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与理性精神

戏剧与理性精神

以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革命使法兰西民族骄傲了几个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运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鼎盛阶段，它把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名字深深镌刻在人类历史的凯旋门上。他们三人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文艺家。在其戏剧理论中，热情地宣传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现了“理性”法则，但这些法则在各自的阐述中常常貌离神合，殊途同归，表现得非常复杂。本文旨在求同察异、辨析幽微，试图从他们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勾勒出法国启蒙戏剧理论中“理性主义”的轮廓。

20世纪法国戏剧在现当代欧洲戏剧中占有重要位置。当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欧洲的文化艺术呈现出纷纭复杂的面貌,这种情形是人类文化史上不曾有过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整个欧洲文化艺术的发展历史,就会清楚地看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都没有像20世纪这样变化多端，标新立异，波澜起伏，矛盾重重。19世纪下半叶起，人类社会空前广泛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社会的两股强大的原动力，也是促使文化艺术躁动不安的两大根源。为了探求用新的思想去解释现实界，于是出现了种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举其要者则有实证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和荒诞思潮。为了寻找新的形式去表现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名目繁多的新观念、新理论、新流派在欧洲文学艺术领域应运而生，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史诗(叙事)戏剧、荒诞戏剧等等，难以尽数。当我们稍为细心地考察上述各种艺术流派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耐人寻思的现象，其中一些很有影响的流派都诞生在法国，发端于巴黎，或在巴黎成长壮大，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我们关注20世纪法国戏剧的时候，很有必要对自古典主义以后的法国戏剧稍作顾。巴黎作为法国和欧洲的思想文化中心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都对欧洲各国的思想文化产生过巨大深远的影响。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这些法兰西历史文化的耀眼星座曾经以他们各自的光芒闪烁在欧洲文化的星空中，倘若没有他们，近代欧洲文化不但会失去许多绚丽的光彩，而且简直会成为不可想像的事情。尤其是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科学与理性的旗帜，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无情批判与揭露，对一切旧秩序造成的黑暗愚昧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与清扫，使得法兰西的思想文化出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标尺，人们称18世纪为理性主义时代。启蒙思想一面迅速传播欧洲大陆，一面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准备了充分的思想条件，《人权宣言》庄严宣告:“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博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最光辉的思想，充满激情和感召力的号角。以启蒙思想运动为标志的18世纪是法国历史最辉煌的篇章，理性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法兰西人民最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它们深深地烙印在法兰西民族性格之中，影响着法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在苏格拉底为希腊带来了实用理性的种子之后，希腊人将“他们整个神话般的青春梦想巧妙而任意地改写成为实用史学”庙宇既不复存在，神像自然流离失所。此时的希腊人将兴趣逐渐转向了以人的认知为中心的科学与哲学，个体性被突出，悲剧也就相应修改了它的原初面目。就在索福克勒斯本人，写于公元前(437年—436年)的(俄狄浦斯王)与写于公元前(406年—405年)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已经呈现出两种面目，神的意志开始退位，而人作为自主的个体登上前场。在欧里庇得斯手上，作为凡俗的个体在戏剧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尼采慨叹:“靠了他，常人走出观众席，登上了舞台，舞台这面镜子以往只表现伟大勇敢的性格，现在则连自然的败笔也是忠实地再现无遗。”欧里庇得斯却认为他用家庭常备药使悲剧艺术摆脱了华而不实的肥胖症，在他的剧中，即使神依旧存在，

也经是凡人面目，在悲剧走向凡俗的过程中，无疑这种随着理性认知的深人而崛起的自信和乐观是发酵素。在凡俗化的同时，悲剧中性格描写与细致的心理刻画也随之不断增加，人的面貌日趋细腻从本质上来说正与神话相悖，而尼采更将它与理论世界的人侵联系起来：“我们已经呼吸到理论世界的气息，对这个世界而言，科学认识比世界法则的艺术反映更有价值。注重性格刻画的倾向迅速向前发展”。

