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中的郊丘礼之争

汉代经学中的郊祀礼之争

郊祀，在五礼中属于吉礼，是中国古代由统治者祭祀天地日月、名山大川、四时百神、鬼魂祖先等各种神灵的国家祭祀，是自周代以来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到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各种上古礼仪湮废无闻，作为吉利之首的郊祀礼也受到了很大影响。郊祀制度的定制，一般认为始于西汉成帝时的郊祀制度改革。经历两汉，郊祀礼才终于恢复成型。正如《汉书·郊祀志》引匡衡的话说：“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郊祀作为历代封建王朝装点朝堂、论证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一直借助于国家政权而存在。

自东汉郑玄遍注群经，形成显赫一时的“郑学”，郑玄经学，曾经占据了经学史上的一个时代，如清人皮锡瑞所言：“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郑玄的礼学成就更被后人所肯定。清儒潘祖荫为郭嵩焘《礼记质疑》作序时说：“郑玄注礼之功如江河日月，不复可泯。”皮锡瑞则说：“郑于礼学最精，而有功于礼经最大。”（《经学通论》）。学术界有“礼是郑学”的说法。然而，三礼注、《春秋》三传注等著作中体现出的郑玄关于郊祀礼的种种观点，自三国时期受到王肃的批驳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争议。王郑二人的郊祀礼之争也一直没有淡出后来学者的视线。

王肃，三国时魏人，曾习今文经，据说是伏生的“七传弟子”，又从马融学古文，所以他兼通今、古文经。王肃反对郑学，采取了一种取巧的手法：凡郑学主古文说者，王肃则从今文说攻之；凡郑学采今文说者，王肃则从古文说驳之，甚至伪造《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两书以讥短郑玄。《孔子家语》和《孔丛子》多假托孔子之言以攻击郑玄。《家语》卷七“郊问”关于郊祀礼的说法，实杂采《礼记》等书以驳郑玄，而假为定公、孔子问对之辞。

王郑之后，二十五史对于郊祀礼亦多有志，《通典》《文献通考》这样的政书中专门开辟了关于郊祀的一门，清代很多学者的著作，如秦蕙田的《五礼通考》，郭嵩焘的《礼记质疑》，陈寿祺的《五经异义疏证》，陈立的《白虎通疏证》，对郊祀礼也都有所涉及。统观历代学者对郑玄郊祀礼的驳斥或者认同，可以发现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郊祀的时间，郊祀是否需要占卜，如需占卜则占卜几次以上即为非礼，郊祀与圜丘是否为一，郊祀的目的等。本文拟就这些争论做一个梳理，希望能对汉代以前的郊祀礼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

一、郊祀的时间问题

关于郊祀的时间，郑玄注《礼记·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於圆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耳。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郑玄认为，冬至之日行郊祀礼，是鲁国的礼制，而周天子则是在夏正建寅之月行郊祀礼，冬至之日在夏正建寅之月之前，则鲁国行郊祀礼早于周天子的建寅之月行郊祀礼，是在建子之月，早于周天子两个月。鲁国郊祀礼之所以比周天子早，是为了“示先有事”，而《礼记·郊特牲》所说“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是将鲁礼误作了周礼。

此外，《礼记·曲礼正义》引郑玄《驳五经异义》中的话：“《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鲁用孟春建子之月，则与天子不同明矣。”郑玄明确区分了鲁国郊祀礼与周天子郊祀礼在时间上的不同。

王肃《家语·郊问》：定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启蛰之月，则又祈榖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礼也。鲁无冬至大郊之事，降杀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王注：祈，求也，为农求榖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榖于上帝，并无仲冬大郊之事。至于祈榖，与天子同，故《春秋传》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也。而学者不知推经礼之指归，皮肤妄说，至乃颠倒神祇，变易时日，迁改兆位，良可痛心也者。蕙田案：周礼圜丘之祭以冬日至之日，非月也。《家语》“其月以日至”正与孟献子“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意相同。先儒以此为王肃伪撰，殆不诬也。在王肃意欲破郑氏日至上辛合一之谬，而不知其有语病耳。

蕙田案：圜丘之祭但取日至，不必用辛。用辛者，惟祈榖之郊，何氏谓冬至之郊不取至日而定用上辛，盖为《家语》所惑，非是其谓鲁郊在夏之孟春建寅之郊用卜，冬至之郊不用卜。及《春秋》言卜、郊者，皆祈榖之郊，皆明确不可易也。

春秋桓公五年《左传》：“凡祀启蛰而郊。”杜预注：“启蛰，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颖达疏：“礼诸侯不得祭天，鲁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夏小正》曰，正月启蛰。其传曰言始发蛰也，故汉氏之始以启蛰为正月中……《释例》云历法正月节立春启蛰为中气者，因传有启蛰之文，故远取汉初气名，欲令传与历合。……《释例》云孟献子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耕谓春分也。言得启蛰当卜郊，不应过春分也。”启蛰即惊蛰，根据《夏小正》的说法，启蛰在夏正建寅之月，《左传》“启蛰而郊”，杜预认为鲁礼在夏正建寅之月的启蛰之日行郊祀礼，之后才可以进行耕种。杜预的说法，与郑玄鲁礼在建子之月行郊祀礼的说法

不同。

此外，在襄公七年，《左传》：孟献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注：“启蛰，夏正建寅之月，耕谓春分。”疏：“启蛰为夏正建寅之月中气也。《月令》祈榖之后即择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据《传》，献子此言郊天之礼必用周之三月，而《杂记》云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此与《礼记》俱称献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谬。《礼记》后人所录，《左传》当得其真。”

孟献子的“启蛰而郊”，实际上是祈榖，而不是郊祀上帝于郊，是在夏正建寅之月的启蛰之日举行。而《礼记·杂记》中孟献子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与《左传》中说法不同，孔颖达认为《礼记·杂记》所记为谬。郑玄注《明堂位》认为鲁用孟春建子之月郊祀，与孟献子所谓的祈榖之郊是不同的。

《五礼通考》：啖氏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榖于上帝于郊，故谓之郊。鲁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榖于上帝，亦谓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则卜中辛，又不吉则卜下辛，所谓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则不郊。

《五礼通考》：赵氏匡采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鲁何为为之？周公故也。不于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于农耕之始也。

《五礼通考》：李氏廉曰：鲁郊之用孟春何也？鲁无冬至大郊之事，特以孟春祈榖为郊，以《家语》及明堂左氏论之，则孟春为是。

崔灵恩《三礼义宗》：外事指用兵之事，内事指宗庙之祭者，以郊用上辛，社用甲，非顺其居外内刚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召诰》用戊者，《召诰》是告祭，非常礼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午时迎气，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

叶氏梦得曰：冬至之日，祭天于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礼，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盖祈榖之祭耳。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书于春秋者甚明，则鲁郊殆周祈榖之郊而已。故《左传》谓启蛰而郊。

《五礼通考》：汪氏克宽曰：《左传》《家语》皆云鲁以启蛰而郊，朱子谓夏正之孟春。汉太初以前以启蛰为正月中气也，然啖氏谓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榖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盖成王所赐止是祈榖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尽于三旬者，礼之正也。《榖梁》所言卜起十二月下旬者，礼之末失也。故子服恵伯云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