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东传五百年_孙猛

文汇报/2019年/1月/18日/第W02版

文汇学人・学林

汉籍东传五百年

——漫谈唐以前中日之间的“海上丝路”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院教授孙猛

长安往西，“沙漠丝路”，一队队骆驼跋涉在滚滚黄沙之中，行旅人为我们在通往西域的交通的咽喉锁钥留下了许多珍本遗书。长安往东，“海上丝路”，一艘艘舳舻颠簸在滔滔波涛之上，航行者为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东瀛岛国留下了不少佚存汉籍。今日，我们把西传途中的敦煌遗书跟东传日本的汉籍西东贯通，一幅地球格局的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

两条传播中华文明的“丝路”

先看几个有趣的例子。

《王勃集》，敦煌文献S.0555有佚诗，日本今存有初唐钞本。

隋代小学家智骞《楚辞音义》，敦煌文献P.2494，隋代写本。存八十四行，凡释《离骚》经文一百八十八、注文九十六、二百八十三字，是研究《楚辞》以及王逸注的珍贵文献。此书被《文选音决》所引，四条（《吴都赋》一条，《离骚》两条，《招隐士》一条），见日本古钞本《文选集注》残帙。

马仁寿《开蒙要训》，一部蒙学读物，在敦煌文献中，其件数仅次于《千字文》，敦煌本《杂抄》（P.2721a）：“《开蒙要训》，马仁寿撰之。”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著录了此书。

《正名要录》，一部规范文字书写、使用的“字样书”著作。今存敦煌文献S.0388残卷，同时见于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而且被跟他的同代人日本僧昌住所撰、成书于昌泰年间（898-901）的《新撰字镜》所引用。

此外，还有《王梵志诗》《老子化胡经》《兔园策府》《文馆词林》《琱玉集》《游仙窟》等，也同存于敦煌文献和东传日本的汉籍。

日本著名汉学家川口久雄在提到这个现象时说：“且不论，这些书，当时的日本人读到什么程度，但它们同见于唐末鸣沙石室的遗书和王朝秘府藏书，这点令人寻味。”

确实，我们不妨“寻味”一下：以长安为中心，大致分别距离敦煌、奈良（京都）两地两千公里。同一部书出现在相距四千多公里的敦煌和奈良（京都），这生动地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的魅力与影响力。

再进一步“寻味”一下：长安往西，“沙漠丝路”，一队队骆驼跋涉在滚滚黄沙之中，行旅人为我们在通往西域的交通的咽喉锁钥留下了许多珍本遗书。长安往东，“海上丝路”，一艘艘舳舻颠簸在滔滔波涛之上，航行者为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东瀛岛国留下了不少佚存汉籍。今日，我们把西传途中的敦煌遗书跟东传日本的汉籍西东贯通，一幅地球格局的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生动而壮观，令人感动不已!

这里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丝路”，无论是“沙漠丝路”也好，还是“海上丝路”也好，应该既是沿线各国经贸往来的通道，也是文化往来的通道，是传播先进的中华文明的通道。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所创建的，形象、贴切得无以替代的“丝绸之路”这个词语，本来的意思确实指两汉时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沿线各国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其“丝绸“借指中华物质文明，但是沿用至今似乎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而是涵盖了中华物质与精神文明。

有的学者提出了“书籍之路”的概念，撰文说明“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区别，把“丝绸之路”的“丝绸”直解为“丝绸”，用“书籍之路”代替了“海上丝路”，颇有创意，然而，“海上丝路”应该包括物质、精神两方面，似乎还是用“丝路”为好。

经由“海上丝路”流传到日本的，除书籍、书迹之外，还有礼器、乐器、武器、食器、文房具、游戏具、测绘器具、饰物、织物、药物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播。例如，吉备真备元正天皇养老元年（717）第一次入唐，留唐十七年，归国后献书朝廷，事见《续日本纪》卷一二天平七年（735）四月廿六日辛亥：“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

日本人经常自称历史上的日本是“海上丝路的终点”，他们甚至称收藏有大量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珍宝（当然有大量佛教经典和汉籍）的正仓院为“海上丝路博物馆”。这些说法，都体现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亲近与认同，绝不局限于物质，这也是提议不要以“书籍之路”代替“海上丝路”的原因之一。

当然，谈到“海上丝路”精神文明的成果，最值得一提的无疑就是汉籍东传日本。

五百年汉籍东传简史以及几个重要问题

汉籍东传日本开始于公元五世纪之前。

从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到九世纪末集东传汉籍之大成的、藤原佐世编撰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成书，历史大约五百年。

五百年汉籍东传史就是一部中华先进文明的传播史。

其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概述如下。

五世纪之前，日本文明尚处于草昧时代。传入汉籍的第一人，虽然不是王仁，但大概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归化人（“渡来人”）；“王仁献书”的说法具有象征性意义。

七世纪之前，日本文明迎来曙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是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圣德太子颁布的《宪法十七条》。在日本政府派遣遣隋使之前，并没有大量汉籍进入日本，引进的也不成系统，但种类增加了不少。除了儒家经典《五经》外，涉及史、子、集部的一些主要著作，实用汉籍较多。主要还是途经百济，而非直接来自中国本土。

七世纪、飞鸟时期，掌握了权力和财富的中央朝廷以及皇族、贵族为了摆脱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始形态，开始不遗余力地全方位地汲取唐代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物典章，其标志之一就是派遣使者赴唐，从此，真正打开了中日间直通的汉籍东传之路，汉籍主要来自中国本土。引进的汉籍不仅数量多了，而且呈现出了一定的系统性，主要的儒家经典及其注释书基本齐备，医药、历算方面几乎包含了当时流行的主要著作。

八世纪、奈良时期，政府、皇族、贵族浸沉在佛教文化、汉文化中，创造了灿烂的“天平文化”。其标志就是频频派遣遣唐使。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买求书籍”，遣唐使成了汉籍东传的主体。日本历史上集中地、大量地引进汉籍并构筑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汉籍库就在这个时期。其中，吉备真备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日本引进、收藏汉籍的奠基人；他的《将来目录》是一部记载日本汉籍东传的最早的完备的目录，可能是藤原佐世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主要根据之一。

九世纪、平安前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三年后、宽平六年（894），宇多天皇听从了菅原道真的建议，中止了遣唐使，遣唐活动落下了帷幕。其原因是，日本律令制出现种种矛盾和破绽，政府不堪继续承受莫大的遣唐经费开支；唐、新罗、日本商船频繁来往日本，贵族们所追求的图书珍宝已经有商人输入，不必冒险渡海；唐朝已进入末期，凋敝衰落，在平安贵族的眼里，已经失却往日的“光辉”。中止遣唐，并非从此中止吸收中国文明，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日本中央朝廷为主体的自觉地、全方位地汲取唐代文明的历史告一段落。随着“国家队”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