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去行政化问题

教育去行政化问题

教育行政化主要表现为学校的行政级别问题。实质上，教育行政化是指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表现为教育目标、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模式的行政化。通俗地讲，教育行政化，就是教育官化、教育权力化。这里主要指大学教育行政化。

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代大学之起源。自近代大学创建起，政府创建政府管理的方式一直是我国大学管理的主流，行政权力长期充当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以致形成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客观现实。而且，我国大学的教育方针一直与政治有密切联系。清末崇尚“中体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党化教育”，解放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大学主旨。这些都成为行政化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决策者心里，并没有意识到教育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念和文化目标、独特原则和活动规律的专门性事业，是需要遵循其专门的活动规律。在教育部和所有这些学校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上，简单的赋予行政意义上的上下属，即下级服从上级，比如把四年制本科院校定为厅局级，其中重点高校及其党委书记和校长被定为副部级。大学内部的学院或者系定为县处级。学校的党政一把手纳入组织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双重管理，属于国家干部。

教育行政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方面有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这种行政教育造成管理制度的简单化和行政化，使教育领域出现的种种乱象。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化的数字管理，一是显著的行政化倾向。简单化的数字性管理诱发了许多功利化现象。行政主导体制在剥夺了教师许多权利，解除了他们的不少教育责任。教师评定起真正起作用的标准却是一些机械的论文数、项目数、获奖数等数字。这种简单化的标准，诱发了包括刊物版面费、期刊公关费、评委公关费等许多腐败现象。使一些大学中教授、博士数百上千，若过江之鲫，重大成果却屈指可数。另一方面，政府按照行政逻辑和规则管理学校，把学校当成了其下属的一个部门随意发号施令，横加干涉；在学校运行和内部管理上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在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和内部治理等方面都体现浓厚的行政色彩。

我国著名教育家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前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所以当今大学不应以一种思想教育学生，不应追求学校之大官。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本质的内核。高等教育不仅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活动，还是传播、研究、发展高深学问的领域和场所。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形态，其载体的基本形式是“大学”。大学首先是一个学术活动的团体，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高等教育都是以高深学问为基础和起点。大学最基本的功能是学术活动，没有蓬勃向上的学术活动，大学则很难跟上社会的发展。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内在保证。在管理方面教育去行政化要从教育部开始，进一步规范教育部的宏观调控职能，改革管、办、评一体的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审批项、检查和评估，允许学校自主设置专业和课程；暂时保留学校的行政级别，但减少行政特权，跟随社会的总体步伐逐步去除行政级别；教育部门和组织部门退出校

长的选举和任命，由教师民主选举；借鉴国际经验，按现代学校制度健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在这里我只简单的分析了教育行政化的缘起及表现和危害，还有一点对未来大学的憧憬。教育行政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要想去除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所以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力量，拯救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