高乃依、拉辛的悲剧，代表着古典主义戏剧的光辉里程碑。伏尔泰对他们满怀景仰之情，尤其推崇他们悲剧中的国家王权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的理性原则。他说:“这两个人教导民族去思考，去感觉，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体验。”他把悲剧内容看成是民族集体意识

的反映，因而是浑厚阔大的，典雅庄重得令人生畏。这种悲剧效果不在于台词的华丽、布景的宏伟，而在于古典悲剧中表现的高度自觉的公民责任心，在于剧情充盈着的动人心魄的正义的鼓舞力量。这恰好是古典主义在繁荣鼎盛时期的健康特征。相比较而言，古典主义创作比其理论更为生动明达，更富现实主义的色彩。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都在创作和理论上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对于古典主义的这些积极因素，伏尔泰给予了非常理智的赞扬。他认为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追求的宏伟效果都是对祖国有重大意义的行动，而后者则更强调对人民有益的思想和例证。但是，伏尔泰对古典主义的崇拜之情也是吝啬的。他从不认为古典悲剧是完美无缺的。在《论史诗》中他说:“英国的作家们能将更加自然的风格、合宜的内容和整齐的形式跟赋予戏剧以生命的行动结合起来，他们就很快能够超越希腊人和法国人。”这既是对古典悲剧的委婉批评，也是伏尔泰的新古典主义戏剧理想。概括起来，伏尔泰对古典主义戏剧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他批评古典主义把悲剧的定义下得太死板。古典主义认为悲剧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剧体，其风格只能是典雅悲壮的。伏尔泰却认为艺术是有赖于想象的特殊领域，是“尚未经习惯定出标准的未知世界”, 各民族的特点必然反映到其悲剧之中去，对内容和形式都有影响。所以他在《论史诗》中指出: “索福克勒斯的《公俄狄浦斯王》，高乃依的《西娜》，拉辛的《阿达莉》，莎士比亚的《裘理斯·凯撒》都是卓越的悲剧，然而我敢说，这些作品的风格都不一样。批评家必须变更他的关于悲剧的定义，使之适合每个作品。”虽然伏尔泰谨慎得并没进一步推出什么悲剧定义和风格的新颖见解，不过可以肯定他至少是不反对对古典悲剧作点小改革的。他在悲剧《西遂安人》的序言中说:“也许，把牧童村夫与达官贵人并列描叙和把乡村风俗与宫廷风尚混在一起是无礼的。但要知道，这种戏剧革新完全是取于自然的。”第二，伏尔泰批评了古典悲剧过于强调理智而形成的冷凝风格。尽管伏尔泰是在古典戏剧的传统中熏染出来的，娴于彬彬有礼的文雅，但他却被英国戏剧的那种自然生命力的原始粗犷的热情深深打动。他观看了英国戏以后不胜感慨地说:“我们的戏剧曾经用来引起观众欢乐的那些冷酷的政治争辩从不曾使我们如此动心过”，“旧式的古典主义风格的悲剧引起了美的感受，但并不令人激动”。介这正是古典主义“理性”的消极影响。它往往把宣扬国家民族利益推向极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情都被拒之悲剧门外，导致了理智与情感、艺术美与自然真的分离，在政治上与启蒙主义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本对立的。伏尔泰在理智上深深地迷恋古典风格的雅致之美，但又苦于得不到令人振奋的情感享受，希望实行古典悲剧的改革，这样就形成了他悲剧理论明显的矛盾，厚爱与不满缠绕在一起缠住了它的手脚，使他在攀登中只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说有谁在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地扮演过出尔反尔的角色，那就是伏尔泰！他第一个向欧洲大陆介绍了莎士比亚这个名字，鼓吹其剧作，然后又最恶毒地把莎士比亚骂得狗血淋头。

受哲学思潮的影响，西方戏剧艺术的发展中一直贯穿着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斗争。二十世纪以前，主要是理性主义占上风，而法国启蒙戏剧理论中的理性主义是欧洲古典戏剧史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它声势浩大，体系完备，是以往戏剧理论中理性主义精华的继承发展。它吸取了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强调真实摹仿现实的理性因素，接受了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