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洋务派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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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一、洋务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即从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到1894年甲午战争，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 期。
洋务一词的由来：
夷是对外族的贱称。明清之际，将西方人称为“红毛夷”。 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胡夏来对“夷”的异议，“倘轻大 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人体面，触犯民人，激怒 结仇。” 夷务一词，大约出现于道光年间。(《筹办夷务始末》1856 洋务一词较早的出现是在1839-1840年的官员奏折中。之 后，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此洋务第一转机”。 见于皇帝的诏谕，则为咸丰皇帝1853年6月的上谕。“向 来洋务，均归钦差大臣两广总督酌量办理。” 公开广泛地使用“洋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 转变的契机是《天津条约》(1858)，条约51条规定：“嗣 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 字。” 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申明《天津条约》完全有效， 这自然就使得“洋务”一词频繁出现在公私文字中了。
1864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 提出“变局论”，“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 至，海舶估艘，羽集麟萃……合地球东西南 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 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
1865年9月，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
“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
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 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 耶？”
李鸿章重视筹办海防，建设海军。
“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 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因此，他强调 “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 巩固海防的具体方案：一是守定不动之法； 一为挪移之法。（《筹议海防折》）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 之形，皆适相埒；且尤有中外界限。今则东 南海疆完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 佯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 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 Fra Baidu bibliotek海防折》）
1864年，薛福成《上曾候相 书》：“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 局也”。
“古今之变局”表现了变易进化历 史观，增加了“开眼看世界的幅 度”。 魏源讲求的“变”是“变器不变 道”，洋务论者讲的“变”是“变 器”为主，开始有了一些“变道” 的情绪。
洋务论者从“古今之变局”观出发， 主张“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 提出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等 口号。
变法自强口号的提出：
王韬是“变法自强”口号的首倡者，他呼吁把办 洋务作为中国“振兴自励之机”，“奋发为雄”， 指出“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 李鸿章强调：“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 空文，绝无实际。” 此外，不仅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 胡理垣等早期维新派一再申论“变法”，就是郭嵩 焘、曾国荃、丁日昌、刘铭传以及奕忻等洋务派官 僚也主张“力师西法”，以求自强。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黄均宰第一个预见到世界 大潮将裹胁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提出：“中外一 家，亦古今之变局哉！” 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鸦片战争是划 时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 年以后才察觉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 到1860之间，只有扬州（编者误，应为淮安）秀才 黄均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 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绅士认识 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1872年6月的奏疏：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 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 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 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 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1874年12月的奏疏：
“古今之变局”论的提出：
最早由黄均宰、徐继畲提出。 1864年初，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 首先提出了“变局”论 。 1865年，李鸿章在一封私人的信函中，开始 以“千古变局”来概括时势。 1864年，薛福成也提出古今变局的思想。
炽、陈虬、邵作舟、汤震等人，也都强调这 种“变局观”。
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 、户部侍 郎文祥等人为代表 。 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 表的“中兴名臣”。 一批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王韬、 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
三、洋务思潮的内容
（一）“古今之变局”论 （二）“借法自强”论 （三）“工商立国”论 （四）“中体西用”论
洋务派把练兵、制器和筹设海防作为 “自强”的主要内容。
李鸿章说在外国的军舰上看到：“大炮之 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 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洋务派聘请洋人到中国教练西式军法、火 器制造和使用方法外，还兴办了一批军火工 业。
求“自强”需要改革军制。
李鸿章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 枢纽”，“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 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 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
徐继畲在其著作《瀛环志略》（1849）中从战 国七雄争强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各国互相交往、互 相依赖、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揭示出清帝国列强 环伺的危局：中国边患自古在西北之背，今则转向 东南腹地，敌国技术先进，国势强大。五印度近连 两藏，南洋诸岛国与我素有来往，“今则胥变为欧 罗巴诸国埔头”。因此徐氏惊呼：“此古今一大变 局”。徐氏对世界大势、中外关系的这个总概括， 成为此后数十年志士仁人“古今变局观”的先声。
洋务思潮：
是在朝洋务派官僚和在野的爱国改革 派共同参与、上下呼应、左右逢源的一 种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之道的社会 思潮。
洋务思潮包括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两派的思想。
19世纪60年代，这两种“变”的力量处于组 合阶段，其共同任务是为开办洋务事业而奔 走呼号； 70年代，“官办”军用工业——“官督商办” 民用企业，“制内”为主——“御外”为主的 转变。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洋务思潮中形成了比 较激进的早期维新派为左翼，和比较稳健的 洋务派为右翼的格局。
