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哲学

浅评佛教哲学中的“方便”说（转）
摘要：方便在佛学中的概念是指引众生入真实法而设的灵活法门，是佛学重要的度化设施。

方便思想还构成联结佛学体系的筋脉，可以平息经典之间的分歧。

久而久之，方便更成为佛门中一种独特的行为文化，正，可以行中正之道，广利众生；反，可以排斥异己，文过饰非。

总之，方便是属于佛学核心层的重要指导思想，支撑起佛学的浩大体系。

关键词：方便因人施教权巧反面作用
“方便”是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与之相对应，方便的原则也是僧人（居士或教众）处理日常事务的重要原则。

佛教用语“方便”的原意应是指以灵活方式因人施教，使觉悟佛法真义，《维摩经·法供养品》：“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

”《坛经·般若品》：“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 《五灯会元·章敬晖禅师法嗣·荐福弘辩禅师》：“方便者，隐实覆相，权巧之门也。

被接中下，曲施诱迪，谓之方便。

”这种方便又可称为“权假方便”、“善巧方便”，系指善于引诱众生入真实法而设的法门（当然，佛学喜细微的思辨，如慧远、窥基等对于方便概念的甲乙丙丁类之罗列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此处再换用佛学外语言来表述，“方便”在佛学中的第一要义是指一种点播、教化手段，也是一种传法的高水平功夫和师徒之间密切呼应的功夫，是佛家实现其宗旨的重要途径。

佛法深奥，“方便”才是佛法与大众接触的面，这足以说明“方便”对于佛门是须臾不可离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自古印度传入中国后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方便”的过程。

在宗派佛教中，较多地保留了印度佛学形态且不能够方便设教的律宗、法相宗流传范围不广，而简便易行、大胆剥落繁琐教义的禅宗、净土宗则得以发扬光大。

“方便”其实也是一种双向互利的行为，不仅教众可以因此证悟佛法，提升思想境界，教门亦因“方便”而扩大兴盛，获得朝野重视。

“方便”说扩大了佛学和佛教的根基。

由于“因人施教”意义上的“方便”，针对人的根器、习性不同，佛教号称有八万四千法门，可以因人施教。

对于智慧极高的人，直指心性；对于欲望强烈的人，晓以种种福报好处，称作“以欲勾牵”；对于意志不坚、常怀有贪恋的小根基之人，用地狱里的惨景恫吓慑服，令其不得不信佛，乞用佛法化解其“业力”；对于文化修养很高的文人学士，则用玄奥的经义来吸引。

当然，还会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手段，如棒喝、怒视而不答甚至逼弟子去跳崖等。

佛教认为：致使人不能解脱的各种障碍与烦恼都有对治法门，一旦找到了最能对治的法门，人就容易获得精进和成就。

这在无形中壮大了佛教的基础，使佛教在隋唐时期迅猛发展超越了道教。

不仅如此，方便思想提高了佛学的地位，解决了一些佛学经典之间相互矛盾的困境。

佛教经典庞杂，且出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未免相互抵牾之处甚多，这样的现象会让后来的学佛者产生疑惑，削弱学佛者的信心，还会让佛教受到其他势力派别（外道）的攻击而难以辩驳。

佛教学者有鉴于此，不得不再推出更有圆通性的和总结性的经典来予以圆说。

象《大乘起信论》中的“一心开二门”即属于此类产物。

于此相似的还有《法华经》中的“大白牛车喻”——诸儿游戏于华宅，不知大火之将至。

佛对孩子们说：你们快出来，我有好东西送给你们，有羊车鹿车和牛车已经在屋外等着你们，车上什么玩物都有，还有珍稀七宝。

孩子们想到有这些他们喜欢的东西就都跑了出来，逃过了火灾。

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佛所说的羊车鹿车和牛车，而是他们原先想不到的大白牛车，载满宝物，一人一辆。

