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反思

Indepth Observation 深度观察

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反思

未来中国将进入后土地经济时代，传统的由政府强制推进的粗放“土地城市化”战略必须得到调整和纠正，如果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上的激进情绪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会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没有走出试点的陈旧模式，从沿海到内地，从一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从城市经营到城市建设，从城市定位到产业选择，基本都在是跟风、山寨和模仿。这种跟风就是，不结合本地的实际，不辨别好坏，从摩天大楼到高架桥，从新区建设到城中村改造，好的也学，坏的也学，最终迷失了自己，走向了错误的发展道路。随着土地财政的日益难以为继，我们将要进入后土地经济时代。在后土地经济时代要摒弃一刀切的城市化模式，拒绝一刀切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因地制宜，自然选择最适合本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模式。

近日，笔者到山东济宁的南阳古镇考察，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村落、一条条街道被错误的决策摧毁，再建设起不伦不类的新古镇，不免痛心疾首。囿于眼界和学识，当地官员想当然地仿照常规的城市化模式，拆毁老旧的村庄，荡平庭院式的房屋，把农民集中在一起洗脚上楼。在他们看来，农民变市民，乡村变城市，就是城市化，就是从落后走向现代。因此，他们大片拆除村庄、老旧宅子，希望为开发商和投资商扫除发展的障碍，然而，开发商投资商并没有如政府所愿前来投资建设，运河两岸只留下大片被拆除的房屋废墟，犹如刚刚经历过战火摧毁，村民也失去了世代居住的院落宅子，被强迫住进了千楼一面的“农民新村”。这样的农民新村在神州大地上随处可见，千篇一律，毫无生命力，与当地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

看到此情此景，心中不免叹息，不断地追问和思考：在中国，什么才是好的城市化模式？南阳古镇是典型的封闭式内生经济，四面环水，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明清水运兴盛之时，南阳也曾是繁华的商埠。“渔船、酒船、商船，往来相接，群聚檐樯林立如街市”。北来运大豆、羊皮、煤炭的船只，南来载糖、纸、竹器、丝绸、煤油的船只，都在这里停泊，一时号称“小苏州”。在繁盛时，南阳镇曾有皇宫所、皇粮殿、二爷庙、火神庙、魁星楼、文公祠、禹庙、杨家牌坊、不沾地旗杆等30多处名胜古迹。清政府曾在此设守备及管河主簿，乾隆下江南时，也曾在镇上大户人家居住，现在仍保留其驻足的宅子。

随着水运的没落，南阳镇的衰败也不可避免，但是仍然保留着水乡的特色。80多个村庄星星点点的散落在15万亩湖面上，或以莲荷相接，或以苇田相连，或以明水相通，出镇下村，走亲访友，都依靠船只出行，船只是如同小汽车一般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生活器具。几乎每个南阳镇的居民，都熟悉水性、精于划船捕捞。除了常规的生活用品之外，小镇上交易最多的东西便是鱼虾、螃蟹、莲子、莲藕之类的水产，老实本分的居民，便是依托湖里出产的东西为生，稍有野心的居民，便购置大货船，来往于京杭大运河，运些砂石或特产谋生。

南阳城市化的步伐仍在按部就班地继续，人口在增多，城镇的面积在扩大。如今镇上有居民15,000余人，面积3.5平方公里。这里的人们，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谋生的依靠，都离不开这片水域，如果不是镇政府要自以为是地发展旅游，南阳镇的人们仍然可以惬意地以水为生，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居住在格子间一样的农民新村中，失去可以晾晒鱼虾的院落，失去制作渔网渔船的场地，失去前店后坊的小商业业态……过着一种与原有的生活方式迥异的城市生活。实际上，从经济发展程度、到心理的适应过程，再到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当地居民而言都太过突然。

可悲的是，南阳不过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中国正在以发展的名义，大肆地摧毁着城市和乡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从1949年初的10.6%，到1978年的18.9%，及至2011年的51.27%，我国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市总数增加至655个，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这些光鲜的城市化数字背后却是众多城市和乡村的悲鸣。

一些城市甚至在不断经历拆了建、建了拆的轮回。西安、大同等众多历史名城，在无情地毁掉自己的古代城市遗产很多年后，突然反悔，又再一次毁掉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近现代城市遗产和人居社区，重新用现代材料，修建仿古城市，原本尺度宜人的街巷、院落在推土机的轰鸣下支离破碎。

不仅如此，快速的城市化也摧毁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邻里关系和就业基础。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数量持续增长，六成以上农村成空心村……经济发展的成就似乎正在不断被“大干快上”的城市化引发的恶果所抵消。

由政府主导、以拆迁改造为标志的快速城市化完全搅乱了市场发展的节奏，使得城市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整个社会阶层处于一种动荡不稳定的状态中。实际上，城市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政府乃至个人就能主观决定的，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演进的过程，而不是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可以追求、可以被塑造的结果。

从城市化的演进过程来看，一定要伴随着人口、产业、资源，知识的集中和变迁，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缺一不可。类似于南阳的强制城市化过程，不过是对原有的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和环境生态的破坏和摧毁，这样的行为只能带来城市经济的倒退。

