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商周墓葬的几个问题_以山东地区为例

试谈商周墓葬的几个问题

———以山东地区为例

毕经纬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陕西西安市710062）

关键词：山东地区商周时期墓葬问题

摘要：以往的墓葬研究多集中于出土器物和葬制葬俗，对墓葬本身却有所忽略。以山东地区商周墓葬为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墓葬的长、宽比值以及墓口与墓底的比值，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特征；墓道的有无可能取决于棺椁下葬习俗和墓葬的规模，而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没有必然联系；山东地区壁龛墓数量较少，其族属可能有别于同一墓地的其他墓葬；器物箱的使用是东夷人的传统，并于春秋时期影响到中原及其他地区；鲁南、鲁北地区墓向较杂，这可能源于两地居民族属的多元性，而鲁东、鲁东南两地则继承了早期东夷人的传统，皆以东向为主。

KEY WORDS：Shandong region Shang and Zhou burials Issues

ABSTRACT：Previous scholarly work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excavated objects and burial customs．Nonetheless，the structure of burials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The paper uses the Shang and Zhou burials in Shandong as a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several noteworthy points．First，the ratio between the length and width of burials reflects certain regional and chronological features．Second，the using of entry ramp is depended on the burial practices and the size of tombs，while it is u-sually irrelevant to the occupant’s rank and social status．Third，niches are rarely found in Shandong burials，but the ethnicity of tombs with this kind of feature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other type of burials in the same cemetery．Fourth，divining the coffin into several compartments might have been the practice of Dong-yi（Eastern Barbarians）living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Shandong，which gradually impacted on other regions starting from the Middle Western Zhou Dynasty．Lastly，the orientations of tombs in Lu-nan（Southern Shandong）and Lu-bei（Northern Shandong）are complicated and heterogeneous，while the buri-al orientations in Lu-dong（Eastern Shandong）and Lu-dongnan（South-eastern Shandong）were primarily facing east，which was a tradition derived from the Dong-yi group in earlier times．

目前关于商周墓葬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

尤其在墓葬的葬制、葬俗和出土器物方面更是成绩斐然。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中原地区，而对其他地区墓葬的研究相对薄弱；二是传统的墓葬研究多集中于葬制、葬俗和随葬器物，而对墓葬本身却有所忽略。以山东地区为例，关于商周墓葬的系统研究，除《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1］、《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2］以及《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3］涉及稍多外，余多浅尝辄止，而关于本区商代墓葬的系统研究更是阙如。由于墓葬信息极为丰富，三书所论虽已颇为详备，但在墓道、墓圹、二层台、壁龛、器物箱、墓向等墓葬的6个方面仍然有所疏漏或探讨不甚充分之处。兹作以下补充。

一、墓道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墓道墓为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872座墓葬中，387座墓葬带有长方形或梯形墓道，墓葬规模有大有小［4］。中原地区目前最早的墓道墓为殷墟侯家庄北地一号墓，时代为殷墟一期，墓道可能是由西北地区传入的。山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墓道墓为青州苏埠屯M1［5］，时代约当于殷墟三期，晚于殷墟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应受其影响。

山东地区商与西周时期的墓道墓目前发现18座，主要集中于青州苏埠屯和滕州前掌大墓地，时代多在殷墟三期至周初。其中“亚”字形四墓道墓葬2座，皆在苏埠屯墓地，面积超过100m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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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化寨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分期研究

字形二墓道墓葬3座，出于前掌大墓地，1座15m2，另外2座55m2左右。“甲”字形单墓道墓13座，其中晚商至周初的滕州前掌大墓地［6］发现9座，晚商的苏埠屯墓地和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高青陈庄墓地各有2座，墓葬面积多在25m2左右，大者可达50m2，小者仅6m2。东周时期的墓道墓发现约300座，其中95%以上集中于战国时期的齐国，而且主要在齐都临淄一带，如临淄四王冢墓地、淄河店墓地等。齐国之外的枣庄小邾国墓地、蓬莱辛旺集墓地、莒南大店等地也有少量发现。甲字形单墓道是山东地区东周时期墓道的主要形式，面积在8 600m2不等，如日照崮河崖M1仅8m2，而齐故城M5则达到了600m2。齐国境内的甲字形墓多为战国墓，面积多在100m2以上。东周时期的中字形双墓道墓葬仅在战国晚期才有个别出现，如临淄商王村M3，因数量较少且可能已进入秦汉，本文不作探讨。

