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铁军

温铁军：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者

黄宇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包括：国情与增长、农村产权问题、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农村政治体制与税费改革、农业的稳定性等问题。曾经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

毫无疑问，温铁军得以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因为当选了2003年度的CCTV十大经济人物，进入第三年转而以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为主力的央视经济人物评选，且不论它招致的关于格调和品位的质疑，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转向鲜活而有实力的经济实体，是这岁末年终林林总总举不胜举的人物评选活动更为现实而可行的选择，即便是CCTV也不能例外。

但无论如何，温铁军的学者身份，尤其是一个“三农”问题研究学者的身份，他的入围和当选总还是有些突兀而引人注目的。令人忍不住想要追问的是，在进入公众的视野之前，他是如何得以进入CCTV的视野。

以学者的身份

把“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最权威专家”的帽子戴在温铁军的头上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了，但要说“之一”便毫不夸张了。应该承认，在学术领域和温铁军处于同样高度的研究者总还是有的，但学术的水准和优劣高下难以准确地度量和比较，较之于学术的个性品格，学者的个性人格真实可感且容易突显得多。温铁军取胜的无疑是后者。

在很多场合温铁军被形容和赞许成一个“用脚做学问”的学者，这容易让人误解是对“用脑做学问”的某种颠覆，甚至对碌碌于书斋殚精竭虑的学究们的某种嘲讽，事实上，温铁军一直在努力试图消除这种误解，对于“做学问”一词因人而异的界定，媒体、公众、温铁军本人以及像温铁军一样的经济学者，都是难以评说或被评说的。

温铁军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调研员或实验者，在CCTV的颁奖典礼上他有过类似的表述，不过吴敬琏老先生周到而巧妙地化解了他的自谦。温铁军的注重实际，既是研究领域决定，似乎也和他的专业不无关系。从1985年到1991年，温铁军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学习统计和调研分析方面的东西，也许这段经历让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他那时未必知道自己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声音。

除此之外，想要探寻出温铁军对农民及农村问题热情的来源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说是他17岁起长达11年的插队生涯培养起来的“亲民”感情未免有些牵强，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的是更多人因此急于脱离和与农村划清界限，或至多不过是小心翼翼怀旧般的缅怀。温铁军读新闻系，参加世界银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题和培训，学会的是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似乎9亿农民的无语追问透过一个羸弱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呐喊，便有了穿越电子机械和光影数码层层壁障的力量，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吴敬琏说，“中国的农民不容易，9亿中国农民就像是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温铁军说，“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看病和告状。”于是吴敬琏又说，“温铁军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因为肯为农民说话，求告无门而找温铁军解决问题的人之多可想而知，让我们得出这一印象的是电视荧屏中那些挥舞的手臂，他们写信，递条子，或不远千里去找温铁军北京体改研究会的办公室。

这些问题不知道温铁军能解决多少，又解决了多少，这毕竟不是振臂一呼那么简单，后者只需要勇气和正义而已。温铁军曾说起一段自己在川西某贫困村扶持一个农民养猪互助组织的经历：一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且规模非常小的农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在它稍有起色时，当地各个部门的人员纷纷找上门来了，有要收费的，有要求办证的，有要求取缔的……几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吓坏了，他们只好写信向温铁军求助。

得知此情况后，温铁军说，自己本可以给四川省的有关负责人写信解决此问题，但他考虑到这种从上往下压的办法只能一时奏效。过后，各种麻烦可能还会降临到那些农民身上。于是，他决定“委曲求全”，亲自给当地县、乡、村三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写信，解释这个互助组织的作用、意义，并在信末特别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是支持的！此举果然奏效，该互助组织至今仍安然无恙。这是温铁军颇感得意的一笔。

做农民的代言人，这和学问无关，而和责任有关；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建设，这也和学问无关，而与体制有关。温铁军是清醒的，他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是温铁军切切实实用脚做出来的学问，又是温铁军用脚改变不了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温铁军在获奖感言中说的，也许不仅仅是自谦而已。

以晏阳初的名义

不知道能不能把温铁军的横空出世看成“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另一种形式的登场。虽然恐怕此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偏居河北定州市翟城村一隅的、以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名字命名的乡村建设学院，但事实上，温铁军出任这所学院的院长，较之于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甚至“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头衔，对于其作为一个经济人物人格魅力的彰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意义。

尽管晏阳初已经从很多人的记忆中淡出，尽管一度闻名世界的“定县实验”的十年一页已被翻了过去，尽管翟城今天只是中国千万个乡镇当中普通得让人没有理由知道或记住的当中的一个，但是，当一段历史的脉络被重新梳理出来，温铁军和他的乡村建设学院，俨然有了某种民族英雄般的光彩。

对关心中国农民及农村问题的人来说，这应该是难以忽略的一页。1926年，以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址定县为实验区，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平民教育实验工作，遗风犹存，口碑尚在。晏阳初针对中国“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提出的“四大教育”，即识字(文艺、文化)教育、生计(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及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数十年来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