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讲 王国维及其文学贡献

第11讲 王国维及其文学贡献
［ 作者：河大文学院 点击数：1077 更新：2009-6-16 ］ 热

当梁启超等人大张旗鼓地进行“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把文学作为“新民”之利器的时候，王国维却独辟蹊径，在中西哲学、美学和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思考着文学自身的价值，呼唤着文学的“自觉”。

一．生平概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王国维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877—1898年，在家乡接受传统教育，为以后的文学、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几度参加科举考试，中过秀才。1898—1911年前后，主要从事中西哲学、美学和文学的研究。1898年，王国维来到上海，在《时务报馆》任校对，业余到东文学社学习，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和提携，先后帮助罗氏编辑《农学报》、《教育杂志》。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辑，潜心于中国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1911—1927年，主要从事经史之学的研究。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度日本，从此以清遗老自居，并开始经史考据之学的研究，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订，尤致力于甲骨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金文和汉晋简牍等的考释，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较深影响。1916年回国，为哈同编《艺术丛编》，后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3年充溥仪南书房行走，政治思想保守。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之美誉。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作为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是一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通才。生平著作以史学最为多，文学最为深，文字学最为基本。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著作计有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其著述收入《海

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二．文学批评理论著述及贡献

1. 《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的美学及文学纲领，1904年发表于《教育杂志》上，后收入《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是第一部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诠释和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著作。根据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提出了“悲剧论”。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人类由于意志自由而充满欲望，为满足生活之欲而身陷利害关系中苦苦挣扎，“故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生活即是欲望，即是痛苦。《红楼梦》之所以具有“美术上之价值”，就在于它乃是一部“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的伟大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没能“自适其适”，受生活之欲的驱使而“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最后由于阅历痛苦得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遂“求其息肩之所”而出世而解脱。王国维认为，贾宝玉的经历，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其解脱是“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更是“悲感的也，壮美的也”。因此，《红楼梦》与一般的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吾国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而《红楼梦》所表现的“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的精神，体现了“永远的正义”，故而王国维说它“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在这里，王国维为了揭示《红楼梦》作为悲剧的美学价值，采用了叔本华对悲剧的级别划分，把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由于有“极恶之人”而造成悲剧；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而酿成悲剧；第三种，“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自然成悲剧。《红楼梦》正是第三种悲剧。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来说，既不是由“极恶之人”造成的，也不是由“盲目的命运”造成的，“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就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来说，其痛苦是“人人所有之痛苦”，其解脱乃是“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作为“悲剧中之悲剧”，《红楼梦》“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 ，而作品中“所写出之人格，皆世间可得发见者”（王国维《戏曲大家海别尔》），故最足以“动吾人之感情”，让人们的精神在悚然战栗中得到净化和升华。
《红楼梦评论》是

把西方美学观念引入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次尝试。其结构严谨，理论层次清晰，堪称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大辂椎轮。

2.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接受西方思想，经历了从“受动”到“能动”两个阶段，其兴趣由纯粹哲学、纯粹美学转向纯粹文学；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逐渐与中国的哲学美学化合，哲学美学思想又逐渐化合入他的文学思想。如果说在《红楼梦评论》中哲学、美学与文学批评的相互参证还有牵合之嫌的话，《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则可以说达到了古今中西的浑然融合。王国维从事中外戏剧研究长达十年之久，精力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古代戏曲（尤其是元杂剧）的研究。《宋元戏曲史》是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发表于1913年。《宋元戏曲史》在运用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整理考证材料，勾勒宋元戏曲发展线索的同时，又运用古今中西熔铸的美学观念对其作出文学艺术的评价，提出了进化的文学观。王国维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一样，元曲也是“后世莫能继焉”的“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较之古代戏剧，元剧的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一定体段，用一定之曲调”；二是“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这两方面的进步，兼备形式与内容，所以王国维说，至此而“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真戏剧”必须综合言语、动作、歌唱三方面来叙述故事，揭示意义，而元剧正是合三者而成，由表示动作的“科”、表示言语的“宾白”和表示歌唱的“曲”共同构成，而且多有“曲白相生之妙”。
作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尤其赞赏元剧文章之美：“元剧自文章上言之，尤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元剧作家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深厚的经籍道学修养，他们的创作完全是“意兴之所至”，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自娱娱人”，所以元剧与古今其它“大文学”相比，尤以“自然”取胜：“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元剧的语言“不以鄙俗为嫌”，多用俗语或“自然之声音”叙述事件，形容事物，抒发情感，明白易懂，自然本色，因此能够“穷品性之纤微，极遭遇之变化，激荡物态，抉发人心；舒轸哀乐之余，摹写声容之末，婉转附物，怊帐切情”（王国维《曲录序》）,正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而这三者，正是王国维心目中“有意境”的标志，故而说元剧“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用“有意境”这一诗学名词来称赏元