在这里佛说羊车鹿车喻一种方便，即以声闻、缘觉层次的法来诱导大众入佛乘。

原来讲的法，到了后来要破去，直到破无可破。

因此不可字面理解佛经之间的冲突，先在的对于后来讲的更深层佛法是不了义的，只是一种方便，后来才讲了义的佛法，因此先前讲的不了义法不能说是犯错。

这种了义与不了义的划分给了讲经说法以极大方便，使佛家的各派别、各经典都得到了充分的合理性，极大地扩大了佛学的规模。

赖永海教授称佛学是一套建立在方便理论之上的巨大体系，【】这个结论是非常深入的。

如果没有方便说作为支撑，佛学和佛教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

可以说，是“方便”排解了佛学发展道路上的困窘和危难，延续了佛学的生命力，使佛教盛久不衰。

宣扬空流寂灭的佛学因为“方便”而有了实际行动上的落脚点，所以能做出许多慈善事业。

佛家非常强调大慈大悲的精神，要用悲悯的慈爱的情怀对待一切受苦的众生，但是佛教哲学毕竟是一种来世哲学，首先追求个人的解脱，后来的大乘佛教也是强调欲普度众生自己要先成佛。

如果脱离了方便说，佛教的普度众生就会变成一种假崇高，空口号。

因为一个人的责任是有限度的，把自己的责任无限拔高就会变成完全没有责任。

“慈悲”与“方便”的结合容易将慈善事业落到实处。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不仅要关注人们来世的幸福，还要拔除他们眼前的痛苦，扶危救困，鼎力助人。

旧社会的寺庙常收养孤儿，庇护无家可归之人，以医术救人，收容官府拘捕追杀的逃犯，这些义举，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

在外敌入侵，国家危难的时刻，一些僧人甚至效命疆场，舍身成仁。

与“慈悲”相融合的“方便”将佛家出世间的关怀转入现世的关怀，化慈悲为仁义。

与佛家大无畏的精神相渗透，“方便”又可以变成无坚不摧的事业心和自我牺牲。

佛经宣扬地藏王菩萨曾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佛家自利利他思想的一种极端形式，竭尽全力去成全他人、众生的方便，自利完全让位于利他，在佛格里的要求包含了圣贤人格。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方便思想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魔圈，它拥有极强的独立力量，不为教法所限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引人注目的行为文化。

这种行为文化甚至会导致与佛法教义要求相反的结果，这可能是前辈佛学家始料不及的。

禅宗将方便思想推到了顶点。

修佛可以不诵经，不坐禅，忽视一切宗教仪轨和组织形式，立志与繁琐佛学和佛学知识决裂，只要“离相”、“夺境”，一念之间发明了人的本性清净心，就可以顿悟成佛。

这种理念将修佛提炼到了至易至简的地步，因此禅宗得以盛行，成为佛教中的第一大宗派。

但是禅宗这种超佛越祖、轻视一切形式的做法也对佛教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很明显，许多种佛法会因为禅宗的流行而失传，禅宗末流会演化为狂禅，戒律废弛，烧毁佛经，变成真正的空空
荡荡，一无所有。

后来的佛教集团认识到了禅宗的破坏作用，因而规定禅宗弟子要兼修净土宗，防止他们的心性流荡狂妄，不可收拾。

禅宗佛教发展的轨迹深刻地演示出一个道理：理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距离无处不在，寻常人类根本无法超越。

你可以悟到有一个本性清净心的本体存在，但是你本人无论如何也到达不了；你可以将“万法皆空”解释得天花乱坠，但是你本人得不到“空”的证量，显示不出证悟性空之后具有的神奇功绩和力量。

这种情况就像庄子，庄子善于铺陈譬喻说故事，其文采令人感觉到飘飘然有仙气，在《逍遥游》一文中，庄子显示了凌厉迈越的气势，对列子御风而行不以为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但是他真正能做到吗？肯定不能。

