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改造_国民性_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_田义贵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田义贵　黎光容

(渝西学院中文系,重庆　永川　402168)

[摘要]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启蒙先驱提出了中国“国民性”问题,鲁迅接过他们的大旗,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剖析,形成了他最具“思想史”价值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上,具体为四个方面:“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瞒和骗”;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关键词]　鲁迅　“国民性”　改造

[中图分类号]　K203;G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2)02-0237-04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有作家中,具有独立的思想甚至也不乏深度者何止一人,但其影响能够从文学领域扩展到思想领域从而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者,恐怕也唯有鲁迅一人了。而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其最值得推崇、最具有“思想史”价值的核心乃是他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虽然鲁迅本人没有对自己的“改造国民性思想”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只是将它融入了自己的各种著述特别是大量杂文和小说创作中,但是,人们仍可从这些零星的论述和他笔下的各种艺术形象中看到这一思想的处处闪烁,它像一条红线一样几乎贯穿了鲁迅的全部著作,是“鲁迅精神”的基本组成部分。

笔者以为,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揭示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

在中国,残酷的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盛行的结果,是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建立。凡是读过鲁迅小说的人,大概谁也不会忘记“狂人”眼中的“人肉筵席”、祥林嫂的惨死以及孔乙己的潦倒和阿Q的悲剧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造成这些悲剧的真正元凶都是残酷的封建宗法制度。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下,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觉维护这种制度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必须对别人“专制”,统治、压迫、凌辱别人;另一类人自然是被统治、被压迫、被凌辱的人,他们必须是“奴才”,必须臣服于他人,否则连“奴才”的地位也保不住,便只有死路一条了。但世界果真只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专制者”与“奴才”的二元分立、对峙倒也罢了,可悲的是连被统治的“奴才”也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这种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而且不仅表现在外在言行上,甚至浸蚀到精神上、灵魂上!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一边“被人吃”还一边“吃人”。“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1],于是封建宗法制度便得以在“吃人”与“被吃”的惨剧中一代一代地延续和加强了。也就是说,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人们,一边做着“专制者”“吃人”,一边做着“奴才”“被吃”着;而“专制者”的特性是“骄”,“奴才”的特性是“谄”———“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相混杂的气质,正是鲁迅揭示的中国“国民性”痼疾的核心之所在。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早就说过:“天下惟能谄人者,为能骄人;亦惟能骄人者,为能谄人。”但鲁迅的剖析却深刻得多———他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引T h.Lips《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一书的观点说:“……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作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贴耳于新主人之前了。……用事实来证明这理论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孙皓,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2]就是这位既作“暴主”又作“奴才”的孙皓,鲁迅在《谚语》一文中又提到了他的大名:“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却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由此进一步总结说:“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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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期(总第86期)

广西社会科学

G UA NGX I SO CIAL SCIENCES

NO.2,2002

(Cumulatively,N O,86)

[收稿日期]2001-10-02

[作者简介]田义贵(1965-),男,重庆人,重庆渝西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黎光容(1968-),女,重庆人,重庆渝西学院中文系教师。

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3]可谓点中了这类人的要害。

其实,这类人又何止孙皓一个呢?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人们,谁都可能既“谄”又“骄”、既是“奴才”又是“专制者”———这种“谄”与“骄”相纠结的气质,在国民中是很普遍的,只要“吃人”与“被吃”的社会现状存在,“奴才”与“专制者”的双重人格就不会消失。所以鲁迅坚决主张掀翻这“人肉的筵宴”,改革这被异化了的“人性”,恢复真正的人性。

封建宗法制度将“人性”异化为“奴才”与“专制者”相混杂的畸形产物,这种畸变日益加深、扩大、蔓延进而加固,使整个社会处于既“谄”且“骄”的恶劣气习之中。对待上司,自己是“奴才”,必须施展“谄”的本领;对待下属,自己又是“专制者”,自然把作“奴才”时所受的气全撒在级别比自己更低的“奴才”身上,自然具备了“骄”的心态。那么,遇到与自己级别相似、旗鼓相当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鲁迅是这样揭示的:“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们压下去,或者将他们捧起来……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便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4]这种“压”与“捧”的伎俩,可以说是“骄”与“谄”的发挥和应用。有了“谄”“骄”“捧”“压”的种种本事,大体上也就可以在世上立足安身了。但这些“一级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的“奴才”、“专制者”何时选择“谄”与“捧”,何时选择“压”与“骄”,这又是为人处世的必备本事———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圆滑世故”了。这种“圆滑世故”长期盛行,则又养成了“国民性”中的“巧滑”习气———连阿Q这样的下等人,不也带有几分“巧滑”的习性吗?由“巧滑”而衍生出的“中庸”,表面上看是调和、折衷、公允的,不像“巧滑”那样一副让人不足信、让人生厌的面孔,似乎只要“中庸”就能取信于人、让人无可厚非了。然而在鲁迅看来,“中庸之道”也是一种严重的“国民性”痼疾,他在致友人徐炳昶的信中说:“我以为这两种态度(指其上文的`听天由命'和`中庸'———引者注)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是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5]可见,“奴才”与“专制者”的双重身份确实是祸害的根源所在,以此为基点和核心,派生出了“国民性”的种种弱点,除“谄”、“骄”、“压”、“捧”及“巧滑”、“中庸”之外,“瞒和骗”也是其重要表现。

二、“瞒和骗”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下,每个人以“奴才”、“专制者”的心态“谄上骄下”、“压下捧上”,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权力结构的网状系统。在这个权力结构的网状系统中间,人人要想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就必须学会虚伪,学会“巧滑”,学会“瞒和骗”。做了“奴才”却不愿、不敢、不能承认自己是“奴才”,做了“专制者”也不愿、不敢、不能承认自己是“专制者”———于是便有了“瞒和骗”的滋生与合理存在。甚至连文艺也成了“瞒和骗”的文艺,助桀为纣、火上加油,更进一步缠绕、禁锢和麻痹着国民的心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鲁迅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6]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有所“为”而不敢有所“言”,便只好对事实进行“瞒和骗”,这确实是国力衰微、民气低靡的严重表征了。如果说“瞒和骗”的对象是别人,我们可以遣责其道德低下;但如果说不但“瞒”、“骗”别人,甚至连自己也不放过,连对自己也要“瞒”和“骗”,这问题可就严重了———这可是烂到骨髓、病入膏肓、蚀及灵魂了!鲁迅谓之:自欺欺人。他在《立此存照(三)》一文中形象深刻地剖析了这种“自欺欺人”的病态心理:“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为他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7]这样的“自欺欺人”,可真是畸形到可笑、可怜甚至寒心的地步。

封建宗法制度对“人性”的“奴化”和戕害,使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而“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8]。“瞒”“骗”之风盛行若此,“自欺欺人”日陷其深———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鲁迅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了,所以他起而揭穿这种种把戏,让那些以“肥胖”讳饰“浮肿”者再不能保全“面子”,这也算得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9]里的一声“呐喊”吧:这就是先知先觉者的功劳。

封建宗法制度对“人性”的残忍虐杀和戕害,使偶尔几个敢于反抗者或仅仅敢于说真话者消失殆尽,面对残忍如“剥皮”的酷刑,谁不心寒胆栗?鲁迅说:“有些事实,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10]统治者的虐杀,其目的就是要“杀鸡儆猴”,以为越残酷,人民就越害怕,越不敢反抗,其统治也就越是牢固可靠。久而久之,国民的“兽性”也就渐渐消失,变得逐渐“驯顺”起来,于是“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的“家畜性”也便潜滋暗长了。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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