剧的文章之美，就从文学本身充分揭示了元代戏剧的审美价值，肯定了元代戏剧突出的诗性特征。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进行戏曲史研究的第一人，《宋元戏曲史》也是第一部“观其会通、窥其奥窔”的戏曲专史，是中国戏曲研究史一块具有开创意义的里程碑，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
3.《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既是王国维对自己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性把握，又孕诞于对大量词集的校雠整理，是一部系统的诗学批评著作，发表于1908年。《人间词话》手稿125则，和大多诗话词话一样，排列随意，理论阐述和具体评论羼杂，体现出诗话词话即兴而作的一般特点；但王国维自己编定发表的《人间词话》64则，则著意编排了次序，有明显的系统性，以“境界”为核心审美观念。《词话》开宗明义：“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而是否表现真景物、真感情则是有无境界的标志，“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受叔本华影响，王国维认为直观的知识，是最确实的知识，因此，这里的“真景物”，就是诗人摆脱一切利害关系，沉浸于直观而得到的“代表其物之种类之全体”的“实念”；“真感情”则是把感情作为直观之对象而把握住的个性化的人类情感，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纯粹主体，所以既可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可以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情、景是文学创作中的两大要素，中国诗人的创作讲究情景交融，最注重寓情于景，主要通过景物的描写来营造境界，王国维视感情为境界，比单纯把景物描写作为境界看，眼界更为开阔，也说明境界乃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完整统一的艺术创造，这非常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

三、境界说

在王国维的诗学系统中，“意境”与“境界”具有大致相同的内涵，而“境界说”是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著名诗学理论。境界的创造有两种方式：“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作家在观察自然人生的过程中有所触动而产生惝恍不可捉摸的意境，由此而生创作冲动，或者“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按照自己的经验，如实地描写自然，演说情感，这就是“写境”，是作家“解自然之嗫嚅之言语而代言之”；或者展开想象，按照“美术之本体之理想界”即“美之预想”来经营文学世界，这就是“造境”，是

