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首题为_贾生_的咏史诗看晚唐文人的怀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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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11-30

作者简介：陈瑜（1979-），女，福建泉州人，福建江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从两首题为《贾生》的咏史诗看晚唐文人的怀疑心态

陈

瑜

（福建江夏学院人文学院，福州350108）

摘要：对于同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人们往往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切入点，从而表现出文人对此的不同心态。李商隐与王安石都有一首名为《贾生》的咏史诗，二人对这一历史人物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认同与否定的取向，揭示李商隐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心态，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到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再到对历史传统的怀疑，并由此产生深刻的哲理性思辨是李商隐诗歌的特点。若联系时代背景来看，这种怀疑心态不只是属于他个人的，也是属于他所处的整个晚唐社会的，是晚唐文人群体意识的缩影。

关键词：咏史诗；怀疑心态；哲理性思辨；群体意识中图分类号：I207.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13）01-0085-03

2013年1月

第12卷第1期（总第61期）

安阳工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n.2013

Vol.12No.1（Gen.No.61）

一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咏史”冠名作诗的是汉代的班固。然推及咏史诗创作的源头，则发韧于诗三百。咏史诗的创作发展到晚唐蔚为大观。谈及咏史诗，我们首先要对它的范围做一个界定。与咏怀诗相对而言，咏史诗多因事兴感，抚事寄慨，所寓者多为对历史人物的见解态度或历史鉴戒。换而言之，咏史诗就是借助史事，特别是历史人物来寄托情志意趣，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传达个体的情感体验。

随着咏史诗的发展，一些历史人物如“三良”、商鞅、息夫人、伍子胥、勾践、西施、屈原、荆轲、项羽、虞姬、贾谊、王昭君、杨玉环、岳飞等，逐渐成为诗人笔下集中表现的题材，这些历史人物以意象化的符号形式承载了密集的情感体验，从而形成了咏史诗所特有的历史人物意象群。而对于同一历史人物意象，诗人们往往能根据情感表达的不同需要，对史料进行综合筛选，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有的借助对历史人物的追慕和赞赏，表达自己的理想和向往；有的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说，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有的则是通过对历史人物不幸遭遇的同情，抒发自己的身世感慨，从而使诗作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旨归。同样是写王昭君，瘐信的五言诗《昭君辞应诏》，写昭君走到汉边界时的心情是“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于中寄托了对昭君出塞的深切同情，而杜甫则在诗中写道：“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年琵琶作胡

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讽刺汉元帝只凭看画像来分辨美丑。李商隐在《王昭君》中吟道：“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在谴责奸佞的同时影射王室，隔生春指春天年复一年过去，汉宫里像昭君那样被冷落的宫女，年年都有。王安石亦有两首《明妃曲》，前一首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在替毛延寿翻案的同时，进一步指出酿成昭君悲剧的原因，不在画工，不在元帝误信，而是帝恩浅薄造成的，“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皇帝的专断和不辨美丑，造成了天下多少无辜的失意，从而使主题得到了深化。而后一首则写道“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更是翻出了新意。同样写诸葛亮，杜甫在《蜀相》中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在美其才、赞其功的同时，叹其出师未捷，志决身歼，以此自喻，为古来失路英雄所共鸣。温庭筠却道“下国卧龙空误主，中原逐鹿不因人”，叹其徒劳无功，寄托了历史的更替非人力所能改变的感悟，写出无限感慨，无穷怨恨。而文天祥《怀孔明诗》云：“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对诸葛亮的赤胆忠心顶礼膜拜。同样写商鞅，王安石的咏史诗《商鞅》颂扬“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称赞商鞅敢于变革的果断和坚决，肯定商鞅变法的成效；而邵雍的《商君吟》则对商鞅深恶痛绝，诅咒商鞅“当其命令炎如火，车裂何如都不知！”

2013年安阳工学院学报

由此可见，咏史诗虽以历史为内容，但并非简单地述古叙事，而着重在表识见，言志向，咏胸怀，抒感情，一般都是有所寄寓的，是历史意识、现实观照与诗情对中国文人心灵的多重渗入的直接结果。咏史诗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是诗人内宇宙的反映。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诗人的思想观点，政治主张以及人生态度等多方面的材料，有助于我们联系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诗人的心态。

