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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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心理学
高岚申荷永
我们于;两年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一文,表达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的意义,进而发挥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的精神与思想。那么现在,以“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为题目,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从中国文化来看心理学;来看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或者说应该具有的影响。我们拟就三个方面,来展开我们关于“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思考。
一、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
“东—西方心理学”又被称作“智慧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家们对东方文化和心理学思想的一种追求。“西方的科技与东方的智慧”,是人们所常听到的。就心理学而言,实际上,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智慧”的神往,往往并不亚于中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西方“认知心理学”的迷信。“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的学院派主流,但是,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往往并不局限在“学院派”的掌控之中。且不说“人本主义心理学”一直是西方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补充,而作为心理学发展之真正主流内容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分析,包括心理卫生与心理教育,便一直在认知心理学涉及的范围之外,一直受着传统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东—西方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的发展,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在考西尼(R.Corsini)1984年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便已经写入了有关“东—西方心理学”的词条。在我们的理解中,东西方心理学并非强调东西方心理学的差异,而是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的沟通交流与整合。对于这一发展中的心理学领域,同样需要我们的理解。
若是把“东—西方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术语,那么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把东方的哲学与心理学思想传统,包括中国的儒学、道家、禅宗以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伊斯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日本的神道和禅宗等,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及实践结合起来。由于“东-西方心理学”这一概念主要是西方心理学家们提出来的,所以,它所强调的是对东方思想传统的学习与理解。
早在6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G.Murphy)便已经开始关注东方的心理学思想传统。随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潜能运动,东方的禅宗与道家思想迅
速在西方传播。我们考察了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出版的《人格心理学》专著,“东方心理学”开始成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章节。比如,霍尔(CalvinS.Hall)与林哲(GardnerLindzey)在其经典性的《人格心理学》新版的时候(1978),提出“由于人们对东方思想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认为有必要提供有关东方人格理论的内容,以及论述这种人格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于是,霍尔与林哲专门邀请后来以“情感智力”而闻名的东方心理学研究者高尔曼(D.Goelman),撰写了其中的第10章“东方心理学”。
1996年,我们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前往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时候,曾经与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心理系的格尔登·柏克(Gordon Becker)合作,一起为学生主讲“东方心理学”的课程。格尔登·柏克是最早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之一。他自己坚持“坐禅”已经有20余年,其老师是曾经在60年代参与建立美国旧金山第一所禅院的大忍和尚(Dainin Katagiri)。按照其原来的教学计划,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印度的哲学与佛教,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尽管他会提到中国儒学和道家哲学,但并非重点。于是,我们的合作也正是从把“中国文化心理学”作为东方心理学的主流,乃至主要内容开始。整整一个学期的授课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其他一些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们,一起研讨了“东方心理学”之课程设置与内容,以及东方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发展。
后来,我们前往曾经建立美国第一个“东-西方心理学系”的加州亚洲整合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ion Integral Studies),并且与负责东西方心理学专业的莱朗博士一起合作,进行“东-西方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同时为帕露·阿图的“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的博士研究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当这些有关东方心理学的体验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系统性的理解;当我们逐渐深入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与理解的时候,“东-西方心理学”的深层意义也日益呈现。
二、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
我们曾经读过一本《爱默生与中国儒学》的书,感叹不已。西方智者如爱默生,竟然与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内在的联系。于是我们告诉自己,之所以如此喜欢爱默生,大概也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内在的接近吧。我们也会看到《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专著,作为近代数学大师、计算机原理的奠基者,竟然如此热衷于中国的《易经》,并且从中直接获得灵感,同样让人感叹不已。同样的故事有许多。心理学中也是如此,能够称上智者的心理学家如荣格,如马斯洛,如弗洛姆,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也都直言不讳从中所获得的灵感。
(一)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
当马斯洛在创立其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的时候,他也勾画出了“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最初思路。马斯洛自己正是在借助于东方思想的基础上,来提出其“自我实现”主张的。伴随
着人本主义心理学发展的个人潜能运动,东方传统的禅思与冥想(meditation)技术,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心理与行为发展。
早在50年代,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形成的初期,马斯洛曾经在其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想法:“东方文明中的出世者,如禅师与和尚等,是否比西方文明中的自我实现者在情感上更加和谐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于是,马斯洛意识到:“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东西方文明中关于自我实现和内在和谐的观念结合起来。”在霍夫曼撰写的马斯洛传记中也提到,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者韦特海默,马斯洛接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那是在1942年前后,马斯洛听了韦特海默的著名讲座:“存在和行为”。其中韦特海默强调指出,西方心理学的偏见在于太看重“目标寻求”行为,需要学习东方思想家对人类经验中诸如游戏、好奇心、畏惧、审美乐趣以及神秘状态等“无动机的”和“无目标的”性质的重视。韦特海默的“这一演讲对马斯洛正在形成中的人格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霍夫曼这样总结说。同时,霍夫曼指出,马斯洛这时还接触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文献。“马斯洛开始阅读论述东方哲学的书籍,尤其是关于中国道家的书籍
“超越性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东西方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马斯洛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经提出了“超越性心理学”的构想,后来,在美国的帕露·阿图成立了国际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该学院随即便成为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国际中心。
1980年,沃尔斯(Rogers N.Walsh)等人主编了体系更为成熟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取名为《超越自我》。作者们把超越性心理学描述为:“旨在发展一种与健康和幸福有关的人类体验和行为的心理学。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潜能,超越性心理学要整合西方的科学与东方的智慧,10余年后,他们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篇:《超越自我之路》。在这新版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中,作者们强调了超越性作为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意义。其实,其中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提出的人心与道心的结合所重视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瑞士心理分析家卡尔·荣格,是20世纪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而他的突出贡献,充分反映着中国文化的意义与影响。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中,他曾以其童年对石头的冥想为其心理发展的重要开端,荣格后来知道,那是他与道的缘分,一种心灵的感应和沟通。与许多西方的智者们一样,荣格对被称为“蝴蝶道者”的庄子从来都是心向往之。在其自传的最后一页,已经80余岁高龄的荣格,心有感触地说“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这正是此时的我所感受的。老子是具有超然领悟力的典范,他能够体验到价值与整体,体验到一致性。于是,老子在其老年的时候,愿意回归其自身本来的存在,回归于那永恒而未知的意义之中。”这也就是荣格自传的结束语,于是,我们不难看出,荣格与“道”的内在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