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自由宪政文明的进路

论英国自由宪政文明的进路

在跌宕起伏、根系之深邃、命脉之绵长，英吉利文明是无法与华夏文明、声威远播的时候，英吉利文明乃至整个日耳曼文明尚在荒蛮幽深的丛林深处刚刚开始起步。17世纪之前的英国仅是西欧封建国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乃至语言与社会潮流等方面，英国都是跟在西欧大陆的后面亦步亦趋的，英国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足以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资本。但是，从17 世纪大门开启的那一刻起，英吉利民族就爆发出了冲出不列颠、冲出西欧、走向世界的不可遏止的力量与能量。在人类历史上的诸种文明对世界的影响都没有达到英吉利文明所达到的程度。英吉利文明是真正影响了世界的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吉利民族创造了世界性的文明。因为，就“世界”这一知识本身而言，就是由英吉利民族开拓、创造的。在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的商船与舰队驶离大西洋水域之前的人类知识说到底都不过是地方性的知识，在殖民舰队抵达各大洲之前的文明说到底都不过是文明的散片。是西欧诸民族主要是英吉利民族面对风浪勇往直前，用寸寸航线将这些文明的散片联结了起来，勾织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世界图画，人类从此才有了完整的世界的概念和意识。在今天，这个民族的后裔美利坚民族又在凭借交互电信技术勾勒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图景。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是以英吉利文明为中心展开的；不列颠岛是这一文明的中心波源地，由此发出的文明之波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整个世界。

在群星闪烁、浩瀚深邃的人类文明星空上，有的星体发出刹那间的耀光之后便立刻归于沉寂，永久性地消失在宇宙的深处；而有的星体却能够在纵横交叉的宇宙引力场中找到适合自己质量的轨道与运动速度，得以较长时间地维持着自身的平衡，向四周辐射着自己的璀璨。自17 世纪开始一直到20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英国的世纪。在此期间，大英帝国独步世界、纵横驰骋，可谓所向无敌。人类历史刚刚进入20 世纪，大英帝国就流露出了衰败的端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取代其地位成为了新的世界领导者，从此英国永久性地丧失了领导世界的地位。英国文明的兴衰史充分说明，一个民族的成败显然不在一时物质之繁荣、军事之强大、地位之显赫，而在精神之健全、文化之恒久、制度之先进。在今天，英国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的影响虽然已经是黄昏落日，但是早已超越了国界的英吉利文明却还没有退却的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虽然有了些许迹象和征兆。当大英帝国达到其鼎盛时，她通过其文明精神的输出成功躲过了其他文明注定要被历史湮灭的厄运，英吉利文明通

过在其他文明体中的再生而获得了永恒。帝国衰落了，但是英吉利文明的精神却犹如一只浴火凤凰在黄昏时刻腾空而起，划过渐暗的长空，飞向宇宙的深处，成为永恒。

二、英吉利文明的贡献

那么，英吉利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追问的问题，虽然其本身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英吉利民族贡献于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文学艺术成就、经济政治智慧相互间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因而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它们分别构成了我们当下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今天仍然生活于英吉利民族开启的文明之中。如果把英吉利文明的某个方面从现实中抽走，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将会重陷于黑暗之中。

在色彩斑斓的英吉利智慧中，以自由涵养政治，以法治守护自由构成了英吉利民族的标志性贡献，这在今天已成为了人类行动的向导。自由与法治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导航明灯，在引导着人类政治远离人性阴暗的深渊而趋近文明健康的高地。英吉利是自由宪政的故乡，构成今天世界范围内宪政的主要支撑性制度都可在英吉利民族的历史实践中找到其端绪或根据。正如有学者断言：“自由政制的治术是盎格鲁诺尔曼（Anglo2Norman）种族对于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本来现代文明，以构造论，最为复杂；因之，现代文明种人常从殊方异国得到各种文化的渊源。譬如，宗教来自东方；字母来自埃及；代数来自摩尔人（Moors）；艺术与文学大概来自希腊；法律来自罗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惟有关于政治组织中之基本概念，现代文明中人在势必须请教于英国的宪政制度；于是，在世界各国宪法中往往有许多通名与成语，除却引用英国政治的理论及实际所有典故外，无从解释明白。平心而论，代议政治并非始创于英国；但是我们追论此项政治在各国中之进展过程，我们不免会失望。因为首创此制的一切国家并不能令其有继续发展机会。卒之，只有英宪能成各国宪法之母。不管巴力门的名称在各国中如何立异，例如， Congress， Cham2 ber，Reichstag，Rigstag，Storthing，或Sobranje；他们在实际上都具有这位母亲的肖像。诚如是，我们虽谓在盎格鲁诺尔曼人的领导下所产生现代世界的平民文明实为政治学上之最显赫事迹，以不为过。”所以，大凡研究法律与政治，英吉利文明就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是近现代法律与政治史的起点。

英国人对于自身作为人类近现代政治文明的策源地非常自豪。在1989年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曾提到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份最为系统的人权保障立法，法国人是人权保障的先行者。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立即对密特朗进行了反击，她自豪地向众人宣称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才是最早的人权法案，英国才是人权保障的真正发源地。不管学界对《自由大宪章》的历史地位如何争论不休，她所开创的“王在法下”的立法先例还是开辟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在其于1215 年订立之后，每遇历史的转折，她就会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从人们的记忆深处走来，参与历史的书写和缔造。人们对她的不休论争本身就说明她是不可被忘记的。她已构成了人类文明制度的建设质料，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一个增长点，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凭借。由此出发，英格兰民族在数百年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国一跃成为雄霸四方的大帝国。今天，日不落帝国的神话已经永久性地破灭了，但是，由其开掘出的资本主义文明却正如日中天，由其缔造的自由主义宪政精神也正当阳称尊。大英帝国的形式烟消云散了，而大英帝国的本质与精神却成了永恒。

吸纳、传播乃至复制英吉利文明构成了人类近现代文明史的主要篇章。在托夫勒描述的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格兰民族发动了蒸汽和电气两次浪潮，第三次革命浪潮——信息化浪潮则由其后裔发动。如果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真是作为群体性的人类追求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话，任何一个欲达至这一生活方式的国家，都必须从这种文明中汲取知识、技能和智慧。环顾近世以来求索突奔、竞相称雄的几大文明，若以上述标准衡量，英吉利文明已远远超越了并仍在继续超越着他者。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越是较早、较密切地接近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越是抱守残缺、自感优越、排拒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近世命运则都比较坎坷。时至今日，这些国家被贫穷、腐败和屈辱所围困，而英吉利民族却“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确信没有人企图推翻他们。”要吸纳、传播乃至复制英吉利文明，首先必须理解英吉利文明。而真正的理解，必须在历史中进行。笔者之所以选取书写在羊皮纸上的《自由大宪章》进行研究，就是意图通过对这一宪政史文献的解剖、解读，去捕捉折射于其上的英吉利民族智慧和英吉利民族精神之光。英国近代法学奠基人布莱克斯通在200余年前首开了研判大宪章的先河，他在1759年的著作中指出：“在我们英国历史的古代部分，没有什么比自由大宪章的发蒙、发展、演变，最终得以订立更有趣、更重要的事情了。” 我忽然意识到，在我这种显然不是不自觉的研究课题选择中，凸显着一种极强的寻根意识。约翰·凯利教授曾刻薄地指出，当代的法理学在“气喘吁吁地追随着20世纪中期的分析语言学以及晚近的政治研究的些许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