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丁峡谷的阐释

卡夫丁峡谷

卡夫丁峡谷（Crafting Gorge）典故出自于古罗马史。“卡夫丁峡谷”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相联的，但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因此“卡夫丁峡谷”成为了“耻辱之谷”的代名词，并可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困难和挑战。

1.确切含义

2.客观规律

理论界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晚年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当前的现实有一种直接的关联。相当多的人从中找到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当代改革的…理论源头‟”[⑩]。但在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只有“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表述，从未出现过“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文字。这决不是在咬文嚼字。因为作为“跨越”和“可以不通过”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马克思“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指：由古代原始公社演变而来的俄国农村公社，由于保存了土地公有制，在俄国社会给予必要垫款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同时存在为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的情况下，有可能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阶段以及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而选择另一条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这样就可以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的波折和灾难。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则是指：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生产阶段。这既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马克思在1867年的《资本论》序言中指出，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前景”[⑾]。“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发展阶段”[⑿]。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针对“跨越论”者、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岑所提出的“俄国公社可以使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的观点，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出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⒀]。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继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们只能了解、掌握和利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推进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决不可能人为主观地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⒁]。从农业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然要经历若干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在过渡时期，只有完成了从落后、简陋的小生产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完成了从愚昧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完成了从封闭体系向开放体系的转变，才具备了进一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跃进的最起码的基本条件。否则，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通过变更生产关系的形式，强行向高级经济形态的过渡，要么根本不成功，要么只是形式上的，要么自受其害。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失败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规律的真理性。

3.酝酿主张

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复信共计写了四稿，最后一稿是作为正式复信发出的。在四个复信稿中，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表述是这样的。

在初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俄国，“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

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接着马克思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能否改造成先进的社会起点的两个必备条件——经济上改造的需要和物质上实现改造的条件后，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④]。

上述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表述说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既是十分谨慎的，也是不确定的。他在初稿中由“可以不通过”到“有可能不通过”的转变，表明马克思对该问题的非完全肯定态度。因为，马克思在此之前主要从事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弊端以及灭亡的研究，得出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诞生的论断。要回答当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方向，对马克思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慎重。

在复信的二稿中，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⑤]。

在该复信稿中，马克思根本没提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只是说明了在保存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成果来改造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这种由初稿的可以不通过、可能不通过到可以吸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以发展和改造俄国农村公社的进一步思想变化，表明了马克思在是否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是时而肯定，时而不确定，时而否定的。说明马克思在一直思考着这个他一时难以确定的问题。

第三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天生的二重性和可能导致的两种结果后指出，“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⑥]。

在此复信稿中，马克思对能否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又基本上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这种肯定是有前提的，即：“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⑦]。由于这种“可以不通过”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所以，这种肯定也是不确定的。它展示了马克思在该问题上还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

在正式复信的第四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⑧]

在这封正式复信中，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及“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而只是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当时的公有制基础作出了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的论断。这难到是马克思的疏忽吗？回答是否定的。由于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方向一开始就认为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⑨]。所以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必然表现出更大的慎重。他所作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是社会新生的支点的论断，主要是针对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而言的。而公有制作为社会新生的支点，又是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其他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