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思想与汉初黄老政治

——摘自安庆教研网

黄老思想与汉初黄老政治

岳西县职教中心王燕舞

前言：西汉是在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暴秦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推毁旧世界的同时，人们向往一个安定和谐的新世界。为稳固封建统治恢复封建经济，汉初的统治政策发生了变化，实行黄老政治。这是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找到的通向盛世的途径，并以此回应农民大起义。黄老无为政治应运而生，指导着汉初的统治，由思想上升为政治理论，具体为方针政策，通过国家力量来恢复加强经济。

一、黄老思想的渊流

黄老思想中的：黄，指黄帝，老，指老子。稷下之学中把这种以道法为主，兼收各家之学称为“黄老之学”。而司马迁将老子、庄子、韩非等合为列传，因为从他们的思想渊源看，“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老子与当时兵家、法家也密切相关，可见所谓黄老之术是假托黄帝而以老子学派为主体的一个学派，它借黄帝之名，引老子之学，兼收百家，辅以时代物证，产生于战国，形成于汉初。

老子尚清静、虚无，做事要顺其自然，一切顺应万物；尚“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历来都认为《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魏晋以前，就认为《老子》是治道之人作，教人南面之术，即帝王之术，是一个十分讲究权势与策略的著作，可见道家一开始也是一个十分关心政治的学派，黄老学派虽是诸家思想融为一体的，但其思想的本质，即“无为而无不为”仍是黄老之学主干。

春秋时期的“无为而治”的一般含义正如孔子所说：“无为而治者舜也与！无何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但当时的现实情况仍使孔子主张用礼来仁义治国。老子从“道”的学说出发，对“无为而治”阐发了系统主张。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老子讲“无为”是针对“有为”的。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3”。“无为”主要指的是消除独断的意志和专断的行为，含有不亡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顺手“自然”便没有办不成功的，那“无为而无不为”。

二、汉初黄老政治

黄老之学本身所固有的思想内涵，清静无为，俭朴寡欲的主张，成为汉初新黄老学说的根基，同样是时代的产物。面对秦短祚而亡，汉初陆贾等一批黄老思想家首先以政治家的面目出现，他们和萧何、刘安等人一道，思考现实，使新黄老学说内容更丰富，称之为新黄老学说，用以指导现实。新黄老学说“不仅讲道，而且讲法，以无为掩饰无不为”4。但他们主张的无为而治有个前提，即“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6。

适应时势的新黄老学说迅速成为黄老政治的核心思想。所谓黄老政治即黄老而治，无为而治，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物证，它的本质是休养生息。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6。黄老政治成为汉初治国的基本方针原因有：

其一，汉初反秦之弊为黄老学说兴起创造良好条件。

其建国以后，尊奉法家思想，非但没有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反而大兴土木，滥用民力，推行酷法，超出了国家经济和百姓承受力，激化了阶级矛盾。从秦末农民战争中走出来的汉初布衣卿相们，要恢复经济，稳固统治，必须了解秦亡原因，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秦短暂而亡，源于它的暴虐轻民，不修文教，是其尊法统治破产的标志。汉初的统治者们处处以秦亡为戒，如刘邦大封同姓王即是一例。“秦败亡的历史教训，使汉初统治者如惊弓之鸟，时时影响着汉廷的决策7。故汉初反秦之弊，使黄老思想再次得宠。”

其二，源于陆贾、贾谊等人的政治实践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黄老思想，成为汉初治国方针，却不是一步到位的。秦的灭亡对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庙堂之中汉的统治者。陆贾、贾谊等总结秦亡原因，认为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仁义。秦思想僵化，没认识到取与守，攻与守的不同，一旦国家有战争，国家的所有经济、政治活动都要服务战争。陆贾提出了“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乎？”又曰“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8。攻天下生死两不立，而守天下是二者要并存，不能将百姓当成敌人看待，若百姓难以生存，则君主也难以生存。因此君民关系要协调，要施行仁义，让人心服，行仁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无为”，这直接反映经过长期战乱后，社会需要安定，国家需要休养生息。

如果说陆贾是“汉初第一个提出运用黄老思想指导政治的人”，那么刘邦宿将曹参则是“首先实践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9的人。曹参相齐王刘肥时，就采纳胶西学者盖分意见，休养生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10。后继萧何为相国，“兴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仍奉行“清静无为”。曹参辅佐惠帝，论政绩不及高祖，但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有助于安定社会，其影响正如《史记》中

民歌所颂：“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11。

陆贾将法律与仁义对立，而贾谊认为法律和政治是仁的基础，可见贾谊比陆贾在总结秦历史教训的认识上前进了一步。

汉初人口与秦代相比，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统治者无法搜刮更多的财富，“自天子不能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2。刚经历农民起义风暴的西汉统治者再也不能因循秦制，只能采取一些较现实的措施。从前202年开始，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刘邦以萧何为相，组织军队官兵复员为民，根据功绩大小及军功爵位高低，赐给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规定“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13。“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色，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14。含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著户籍的人口，“各归其县，复故妥田宅”15。地主返乡，农民返籍。同时“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16。减轻田租税为“什五税一”之制，奖励肯荒，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汉汲取秦滥用刑罚前车之鉴，正如陆贾在《新语·主德篇》中所说：“君子之为治也，诀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

到惠帝、高后时期继续推行无为政治。如惠帝即位之初，采取曹参的“宽刑简政”主张。废除族诛法、妖言令两项酷法。针对当时的人心思定，惠帝继续减轻田租税率，增加劳动人口与民休息，以稳定社会。

文帝即位之初，面临政治上诸侯王势力膨胀，经济上经过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财务仍然十分衰弱，农民贫困，地主农民矛盾再次激化。为巩固封建统治，发展生产，文景仍奉“清静无为”，极力推行无为而治。加之文帝“好刑名之言”，窦太后信奉黄老之术，贾谊视“安民”为治乱之本，使文景年间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文景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17，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除此之外，还减少地方徭役，开放山泽禁苑给农民耕种，颁布振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都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民生活的安定，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作用。文景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之秦之政，议论各在宽厚”18。施行约法省禁政策。通过兴教化，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劝励百姓勤于农事，以保持社会稳定。总之文景时期的刑罚，并之秦和惠帝高后年间，都更为宽刑简政，是无为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君臣关系，文景多是宽容谦让，以礼相待，但对诸侯王的宽容甚至放纵终成祸患。

三、黄老政治对汉初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