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非独立性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蔡伯喈形象

AS0701132 叶益芳

内容摘要：《琵琶记》中蔡伯喈欲辞试，老父不从；辞官，皇帝不从；辞婚，丞相不从。在现在看来，这是最基本的人格，但蔡伯喈就是因为受忠孝思想的束缚，受权势的压迫不能坚持自己的人格。纵观古代知识分子总的历程，在结合蔡伯喈的自身经历，本文认为大部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分独立性的，本文就其人格的非独立性进行分析。

关键字：蔡伯喈非独立性科举制度

所谓士是指创造、阐释与传播文化知识的阶层，即今日所称之知识分子。战国时期随着私学的兴起，涌现出数量众多的，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人，由于他们在当时发挥的作用很大，特别是当时的一些学术流派，都以帮助统治阶级治国安邦为己任，士阶层不仅形成了，而且被统治者所重视，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阶层。

人格一词的起源（英文personality）自古希腊语persona。persona最初指古希腊戏剧演员在舞台演出时所戴的面具，与我们京剧中的脸谱类似。而后指演员本人，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人。现代心理学沿用persona的含义，转意为人格。其中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指一个人在人生舞台上所表现的种种言行，人遵从社会文化习俗的要求而做出的反应。即人格所具有的“外壳”，就像舞台上根据角色的要求而戴的面具，反应出一个人外在表现。二是指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不愿展现的人格成分，即面具后的真实自我，这是人格的内在特征。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是人格非独立性的典型代表，他结婚刚刚才两个月，正好碰上大比之前，其父不想错过此良机，于是劝蔡伯喈上京赶考。所谓大比之年是指乡试、会试之年。蔡父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可以光宗耀祖、改换门闾的机会呢！但那时候正是夫妻和顺，父母安康，全家正过着幸福的小日子，蔡伯喈觉得人生就这样子就心满意足了，没必要去追求那么多，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式孝民高，所谓“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安乐值钱多”，况且父母年迈，家里又没有兄弟姐妹，自己如果去赶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没有人照顾父母，不放心，孔子也说过“父母在不远游”。蔡父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生须忠孝两全，方是个大丈夫，上京取应，倘若能脱白挂绿，济世安民，这才是忠孝两全，人要光前耀后光宗耀祖。“欲尽子情，难拒亲命”于是蔡伯喈只好无奈的于结婚两个月的妻子分离”。蔡伯喈中状元之后由于太优秀被皇上看上了，将相国千金牛小姐赐婚与他，媒婆去提亲的时候，蔡伯喈就对她说清楚自己在家乡已经娶亲了，重婚是不道德的，况且“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须难说”，还威胁她如果坚持要赐婚与他，他就辞官回家，侍奉双亲，但是他太天真了，辞官怎么能要挟到一国之君呢！“一入侯门深似海”，自古忠孝两难全，蔡伯喈只好又一次屈服了，“一心挂两头”，就这样“强就鸾凰”了，但婚后一直郁郁寡欢。通过《琵琶记》蔡伯喈的形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不独立的，主要受以下几方面的束缚：科举制度，忠孝。

一、科举制度

隋唐以来创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它采取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和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官员，科举制度取代了汉魏以来的以门第为首要条件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避免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成为封建帝王和中小地主乃至平民都欢迎的一项制度。科举制度使一大批原来没有可能进入国家政权机构的寒门之士得以通过考试参与国家管理。面对这样一个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只要有一线希望，谁会放弃它呢！因此科举制度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他们心甘情愿地踏上了朝廷为他们设计好的读书应试之途，以致很多知识分子老死考场也无恨，因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蔡父也是因为这样，才逼着蔡伯喈心不甘情不愿的赴京赶考，中举可以光耀门楣，还可以免徭役。因此，科举制度也束缚了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性，他们很多人一生都被科举制度约束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考试程序复杂，历时时间长；规定的书目限定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及创作能力及眼界。

1、考试程序复杂

如果知识分子逐级通过考试，他的通过以下程序：童生试，县试，府试，提学试，岁试，科试，乡试，会试，殿试9个过程，历时时间很长，据宋元强先生对清代进士做过粗略统计，大约考取进士的平均年龄在三十四五岁左右（《清朝的状元第四章》），那么，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加上那时的交通不便利，而主考场通常离自己的家乡很远，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得很早就得赶路过去，有些人还死在赶考的路上，功名没考上，反而把命搭上去了。有些没考上的士子还得留在当地继续奋斗，因为路途迢迢，往返一次不容易，而且意外也经常发生，这种现象成为夏课。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终生为自己的科举梦而不断努力，这严重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古代知识分子为什么要牺牲自己人格的独立性，为科举奋斗终生，除了可以实现自己的做官梦，为君主分忧之外，更多的是为了光宗耀祖，改变家里经济窘困的状况，“满朝珠紫贵，尽是读书人”，很多古代知识分子并不是自己非得要中举，只是自己有那个责任光耀门楣，更多是为了家人。这方面第二部分会提到。

2、思想严重受束缚

科举制度，皇帝在最大程度上掌握了读书人的命运，明朝开始推行科举必由学校，牢牢控制了读书人的行为，使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选择的余地，府州县学就只能按照封建政府安排好的路在走下去。科举取士所选的人才，最终是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而统治者只有控制了读书人的思想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控制思想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规定考试的书目，要求及其严格，“代贤立言，不准发挥己意”，形式上又要严格地按照规定的格式排比对偶，还有字数限制，有违背者就算你再优秀，试卷一律作废，严重摧残了读书人的自我意志，而且经常所学非所用，完全是应试，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思想，科举制度就像一条指挥棒，使想要高中的知识分子围着它转，努力学习并接受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积极表现出与统治者所要求的一致，科场考什么，他们就学习什么，政府有怎样的政策，他们就又怎样的对策。科举制度有巨大的魅力，以致有许多人都老死考场也无恨，“太宗皇帝真长策，赚的科场尽白头”。由于考试科目大多是四书五经及程朱理学，所以古代知识分子不能学习先进知识，思想跟不上时代潮流，这也严重束缚了他们的思想，这样，可以说他们已完全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

二、忠君思想

古代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深厚的忠君思想，忠君思想要求臣民唯君所是、唯君是从,成为封建君主的奴仆和工具。任何有悖于君主意旨与言行都被视为不忠不敬的反叛,势必受到镇压。即使遇一暴君、昏君,也得奉行“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