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史final

课程论文《中西文化交流史》读书报告

课程名称：中西关系史专题

学生姓名：XXX

学号：XXX

专业：XXX

2011年04月06日

《中西文化交流史》读书报告

摘要：中西文化交流就是中国主流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之间的交往、传播和互动。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内容丰富，不能一一囊括。中西文化交流始终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中西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必然造成中西文化的变迁，文化的兴起和衰败是有规律可循的。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史；历史启示；

中西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西关系就已经揭开序幕。古代波斯、印度和希腊等称中国为CIN、CINA、SINA，表明秦国的消息已经向西远播。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开化最早的国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直到16~17世纪，中国文化依然走在世界前列。16世纪中页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是通过阿拉伯人间接进行的。西汉张赛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形成，东汉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宋元时期我国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元代愈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撰写了《马可·波罗行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明成祖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首次下西洋，探索了通向亚非的航道。这些文化交流的盛事在中西文化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一页，为以后中西文化的较大规模的直接接触创造了条件，搭建了桥梁。

一、中西文化的交流历史

汉代是中西关系的开拓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历史上称为“凿空”，创辟了影响深远的“绿洲之路”。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大规模地向外派遣政治使节的发端。公元前139年，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匈奴部落的骚扰和侵犯，汉武帝采用了正面进攻与争取和联合其他受匈奴压迫的部落共同行动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应武帝招募而出使西域。这次出使，张骞一行经历了13个寒署，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复命。中国人开始第一次注视西方，知道西域天地广阔、国家众多，物产新奇，民情殊异。同时，西域各国也得到了中国的信息。之后，西域与汉朝的贸易、文化往来日趋活跃，汉朝的丝绷通过西域运往更远的地方，著名的“丝绸之路”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才有东汉时期的甘英从“丝绸之路”出使大秦(古罗马)，虽然没能与古罗马直接交往，但是他是第一个探求开辟中欧直接交通、交往的人物，为今后中西直接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张骞出使西域尚在“中国之中国”阶段，那个时期正是先进的中国文化向周边传播、辐射的开端

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分裂而纷乱，但是中西关系仍在多方面、多层次、不断地、或明或暗地进行。商业贸易的繁盛，导致西域货币“金银之钱”在中国一些地方流通。这点已为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的陆续出土所证实。秦论也成为史册留名的第一位大秦商人。另外在生产技术交流中，中国的养蚕技术也在这时远播到波斯和东罗马等地，同时他们的文

化也被带到的东方。这时的艺术领域，诸种文化交汇的现象最为鲜明。于阗被认为是希腊、印度、伊朗与中国文化的交汇点，壁画、雕塑、金银器以及乐舞等方面都显示出这一点。龟兹与敦煌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宋元时期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是在11至13世纪，借助阿拉伯人的传播，大规模地传入西方的。它对于西方从黑暗走向复兴与繁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地中海走向大西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我国四大发明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可以说，“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划时代变革是和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分不开的”。四大发明的西传，都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就没有文艺复兴运动，而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没有欧洲的近代化。可见，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的西传，不仅催生了西方资产阶级，也催生了西方的近代化。

元代无疑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座高峰。中国与欧洲之间有了不少可以确考的直接交往。西欧的商人、传教士和使者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带回的消息使欧洲人开始了解到中国的存在。除了广为人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之外，东方的影响已经到了文学之中，例如英国的乔叟在《侍从的故事》中就提到了成吉思汗。国际贸易上，大量的犹太人、意大利商人积极到中国经商牟利，意大利甚至出现了像裴哥罗梯《通商指南》那样的著作。随着交流的扩大，欧亚之间传播着更多的经济信息，不断有人将元代使用纸币的信息传到欧洲、西亚和北非。从历史的进程看，这些活动都是后来中国和欧洲关系发展的先声。

关于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诞生，许多史书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众所周知，中国元朝是一个频繁进行海外扩张的时代，不断地向西征伐，使欧洲大陆极为震惊。出于政治或宗教的目的，他们也不断派遣使节来华。此外，一些欧洲商人也频繁来到中国经商。1275年，马可·波罗一家受罗马教廷委托，送信函给元朝皇帝忽必列。他留下的东行见闻《马可·波罗游记》。书中记叙的国家有100多个，情况包括山川地形、生物矿产、气候寒署、工商贸易、珠宝香料、居民肤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十分丰富。书中记载了中国元朝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激起他们探索神奇东方的欲望，对于15、16世纪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具有巨大鼓舞和启示作用.。所以说，《马可·波罗游记》中令人神往的中国文化，不仅促进了欧洲对于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而且还为更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关于明代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中国与南亚、西亚、东非的文化交流，但是它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对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具有借鉴作用。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统率百艘巨舰，官兵两万多人，渡过南洋、印度洋，达到红海，航程总共16万海里，历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抵东非海岸，成为中外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与所到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主要是向东南亚各国输出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各国建立健全国家制度、礼仪制度、法律制度，也带回了南洋的特产。郑和下西洋把有史以来以中国文化“输出”为主流的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顶峰。之后，随着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殖民势力相继来华，中国瓷器、丝绸、茶叶、漆器和各种工艺品、农产品