作家“超出经验之世界”而创造出“自然所百计而不能产出之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也就是说，作家是葆有纯粹真挚天性的人，他们与自然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中，“彼故自然之子也，而常欲为其母，又自然之奴隶也，而常欲为其主。”（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作家或者非常“重视外物”，当他完全进入宇宙人生，“与花鸟共忧乐”时，就会与万事万物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精细入微的观察与体验，获取其形貌与神理，那么他就能在作品中对自然人生作出栩栩如生洪纤不遗的再现，这也是“写境”。大作家既能“入”，更能“出”，往往能够从具体的事物限制中摆脱出来，拉开一定距离作审美观照，这时他们就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酝酿出满腔情意；“然非物无以见我”（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当他们进行创作时就会“以奴仆命风月”，以胸中情意驱遣事物，通过想象虚构遗貌取神地创作出一种崭新的作品世界，这也是“造境”。文学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无论是“写境”还是“造境”，作家在创作时都既要取材于自然，“从自然之法律”，又要摆脱“充足理由原则”，打破各种利害关系限制，所以王国维说“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文学作品中的境界其实是虚实相结合的，或偏于虚，或倚于实，纯粹的虚与绝对的实都不足于形成意境，而意境的虚或实主要取决于创作方法。王国维把“写境”与“写实”，“造境”与“理想”相对应，认为“写境”大致就是写实派，“造境”大致就是理想派。实际上，这是近代欧洲的两大文学流派，即我们后来所说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我国近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王国维是最早引进这两个概念的文艺理论家之一，并且结合我国传统文学，深刻地指出两者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无法皎然厘清。
从物我关系及表现效果的角度对境界进行阐释，王国维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而这两种境界又可以优美与宏壮来区分：“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入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诗人胸中蕴集喜怒哀乐的情意，当他凝神观照外界事物的时候，这些情意就会移注到所观照的事物中，从而使无感情的事物浸染上创作主体的情感色彩。诗人的胸臆因在与外物的对立交错中得到摅写而渐趋和谐，因此得以超越物我利害关系，实现了心境的平和，给人带来一种“宏壮”的审美效果；“无我之境，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从表现效果上说，“无我之境”的“无我”决不是“我”的完全消失，只是主体情感表现得比较含蓄隐蔽，主观性虚浑冲淡而已。诗人输瀹五脏，澡雪精神，涤除“生活之欲”，在直观中泯灭物我界限，忘掉一切关系，从而与外物“相契于意言之表”，经营出“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王国维《此君轩记》）的审美境界。而这种在虚静的状态中领略创造的美，乃是纯粹的“优美”。作家在营造境界时，对情与景，物与我的关系有不同的处理，同时也会运用不同的创作方法来表现，因此就会形成不同的美学风格，用“优美”、“宏壮”来阐释“境界”，形成了王国维“境界”说的独特美学品格。
王国维还论及判别境界优劣的标准，即“隔”与“不隔”。他认为，如果“第二形式”与“第一形式”完全和谐一致，作品创造的境界中的情景就能够如在自然人生中那样直接诉诸读者的审美力，使人浑然不觉“第二形式”的存在而得到一种“直观”，这就是真切“不隔”；如果两种形式弥纶不周，或者质直刻露，或者恢诡廓落，质直刻露绝不是“不隔”，恢诡廓落却往往造成障蔽，使读者产生景物阔略，情意隐晦的感觉，这就是“隔”。
王国维的“境界”说既受到传统诗学的启沃，又得到了西方美学的浚发，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从根本上阐明了文学的审美本质，是一个包蕴丰富的诗学美学体系。“境界”说以情景为材料，以“真实”、“自然”为标的，既重视才学，也不忽视品性，是王国维研阅东西美学，融会中外文学，对文学创作提出的一个纯粹的诗学美学标准。

四、王国维文学批评理论的近代意义

1.文学重在表现人之情感的观念被普遍接受；杂文学概念走向纯文学概念；文学的自觉。
2.现代悲剧意识的萌生，开现代悲剧意识先河。
3.研究方法、表现手法的近代化。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大师巨子，贯通中西，融会古今，在学术研究的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史学上，他是新史学的开山；在哲学上，他研究并输入西方现代哲学，观照并批判中国哲学；在美学上，他是最早引进西方美学系统，创建中国美学独立学科的学人；在文学评论上，《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史》是他诗学美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作为富有创新性的文学思想家，王国维在化合古今中西美学和诗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构建自己新的美学和诗学体系的尝试。陈寅恪在《王国维遗书序》中，曾全面、高度地评价王国

维的学术成就，并认为王氏的斐然成绩“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王国维对纯粹美学的研究、纯文学的呼唤，以及对作为诗学美学标准的“境界”说的阐释，确实为中国文学的觉醒并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