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_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国家主义倾向

一、教育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

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是近代以来两种相对立的国家理论与国家政治实践取向。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自由主义认为个人优先于国家，个人利益是一切国家政策与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国家主义认为国家优先于个人，将国家利益、国家目的置于个人利益、个人目的之上。

一国的教育总体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国家主义的，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区分维度：教育目的和教育管理体制。在教育目的上，自由主义由于根本就不承认有所谓国家的利益与目的，因而只声言个人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由教育界人士或社会人士拟定，没有一个具最高权威和约束力的标准。国家主义则尤为强调教育为国家的发展与强大服务，因此，教育的国家目的一般要压过教育的个人目的；教育目的也由国家最高权力部门制定，对全国范围内的教育事业具有法律或行政约束力。在教育管理体制上，自由主义为限制国家的职能与权力而强调地方分权；国家主义为使国家有较强且高效率的国家职能与权力而强调中央集权。

美国是公认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教育是完全排斥国家主义的。从美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来看，虽然其根本特征一直是自由主义的，但自始至终，就含有国家主义的成分，而且２０世纪以来，这种国家主义的成分日渐浓厚。

美国教育的国家主义倾向不断增强，主要表现为“教育目的从以个人本位为主导转向以国家本位为主导”和“教育管理体制由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向‘准中央集权制’靠近”。本文认为，

“制度层面条件——

—联邦政府职能的扩张”和“思想层面条件——

—民众对教育促进国家安全与繁荣的信念不断加强”是美国教育的国家主义色彩不断加重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

二、美国教育的国家主义倾向不断增强的主要表现

（一）教育目的从以个人本位为主导转向以国家本位为主导

在美国２００余年的教育发展历程中，教育目的经历了一个由强调个人的利益与发展到强调社

美国教育：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国家主义倾向

曹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摘要］美国教育的国家主义倾向不断增强，主要表现为“教育目的从以个人本位为主导转向以国家本位为主导”和“教育管理体制由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向‘准中央集权制’靠近”。本文认为“制度层面条件——

—联邦政府职能的扩张”和“思想层面条件——

—民众对教育促进国家安全与繁荣的信念不断加强”是美国教育的国家主义倾向不断增强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

［关键词］美国教育；国家主义；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目的

中图分类号：Ｇ５７１．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６６７（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０７－０５

作者简介：曹雁（１９７０－），女，湖南桃江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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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２０５期）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２０５

会和国家的利益与发展的嬗变过程。尤其在进入２０世纪以后，美国教育目的的国家主义逐渐形成，并从冷战时期开始日渐强盛。

１．二战前：教育目的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倾斜

美国自建国初期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由于主导政治思想是与国家主义相对立，推崇“个人自由至上”的古典自由主义，所以尽管从１８３０年代就开始了公立学校运动，但是教育的“个人主义”取向仍然残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地方和民众抗拒公立学校运动，认为教育是地方事务和私人事务，是否需要受教育、在什么场所接受教育、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应该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事情。这一阶段教育目的的个人本位主要表现在：没有州或国家一级的统一的教育目的、课程和统一的考核标准；教育的内容与目标主要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满足个人升学和就业这两点上；教育目的主要指向个人的发展而不是社会或国家的发展等。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美国，正是新旧更替的历史时期。教育的政治化和追求社会效率成为美国教育的新主题。在杜威的早期教育论著中，就已出现对教育中“个人主义”的摒弃和强调教育的社会目的。兴起于大萧条时期的社会改造主义，更是激烈抨击早期具有人文性的、浪漫的进步主义教育，提出教育应直接参与国家社会的改造与重建。同时期的要素主义教育哲学，其代表人物巴格莱于１９３８年写道，美国的民主正受到威胁，“除非有一种民主的教育能加强和巩固民主的目的和理想，否则民主社会在同集权国家竞争或战斗时就不能生存”。［１］

２．二战后：教育目的的国家本位倾向不断增强

二战后，使得美国教育目的迅速向“国家本位”倾斜的主要社会原因是“苏联卫星事件”、冷战和福利国家政策。进步主义教育的黯然退场、以科南特（Ｃｏｎａｎｔ，Ｊ．Ｂ．）和里科弗（Ｒｉｃｋｏｖｅｒ，Ｈ．Ｇ．）等人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教育哲学的大受欢迎，标志着在教育理论上国家主义已压过个人主义。教育承担了要协助政府使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胜过苏联的使命。美国教育学家梅逊曾写道：

“１９５０年以后，人们越来越根据教育对于国家的需要和国家的政策所做的贡献来评价学校教育。原先着重关心个

人，现在则代之以关心国家。”［２］

从二战结束到７０年代末，美国处于“福利国家”政策时期。教育被这一阶段历届总统及联邦政府利用来帮助实现联邦政府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及社会公共职能，教育目的的国家主义取向达到历史最高点。在布朗判决案和其后延续数十年联邦政府努力消除学校中种族隔离与歧视的行动中，学校成为民权运动的首要阵地；在１９６０年代肯尼迪政府“新边疆”和约翰逊政府“伟大社会”的雄心勃勃的社会发展工程中，教育作为人力培养的方式而被视为促进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宣战”的宏伟蓝图中，教育是联邦政府努力消除贫困、促进平等的“主要武器手段”之一。

１９８０年代里根执政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尽管里根政府反对联邦政府干预教育，但是教育目的的国家本位取向并未淡化。国家教育优质委员会于１９８３年发表了《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民众将教育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观念。克林顿政府抛弃新自由主义路线，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核心要素之一是“尽可能地投资于人力资本”以适应新的信息经济的要求和以促进就业来保障社会福利的新福利政策。小布什的执政路线与克林顿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在以“教育兴国”的政策上。

（二）教育管理体制由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向“准中央集权制”靠近

“重集权，轻分权”是国家主义的内在精神。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提倡国家开办和管理教育”，“主张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教育行政机构”。２０世纪美国教育管理体制从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向“准中央集权制”发展，突出体现在联邦政府教育职能的增强。这一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１．二战前：地方分权制的典范

根据１７８７年宪法和１７９１年的《权利法案》第１０条规定，教育属于各州所保留的权力。至少有两点可以说明这个阶段联邦政府教育职能的薄弱。首先，建国后近一个世纪，联邦政府没有建立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也没有颁布一个专门的有影响力的教育法；其次，在１９世纪曲折激烈的公立学校运动中，联邦政府几乎可以说是置身度外。

这个时期，即使是州政府教育职能的建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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