墓道的有无与墓主人等级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学者，是考古学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困扰源自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之间的相互抵牾。《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有晋侯请隧之事，杜预用贾逵意注曰：“阙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礼也，诸侯悬柩而下。”这种“隧”即墓道的说法占据着历代学界的主流，今人也不例外。但考古发现的墓道的使用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似乎又无必然之联系。如，两周晋、卫、应、小邾等国的国君墓有单墓道或双墓道，而三门峡上村岭虢国、辉县琉璃阁卫国、济阳刘台子逄国、沂水刘家店子莒国、长清仙人台邿国、滕州薛国等国君墓却没有墓道。就墓葬资料较为丰富的东周时期来看，墓道的使用情况相对于同期的鼎簋制度、编钟制度而言，十分“混乱”，远未到规范化、制度化的程度。有学者提出“墓道的多少与墓葬的等级没有必然联系”［7］之观点值得注意。因此，我们怀疑，晋侯请隧之“隧”不是墓道，而指其他。《国语·晋语四》韦昭注为乡隧制度之六隧，今人常金仓经过详尽的论证认为是旗制中高等级的“全羽之旞”［8］，都值得重视。

我们认为，墓道的有无，可能无关乎墓主人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地位，而取决于当时的棺椁下葬习俗和墓葬的规模，即它属于民俗学问题，而与墓葬的等级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民俗学材料似乎能够解释商周时期墓道使用的“混乱”现象。今天盛行土葬的地区还可以看到，埋葬时，棺柩多由绳索等器械自墓口垂直放入墓底。从杜预注“诸侯悬柩而下”，可知这一落棺习俗至迟在西晋以前就已存在。而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绝大部分墓葬没有墓道来看，其时所采用的落棺方式也应是这种“悬柩而下”。理论上来讲，这种落棺方式，墓圹面积越小，越易操作，而面积越大，难度就越大。当难度超出时人的操作极限时，就不得不开掘墓道以运送棺椁。因此，大中型墓葬墓道的开掘与否，可能取决于各地对丧葬习俗的遵守程度和落棺器械的承受程度。遵守较为严恪、落棺器械较先进的地区，可能多循惯例垂直落棺；反之，则开掘墓道以运棺入墓。至于超大型墓葬，因落棺和放置大量随葬品时难度过大，遂普遍开有一个或更多的墓道。因此，墓道的使用，可能是垂直落棺的埋葬习俗向落棺器械的承受程度妥协的结果，是一种权宜现象，而不是制度规定，会因时因地而异。这可能就是考古发现中墓道的使用比较“混乱”的原因所在。

二、墓圹

（一）墓圹的长宽比值问题。这一问题，以往学者关注不多。山东地区墓圹的长宽比值情况大致如下。

1．商代。济南大辛庄商墓长宽比值在1．4 2．8之间。青州苏埠屯商墓在1．1 1．6之间；滕州前掌大商周大型墓在1．1 1．6之间，中型墓在1．5 2之间，小型墓在2 2．5之间；临淄后李商末周初墓葬在2．5 4．3之间。

2．周代。（1）鲁北地区。高青陈庄诸墓长宽比值为1．6左右；济阳刘台子诸墓在1．4 1．8之间；昌乐岳家河诸墓在1．25 2．2之间；临淄东古墓地公布的5座墓中，大于2的2座，小于2的2座，等于1的1座；临淄两醇墓地公布的8座墓中，比值大于、小于2的各有4座；淄川磁村诸墓在1．6 1．9之间；邹平大省诸墓在1．3 1．7之间。（2）鲁南地区。曲阜鲁故城甲组墓的长宽比值大于、等于、小于2的分别占64%、22%、14%，乙组墓则各占三分之一；长清邿国墓诸除M6为1外，其余为1．5左右；枣庄小邾国墓

62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