讨论至此，答案似乎很明了，自然而然本土化的城市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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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好的城市化模式！未来中国将进入后土地经济时代，传统的由政府强制推进的粗放“土地城市化”战略必须得到调整和纠正，如果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上的激进情绪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会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来源：证券时报网 文/唐黎明）

美国基建有多落后

去年夏天，印度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受影响的人有6亿之多。所以，当我前来探亲的印度籍岳母表示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东海岸地区“像印度一样糟”的时候，这一评价听起来着实刺耳。当时，风暴德雷科（Derecho）正席卷美国东海岸，600万美国家庭因此断电数天，在酷热天气中饱受煎熬。上个月，超强风暴桑迪（Sandy）又让1,000万美国家庭陷入恐慌的境地。天气预报机构预期，12月底会有一股很强的寒流，肯定会导致断电。对此，人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面对本国基础设施质量的不断下降，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养成了一种像印度人（或许还包括英国人）那样的听天由命心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英国籍母亲曾在美国住了几个月。那时候，美国到处是令人眩目的未来派景象。在这里你能看到空调，每个冰箱里都有冷藏室，霓虹灯无处不在，就连工人阶级也买得起车、开上宽敞的道路行驶。但在过去三十年里，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基础设施一天天老化。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投资不足之后，这些基础设施已破败不堪，而美国人也已适应了这种现实。

未来12个月的某一刻，我们将能看出，美国是否有意愿让其基础设施也步入21世纪。如果一切顺利，美国国会将在明年1月1日前采取措施，避免到时跌落“财政悬崖”。作为相关协议的一部分，议员们将设定另一颗“定时炸弹”，“爆炸时间”定在2013年年底——在“爆炸”之前他们必须达成一项更大的妥协，否则就会面临另一个“财政悬崖”。美国国会可能会缩减已然捉襟见肘的联邦投资预算。而如布鲁金斯学会都市研究中心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Center）所言，人们希望的是，美国国会能削减其他预算以支撑投资，而不是从整体上大幅削减预算。

有三个方面值得担忧。第一，美国电网、公路、国内机场和水道的破败，引起的公愤少得出奇。这意味着，议员们目前在其他方面感受到更大的压力（比如捍卫现有的处于低位的资本所得税，或维持可创造就业的国防预算）。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时，你很难不每隔一段时间就遭遇航班严重延误、取消或超订，也很难忘记大多数乘客面对这一切时那超强的忍受力。

美国国内航班的很大一部分难题可通过建设“下一代航空运输系统”（NextGen）来解决，它将使美国从二战时所用的雷达网络切换到基于卫星的航班追踪系统。现有的安排建立在“轴辐模式”（hub and spoke model）基础上，航空公司的每条航线都要经过某个地区性枢纽。枢纽如果停转，会对整个网络造成连锁影响。NextGen会让飞行变得更安全，让轴辐模式变得可有可无。但美国国会对批准这项耗资至少250亿美元的投资案兴趣不大。

第二，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美国落后世界其他国家有多远。世界经济论坛（WEF）的竞争力报告显示，在9个类别的排名中，美国的基础设施大多排在20名开外；而在航空运输质量和电力供应质量分类排名中，更是排在30名开外。互联网是在美国诞生的——这类“去中心化”网络同时也是美国电网迫切需要的。但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网速只勉强达到韩国和德国等国的十分之一。在一个“全球IT超级高速路”已不再停留在口号的时代，这种差距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拥堵的交通不会扼杀萌芽中的美国创业者，但缓慢的网速却可能是致命的。

第三，华盛顿目前处于两党对立的状态，此时要求它向一项宏伟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大开绿灯，可能不太现实。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的数据显示，仅仅是为了使基础设施的质量维持在现有水平，未来十年美国就需要投入2.2万亿美元。根据目前的预算安排，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达不到。我们基本上只能靠信念才会相信，明年两党财政协议达成（如果真的能够达成的话）之时，这方面的支出将会翻番、而不是大幅降低。

与共和党传统相悖的是，许多共和党人如今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联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履行任何重要职能，而是希望将这一职能下放到各州。因此，设想美国国会会按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要求建立一家公共基础设施银行恐怕也不现实。该银行可用100亿美元作为种子基金，撬动大量私人部门资金，用于跨州项目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类似。这家银行可能仍将停留在规划中。

修建桥梁（偶尔修座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桥）曾是美国两党的共同追求。在美国即将就其财政未来做出重要抉择之际，值得强调的是，华盛顿需着眼于今后若干年设定相应的联邦预算参数。在议员们采取行动之前，他们应该先去东亚转转，比如说从肯尼迪国际机场（JFK）到新加坡樟宜机场（Changi）、或香港赤・角机场（Chek Lap Kok）、或若干其他机场，感受一下美国机场与东亚机场的差异。他们甚至可以在新德里的新机场转机，搭乘一下这座城市带空调的新地铁（尽管他们可能需要忽略新机场周边的中世纪环境）。我的岳母肯定乐于用印度香料奶茶（chai masala）来款待他们，然后轻轻摇摇食指，表达一下对美国电网的不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文/爱德华・卢斯 译者/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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