二

关于贾谊的政治遭遇，也是历来咏史乐道的题材，但因各人识见，立意不同，往往所强调的方面也不同。晚唐的李商隐和北宋的王安石各有一首题名为《贾生》的咏史诗，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经历，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立意，从中可以看出二人心态的差异。

《旧唐书·李商隐传》载：“（宣宗）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綯在内署，检排李德裕逐之。（郑）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唐才子传》亦载：“更依桂林总管郑亚府为判官，后随亚谪循州，三年始回。”据清人冯浩所作《玉谿生年谱》考，《贾生》一诗大致做于此间：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史记·贾生传》载：“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贾生数上疏言诸候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诗歌咏述的正是这段历史。汉文帝召贾谊入朝，面对贤臣不问治国之道，却问鬼神之事的故事，嘲讽了封建帝王表面推重人才，实际并不真正用才的昏庸。而怀抱利器、欲以大济苍生的贾生，却成了皇帝鬼神典故的咨询者，这里远远超出了一般“士不遇”的感慨，指出即使蒙受皇帝恩遇，但被询问的如果不是有关“苍生”的问题，而是鬼神之事，那就辜负了贾生的无比才调。诗中蕴含了诗人对君臣遇合，或者说是“士与知遇者”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如果个人的政治见解，理想抱负不能为知遇者所接受、理解、采纳，自我的真正价值未能实现、得不到知遇者的认可，那么即使身被恩宠，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诗作在辛辣的讽刺背后，更多了一层对自我价值的体认与反思，百思不得其解的彷徨与苦闷，以及在苦闷与彷徨之中产生的对自我价值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消极情绪。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诗人主体意识的自觉。

无独有偶，北宋的王安石也有一首题为《贾生》的咏史诗：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三年，王安石拜相，在守旧、顽固派的全力反对声中，宋神宗大力支持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这首七绝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诗歌沿用班固《汉书·贾谊传赞》的观点，举出事实，说贾谊的政治主张差不多大体上都已付诸实行，驳斥那些认为贾谊“不遇”、汉文帝恩薄的观点。并由此深化，认为贾谊不是真正“不遇”，真正“不遇”的是历代那些“爵位自高”，而政治主张却被君王废弃不用的高官显贵。全诗在对“遇”与“不遇”的关系的思索中，看重的是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否得到实现，即自身的价值是否实现。在王安石的观点中，贾谊的政见多已被施行，个人的自我价值已得到实现，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肯定。这是诗人主体意识的张扬。

三

在对“士与知遇者”，“遇”与“不遇”、个人价值实现与否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中，两位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在于诗人的立意不同。李商隐在对个人价值思考的同时，意在借此使用人者警醒；而王安石在翻案的同时，意在激励自己。立意的不同，又在于二人经历、体验的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心态。宋神宗力排众议，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对王安石付托之深，信任之深，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王安石自然能以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贾谊的境遇。再联系李商隐一生的经历来看，李商隐早年曾抱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凌云壮志。希望在挽回唐王朝衰落的命运中，发挥个人的才能和作用。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多年沉浮，李商隐的政治理想被现实撞得粉碎。早年他以文士的身分，游历公卿之间，到老仍是个弹铗依人的幕僚，公卿士大夫们赏识他过人的文采和才华，用他于笺启章奏等文字之役，却没有在政治上给以他应有的重视，就连他的岳丈王茂元以及后来待他最厚的柳仲郢也不例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夹隙之中，他的内心深感苦闷。他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而总是事与愿违。欲兼济苍生无门，欲归隐田园不能，忧郁深隐的性格特质使得他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之中难以自适，个人价值得不到预期的承认更使他难以自处。在现实与理想严重失衡中苦苦挣扎，深隐的苦痛渐渐转变为对现实的怀疑，并且不断扩大，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到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再到对历史传统的怀疑。

这种怀疑的心态在李商隐的诗歌作品中得到了多层面的表现。首先，这种怀疑的心态使得李商隐的诗歌往往能够透过一层，深刻地体悟到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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