等商品大量输入到欧洲。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实质性地接触，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则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西方近代化推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中西文化的融汇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明代中叶到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媒介主要是西方传教士，有的学者命名这段历史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传教士时代”。关于传教士的研究，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明末传教士的大举东进，揭开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和贡献。他们把西方诸多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国，同时也向西方宣介了我国悠久的文化思想，直接引发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传教士在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和途径，但是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西学”，并不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而是与此相对立的中世纪封建教会的神学和经院哲学。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在充分吸取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物质、思想文化的精华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国内市场己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对外寻求海外市场的欲望变得越来越迫切。但那时西方还没有进行工业革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面对当时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国，贸然采取行动是不可能轻易取胜的.所以，派遣传教士成为它殖民扩张的第一枚试探棋子，让传教士深入中国，了解中国，传教于中国，而不是一开始就武力相加。传教士可谓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和平方式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媒介。他们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也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担当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主要使者。

在早期来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者，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利马窦在进行天主教传播的同时，也把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以及许多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传到了中国。它们包括天文学、历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军器制造学、生物学、医学、建筑学、语文学以及音乐与美术等；同时经由他们翻译和介绍到欧洲的中国科学文化也相当可观，其中包括中国的经籍、中国天文学、医药学等。导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状况的欧洲的中国语文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药学和历史学的开创，以及中国美术与工艺的西传，也与传教士们有关。利马窦的《中国札记》成为继门多萨《大中国史》以后欧洲人考察和报道中国的最重要的著作。虽然利玛窦的主观意图在于传播宗教，但客观上所起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和输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利玛窦这种平等交流、努力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努力迎合传统文化认同的态度，后人谓之“利玛宾规矩”或“利玛窦政策”。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到清时以欧洲传教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传播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在中国和欧洲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构成了清代前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线。在中国，西来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受到清廷重视。他们根

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在欧洲，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传入，到十八世纪时终于形成一股中国热。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到儒家学说，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18世纪欧洲出现的中国热，不仅表现在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评论，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国风尚。中国文化对18世纪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潮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章。

19世纪以后，英美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揭开了中西交流的另一页。他们不仅遵循以往天主教会的经验，同时还出版刊物，开办医局和学校，力图掌握舆论，通过行医和办教育事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随着不久以后鸦片战争的爆发，中西交流的历史在之后的岁月中其态势最终发生了巨大改变。

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启示

一部中国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融史，其中中西文化交流占有

很大份额。从中西文化交流输入与输出的历史流变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中西文化交流始终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自始至终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经济基础决定着通讯、交通、传播工具的发展状况，所以，经济推动力或者阻滞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尤为显著。近代之前，因为生产力、科学技术不发达，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路途遥远，难于到达和进行沟通，文化交流的发展是极其有限的，文化交流以强烈的地域性、偶然性表现出来。有史记载的几次文化交流，如张容通西域、甘英使大秦、四大发明西传、郑和下西洋等，无不是在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保障下来进行的。

（二）、中西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中西文化交流必然造成中西文化的变迁。“人类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的接触总难免引起文化的交换，正同两个朋友相逢，在谈话时虽然交换了许多意见，也不知不觉的接受了对方的一部分观点，却仍然可以保持独立的想法。”。“由于…文化势差?的存在，先进的文化总是向后进的文化输流，后进的文化总是向先进的文化习仿；由于…虚实平衡?法则的制约，文化总是从充实的地方流向空虚的地方；由于…互通有无?法则的存在，一方文化总是向另一方文化吸纳自己所不曾拥有的东西。”。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大多是双向的，但不都是平衡的。在交流的双方中，文化流动一般是双向的。但总是由发展层次高些的文化居于优势与主流，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这是由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两种文化的交锋中，弱势文化必然向强势文化靠拢，但这种霏拢是有过程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而不会骤然为强势文化所取代。

文化的兴起、衰败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文明是交往的产儿，唯有不断的往来与交流，新的文明种子方可萌生，文化繁荣才有可能。反之，关闭国门以逃避冲

突，可能求得一时的安稳，但文化枯竭、民族退步则随时都可能来临。”。总的来说就是，文化开放，积极交流，吸收外来文化先进的、适合自己的东西，文化就会蓬勃兴起，国家就出现大好局面。任何民族的精神思想单靠在固有文化圈内进行自我改进，是不能持久的，也不能迅速前进的，需要外来的刺激和启发。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拥有着与异质文化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中国汉民族形成于汉代，本身就是多个种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汉代之所以强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拒绝当时主要来自西边和北边的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文化交流中，本土文化的状况影响异域文化的传播。明代中叶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还是具有先进性的，所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宗教和文化只能积极地本土化，对中国只是一种文化补充，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威胁。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极度虚弱，于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西方文化才有可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几乎切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

从冲突到融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普遍规律。任何两种异质文化相遇，都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冲突，只不过冲突的强烈程度不同罢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强烈中心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与守持就更为强烈。文化与文化交接之际，“修正”自然是在所难免，“接受”也大致是选择性。而一旦西方文化的代表采取强力措施来推行西方文化，以西方礼仪取代中国传统礼仪，就必然会遭到中国士大夫的反对，必然遭受失败。

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繁荣，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进一步加强，这也加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必然将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同共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