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军事改革成败得失及原因(下)

宋神宗军事改革成败得失及原因（下）
改革的影响及成败原因
宋神宗旨在强兵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改变了军队指挥体制和编制体制。

“将兵法”实行后，军队主要实行将、部、队的编制，用兵规模较大时，有时也临时组编成军，从而形成了军、将、部、队新的四级编制。

“别置将官”后，将和副将有了对所属部队进行统驭、训练和指挥的权力，将得专其兵，初步改变了以文制武的旧制，武将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

二是初步改变了“守内虚外”的力量部署。

原屯驻京师数十里、占全国军队总额之半的京畿军队，经过缩编而大为减少。

所谓“翊卫京城之兵营，十无一存者矣。

今之贵臣强宗则为别馆园圃，与夫道宫释守宇者，皆昔之营地者。

”与此相反，为了对付辽、夏，宋将大量兵力集结于河北、陕西边防地区，从而扭转了此前内重外轻的兵力部署格局。

三是军队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战斗力有所提升。

经过整编，将野战军（禁军）编成92将，根据任务分布各地，其中河北边防和纵深地区37将，西北地区42将，东南地区13将。

同时，又普遍设置了诸如指使、巡教使臣、教头、都教
头、训练官之类的军官和军吏，专门负责训练事宜，从而使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

1071年8月宋廷设洮河安抚司，以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湟地区（即今甘肃临洮、兰州至青海乐都和西宁一带，及其以南沿洮河的一些地方），随即又在古渭寨（今甘肃陇西）设通远军，经过一年多的进军、剿抚，王韶率军拓地2000余里，占领5个州，招抚控制大小蕃族30余万帐，基本达成了斩断西夏右臂之战略目的。

此役体现了军事改革的成效。

四是武学的设立确立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体制。

从北宋设立武学开始，表明我国已开始有了军事学校的雏形。

虽然在当时并未能扭转宋军事人才匮乏的现实，但它所创立的军事教育体制，到南宋时得到进一步健全，并由中央普及到地方，且为后来的明清两朝所继承，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被近代新式军事学堂所取代。

同时，宋还颁行了《武经七书》，标志着中国传统兵学的定型。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宋神宗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

这在对辽的妥协和对西夏战争的惨败中得到了证明。

就在宋军取得河湟之役胜利后不久，宋辽关系转趋紧张，辽又一次对宋进行政治讹诈，提出要重新划定北部蔚、应、朔三州地界，经过两年的交涉，宋廷担心自己的军力无以阻挡辽军的进犯而决定屈从辽的
要求，做出让步，放弃了700里土地，确定凡在古长城以北之地一概割移于辽。

更惨重的是，1081年4月，宋决定乘西夏发生内乱对西夏发动进攻，共派出32将的兵力约30余万人分5路出击，另有民夫约30万人，西夏以主力扼守要点坚壁清野，部分兵力出击袭扰阻断宋军粮道，9、10月间宋军相继占领兰州等部分地区，但11月进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时，5路兵力中有3路未按时到达，另两路又协同混乱，攻城18日未下，西夏军反击，一面决河水淹，一面以兵力追击，宋军大败，士兵、民夫阵亡溃散不下30万人。

次年正月，神宗决定再攻，计划首先在宋与西夏边界之间建城筑垒，遏制西夏，尔后攻取西夏首府兴州（今宁夏银川）、灵州，为此宋在永乐下埭（今陕西米脂西）人工修筑了防御要塞“永乐城”，刚建成即遭西夏军围攻，9月中旬被攻陷，损失将士1万余人，西夏方面则说连同民夫在内有20余万人。

神宗得知消息后，早朝时大声恸哭，从此绝了用兵西夏的念头。

概而言之，宋神宗军事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改革急于求成。

在富国强兵这一总目标上，神宗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二人却有分歧。

王安石认为，“国之大政在兵农”，国不富则兵不强，
既要整军，更要理财，既要节流，更要开源，总之要把理财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而神宗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积弱的状况，急于求得对外战争的胜利。

他认为：“先措置得兵，乃及农。

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财无由足。

”即优先考虑军事改革，他有魄力有决心，却太过急燥，他与王安石不顾困难和反对，同时推动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改革，注意力过分分散，改革的工作显得有气无力，结果导致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造成整个变法的失败。

其次是用人不当。

受长期“重文轻武”思想影响，军队中所用将官许多庸常之才，对军事改革的许多举措并未认真付诸执行，因此其成效往往是事倍而功半。

如京西第五将陈宗上报朝廷说：“昨奉诏，遣教头二人教习马军，各已精熟”，神宗于是派人“案试”，结果“弓箭手马、步射不应格”。

神宗对此极感失望和忧心，他批示对陈宗给予处分，希望借此惩戒他人，但效果不佳。

元丰三、四年，朝廷派人到各路检查军队训练的落实情况，结果是“河北等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有的将官“全不晓军中教阅次第”，有的押队使臣甚至连弓马都不熟练。

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将兵更是“武艺生疏”，甚至“逐队呼名不相照应”。

再次是军队执行不力，作风不实。

“澶渊之盟”后几十年的和平生活造成朝廷内外，文恬武嬉，重文轻武之
风惯性发展，军人地位没有保证。

军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重，敷衍应付成为风气。

有的役使士兵现象混乱，导致一些部队参训率大受影响。

据称，神宗时，陕西禁军“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而不参加军训。

有的军中放军债、赌博、劫掠妇女等时有发生。

哲宗朝，苏轼任定州知州时曾报告说，当地“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

还说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

”这样的军队自然视改革举措为儿戏，不会令行禁止，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