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带来的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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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联模式带来的的弊端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就是高度的集权，这个特征表现为高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制。

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采取的单一的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管理权经营权统一，指令性计划经济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矛盾的爆发。人民要求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官僚阶层腐败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人民群众看到苏联生活水平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东欧一些国家与其声称的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而政治不民主，学术言论不自由进一步导致人民对苏联共产党失望。

2. 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和政策

苏联的解体，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改革思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发展方向，推行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了苏联社会的动荡与混乱。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过分匆忙的民主改革。意识形态也是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的改革都要意识形态基础，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弱点，虽然他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但是却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思维。

3. 苏共薄弱的党组织建设

这也是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党组织建设薄弱，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队伍质量低下，不能发挥先锋作用，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保卫自己、推进事业的组织力量，失去了群众基础。许多干部和党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更有许多党员入党只是为了仕途上的发展和捞到利益。

4.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从苏联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社会主义苏联进行了持续的和平演变。通过各种手段笼络苏联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导致苏共内部分裂出亲英美派。同时苏联对人民简单的宣传资本主义一切都不好反倒使一部分人感到实际和宣传的不一样，对苏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三、体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三个层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霸权主义。

1. 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毫无疑义，苏联解体是违背苏联大多数人民意愿的。苏联解体破

坏了统一的经济空间。解体后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短时间不能消除的。任何分裂行为都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客观规律相违背的。苏联解体给世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教训就是：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

2.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就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且一切是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只有社会主义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苏联后期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背离了社会主义是典型的反面例子。

3. 吸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确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任何经济发展方式或者部分社会发展方式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分，只有是否利于本国国情之分。苏联过度中央集权导致人民没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过度的舆论约束使人

民缺乏表达想法的机会，所以经济社会的发展固定模式化。

4. 健全社会民主义法制

苏联、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由此导致的官僚主义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的现象屡见不鲜。所有这些，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西方搞和平演变的反动势力集中在"民主"问题上大做文章。

他们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把"和平演变"称为推行"民主化"。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这个教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6. 加强社会主义政党的建设，增加凝聚力，走群众路线

苏联、东欧剧变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关键时刻，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党自己改换旗帜，拱手交出政权。苏联共产党从斯大林开始到80年代，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执导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又从"左"的极端一下子跳到了"右"的极端，表现为全盘否定了苏联的历史，终于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总危机。可见，只有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才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7. 处理好国际关系，又要警惕和平演变

在对外政策方面，既然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为国内建设服务、为国内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就应该始终坚持和平外交的原则。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国际敌对势力的颠复破坏，特别是利用民族问题作为干扰经济建设、分裂国家的潜入口。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与美苏领导人之间的口水战、扶植局部代理人进行竞争相比，谍战是更为一针见血的斗争方式。

1957年，有“千面人”之称的苏联间谍之王鲁道夫·阿贝尔被美国CIA（美国中央情报局）逮捕，并被判处30年监禁。但是5年之后，苏联在境内领空击落了美国U2-侦察机，并逮捕了飞行员鲍尔斯，随后在双方的交涉下，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亲自签署特赦令，与对方交换人员。于是，1962年２月的一天，在东德和西德交界处的格林尼克大桥上，就发生了那惊心动魄一幕。自此之后，美苏之间的间谍交换就成了经常的事。

在漫长的冷战中，美苏两国进行了全方位、全天候的间谍战，而军事机密一直都是两国情报部门觊觎的重点对象。

政治学家喜欢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s）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但它在这样做时会损害另一个国家或另外几个国家的安全，而当那些国家也采取措施来维护他们被损害的安全利益时，他们采取的措施又反过来危及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的旋涡，一方的猜疑加重另一方的猜疑。，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

，国际间的无政府状

态依然会促使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而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安全困境”，即某一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为会不自觉地导致降低他国安垒，从而使他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竭力增加自己的实力向对方加派间谍，以至卷入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困境”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霸权国及其邻国均无意威胁对方的生存，只足由于每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不确定导致了双方的相互误解；双方实施的旨在追求自身安全保障的政策实际上制造了不安全。霸权国及其邻国实施的政策不仪没有达到保证己方安全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相瓦担忧，

均强凋以对话、合作加强互信，降低双方对各自意图的不肯定性，进而达致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