一、洋务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即从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到1894年甲午战争，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 期。
洋务一词的由来：
夷是对外族的贱称。明清之际，将西方人称为“红毛夷”。 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胡夏来对“夷”的异议，“倘轻大 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人体面，触犯民人，激怒 结仇。” 夷务一词，大约出现于道光年间。(《筹办夷务始末》1856 洋务一词较早的出现是在1839-1840年的官员奏折中。之 后，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此洋务第一转机”。 见于皇帝的诏谕，则为咸丰皇帝1853年6月的上谕。“向 来洋务，均归钦差大臣两广总督酌量办理。” 公开广泛地使用“洋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 转变的契机是《天津条约》(1858)，条约51条规定：“嗣 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 字。” 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申明《天津条约》完全有效， 这自然就使得“洋务”一词频繁出现在公私文字中了。
1864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 提出“变局论”，“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 至，海舶估艘，羽集麟萃……合地球东西南 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 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
1865年9月，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
“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
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 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 耶？”
李鸿章重视筹办海防，建设海军。
“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 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因此，他强调 “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 巩固海防的具体方案：一是守定不动之法； 一为挪移之法。（《筹议海防折》）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 之形，皆适相埒；且尤有中外界限。今则东 南海疆完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 佯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 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 Fra Baidu bibliotek海防折》）
1864年，薛福成《上曾候相 书》：“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 局也”。
“古今之变局”表现了变易进化历 史观，增加了“开眼看世界的幅 度”。 魏源讲求的“变”是“变器不变 道”，洋务论者讲的“变”是“变 器”为主，开始有了一些“变道” 的情绪。
洋务论者从“古今之变局”观出发， 主张“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 提出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等 口号。
变法自强口号的提出：
王韬是“变法自强”口号的首倡者，他呼吁把办 洋务作为中国“振兴自励之机”，“奋发为雄”， 指出“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 李鸿章强调：“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 空文，绝无实际。” 此外，不仅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 胡理垣等早期维新派一再申论“变法”，就是郭嵩 焘、曾国荃、丁日昌、刘铭传以及奕忻等洋务派官 僚也主张“力师西法”，以求自强。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黄均宰第一个预见到世界 大潮将裹胁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提出：“中外一 家，亦古今之变局哉！” 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鸦片战争是划 时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 年以后才察觉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 到1860之间，只有扬州（编者误，应为淮安）秀才 黄均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 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绅士认识 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1872年6月的奏疏：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 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 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 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 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1874年12月的奏疏：
“古今之变局”论的提出：
最早由黄均宰、徐继畲提出。 1864年初，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 首先提出了“变局”论 。 1865年，李鸿章在一封私人的信函中，开始 以“千古变局”来概括时势。 1864年，薛福成也提出古今变局的思想。
炽、陈虬、邵作舟、汤震等人，也都强调这 种“变局观”。
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 、户部侍 郎文祥等人为代表 。 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 表的“中兴名臣”。 一批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王韬、 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
三、洋务思潮的内容
（一）“古今之变局”论 （二）“借法自强”论 （三）“工商立国”论 （四）“中体西用”论
洋务派把练兵、制器和筹设海防作为 “自强”的主要内容。
李鸿章说在外国的军舰上看到：“大炮之 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 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洋务派聘请洋人到中国教练西式军法、火 器制造和使用方法外，还兴办了一批军火工 业。
求“自强”需要改革军制。
李鸿章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 枢纽”，“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 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 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
徐继畲在其著作《瀛环志略》（1849）中从战 国七雄争强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各国互相交往、互 相依赖、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揭示出清帝国列强 环伺的危局：中国边患自古在西北之背，今则转向 东南腹地，敌国技术先进，国势强大。五印度近连 两藏，南洋诸岛国与我素有来往，“今则胥变为欧 罗巴诸国埔头”。因此徐氏惊呼：“此古今一大变 局”。徐氏对世界大势、中外关系的这个总概括， 成为此后数十年志士仁人“古今变局观”的先声。
洋务思潮：
是在朝洋务派官僚和在野的爱国改革 派共同参与、上下呼应、左右逢源的一 种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之道的社会 思潮。
洋务思潮包括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两派的思想。
19世纪60年代，这两种“变”的力量处于组 合阶段，其共同任务是为开办洋务事业而奔 走呼号； 70年代，“官办”军用工业——“官督商办” 民用企业，“制内”为主——“御外”为主的 转变。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洋务思潮中形成了比 较激进的早期维新派为左翼，和比较稳健的 洋务派为右翼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