义的形成时期。“外部导向型”形成于二十世纪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此时,社会转向以“服务”和“消费”为导向的社会。个人服从社会的方式是围绕着人际关系来进行的,人不断地关注自身的形象。这时,人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人,人的目的就是可以得到别人的回应。

在《推销员之死》中,我们可以发现威利所处的时代正是消费主义时代,他的性格和里斯曼社会性格理论的第三种类型不谋而合。为公司忠诚服务三十年之久的威利在年老之时,由于业绩不如从前,先是被迫靠佣金生活,后被公司无情解雇。这样的时代下,为了谋生,身为推销员,威利追求自身良好的形象本无可厚非,但是他却把这个理念推向了极致,威利的生活准则不仅是“被喜欢”(being liked),而且是“非常受欢迎”(be ing well liked)。纵观整个剧本,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为丈夫、父亲还是推销员,威利都在极力维护外部形象,甚至以说谎的手段来到达目的。

一、威利的丈夫身份

乔德罗曾经说:“女性承担的母亲角色决定了女性的主要位置是在家庭领域,同时为家庭和社会的结构区分奠定了基础。”(Chodorow,1978:6)性别的劳动分工决定了男人和女人在社会的不同地位(刘岩,2004:21)。在这部戏剧中,琳达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住的房子,她要完全依靠威利来偿还分期付款。而她每天做的就是做完家务,然后不安地等待丈夫的归来,随后她会做出一个家庭支出计划,把所挣的每一个美分都用实处。

威利在家中是作为一个超级供给者(super provider)的形象出现的,虽然戏剧开始时他已经开始向朋友借钱了。威利借钱是为了维护他在家中的男权地位,要向他的妻子证明他在这个家庭中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证明他仍然是一名成功人

士,这就是为什么他向朋友借钱而没有告诉琳达真相的原因。正如米勒在《悲剧和普通人》中指出的那样,悲剧缺陷(tragic flaw)不是一个人的弱点,而是“他在面临自认为有损于尊严和他公正的地位形象的事物时,拒绝处于被动的地位。”(Miller,1949:144)。

因此,威利作为丈夫这一角色时,他维护的是家庭的男权地位,他的“外部导向型”决定了,在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的时代,他要用“人缘好”作为评定一切的标准,即使对琳达也是这样。

二、威利的父亲身份

克里斯托弗•毕格斯比(Christopher Bigsby)在他的专著《阿瑟.米勒研究》指出:“你会发现父子关系是如何在该剧中处于中心地位的。”(Bigsby,2001:102)从比夫发现威利的婚外情开始,威利在家中的地位就一直受到挑战。

另外,威利不仅仅自己生活在“人缘好”的准则中,他还教育儿子这样做。威利为比夫是阿多尼斯式的美男子而自豪,为比夫在孩子中间受到崇拜而骄傲,还对不受孩子欢迎的伯纳德嗤之以鼻。威利显然强调体魄的重要性,他没有教给儿子实实在在的生存技能,反而纵容比夫去偷盗,因为威利始终相信,“被喜欢”胜过一切,他的理念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比夫。

对于两个儿子来说,特别是比夫面前,威利无非是想重塑自己的形象,希望重新得到应有的尊敬。他能做的有:首先,他不会允许家里出现能引起痛苦回忆的东西,其次,威利想为比夫找到一个人生出路以补偿比夫,一旦威利有机会去改善自己在儿子心中的形象,他会不顾一切,甚至用死亡作为代价。如果他有机会去为比夫找到一种有头有脸的工作,他将会得到极大的解脱。威利说:“我要拿比夫打赌。”这就意味着威利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比夫的未来之上。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当比夫说要去奥利弗那里借钱去做体育用品生意时,威利欣喜若狂,为了成全儿子的梦想,威利最后用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做生意的本钱。

三、威利的推销员身份

查理在最后的挽歌中为威利作了一番辩解,他说威利是个“陪着笑脸,皮鞋擦得铮亮,开着汽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真正推销员。但是我们也看到,米勒根本没有在剧中提及威利所推销的产品是什么,这至少可以说明,推销员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推销个人。威利把推销的过程看作成了推销自己,他相信只要受欢迎就能解决一切。威利还固执地认为,凭借着自己给老板起名字的份上,他是不会被解雇的,看来,威利看重的都是表面的东西。

因此,作为推销员,威利所宣扬的“人缘好”的理念在以实用主义为主的美国社会是行不通的。邻居查理就与威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查理和伯纳德虽然没有威利所说的那样不受欢迎,但是兢兢业业最终取得了成功,这其实是对威利“人缘好”的极大讽刺。

总之,威利在充当丈夫,父亲和推销员这三个角色时,都把自己“人缘好”的理念推向了极致,他的这一理念还深深影响了他的儿子,父子关系出于紧张状态。为了维护自己良好的外部形象,威利处处谎称自己的功绩,无怪乎比夫最后说他们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中”。威利的悲剧是时代的一个错误,但更多的是个人的错误。当威利无奈地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时,他便选择了自杀这一崇高的方式,一方面用来还清贷款,另一方面还是在维护自身的尊严,他永远处于寻找个人身份的问题中。普通人的痛苦挣扎净化了我们的心灵,这正是悲剧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Bigsby, Christopher. Arthur Miller: A Critical Stud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Chodorow, Nancy. The Reproductions of Mothering: Psych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3】Mc Clay, Wilfred M.. “Fifty Years of the Lonely Crowd” [A], in Wilson Quarterly [J], Summer98, V ol. 22 Issue 3, p34, 9p.

【4】Miller, Arthur. Arthur Miller’s Collected Plays[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7.

【5】Miller, Arthur. “Tragedy and the Common Man”[A]. 1949. Death of a Salesman: Text and Criticism[M]. Ed. Gerald Weale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7. 143-147.

【6】刘岩,《西方现代戏剧中的母亲身份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