论卑则易行，所以又要重新回到起点。

对于一个学佛的人来说，你的思想境界明明连小乘的要求也达不到，权欲熏心，打着大乘佛教的幌子去参与政治权力斗争（因为小乘佛教已明确限制不许参与政治），根本就没有谈佛的资格。

中国盛行大乘佛教，排斥并贬低小乘，虽然充分弘扬了利益众生的社会伦理，但却以高调、高姿态压制了个人独善其身的一面，很容易成为好大喜功、矫情虚伪的温床。

因为，多数人是根本做不到的，象“舍身饲虎”“割肉喂鹰”那样的宗教故事，只能流于口头禅，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正因为说的高，做的低，在说的方面各宗派之间互相比赛，还要拼命拔高；在做的方面各怀私心，多数上不去，为了掩盖缺陷，所以又会制造一些更为奇怪的宗教理论来“打补丁”，令人十分不能信服。

但是在宗教界内部，这些问题是不容置疑的。

例如在藏传佛教，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些活佛法王之类的人物被投进监狱，后来他们的弟子为师父编写传记却称某某上师早就预知中国将有一场浩劫，此乃众生的共同业力所致已不可避免，师父当此时发慈悲心流下了眼泪，决心入狱为广大众生消业。

他们的师父被打进监狱不是被迫的，而是用使自己受苦的方式为中国人民祈福，好像他不进监狱灾难就不会结束。

为了众生，他的师父虽然有神通可以免祸却偏偏不用，所以谁也不许怀疑他们师父没有超凡能力。

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也许能得到一批极端的教众，但在更广泛意义上削弱了藏传佛教的形象。

再以藏传佛教为例，历史上的西藏宗教仇杀频发，为争夺教权，佛教与本教反复相屠杀；后来密宗各教之间又起仇杀，这是严重违反佛教教义的。

为了让他们的这种行为说得通，他们又造了一种理论，叫“以杀为度”，杀人者用最伟大的神通在杀人的同时将被杀者超度到佛国里去。

所以一些宗教领袖杀人并没有造下恶业，而是借助特殊的因缘在超度众生，被杀的人能够死在这些大师的手下是前生修下的功德所致。

这种说教方式恐怕只有在野蛮、落后的藏族地区才具有，可以说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另一版本，汉地起码还承认杀人了，藏区却说杀人是行善度人。

还有，藏地一些上师临终前生病不许说生病，而是说“示疾”，用生病的假象考验弟子对自己的信心，弟子不许因为见了上师生病就怀疑上师的能力，因为上师和本尊佛是无二无别的，根本不会生病。

这种说法否定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认为佛和上师可以控制你的所见，他可以幻化出一个假象的世界展现给你，这就叫“示现”。

这种说法使外来研究者没有了任何可以考证的依据，实现了自己教团的绝对方便。

中国道家协会主席陈撄宁先生在《驳楞严<十种仙>》一文中批评“示现”，讽刺地说：“如果说示现，那么世间的一切无不是示现。

”【】
以上所举的种种“理论”，看似不是佛学，其实却是佛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实际修为追不上理论的产物，应归入佛学中的“边缘技术”，就像职业拳击比赛中的头撞、搂抱和压人，虽然缺少公平正义心，却又十分有效。

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种机巧与方便。

笔者在此试图证明，当“方便”与非崇高、非明朗因素结合到一块的时候，又会产生多么令人沮丧的结果。

在三教斗争中佛家所行的方便就更可怕了，据卿希泰、唐大潮先生所编的《道教史》，元宪宗八年，佛道之间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双方各出17人作为主辩，有僧人提出：“有输了的，斩头相谢”。

【】注意，是僧人首先提出要杀负方辩手的，因为元宪宗是佛教支持者，佛教一方早就有了必胜把握。

有一些僧人要乘此机会除去道教的大批骨干，怀着杀心、嗔恨心来参加辩论，与佛教慈悲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

教团的利益重于一切，佛训全不管了。

这个问题好像跟佛学无关，可是笔者不这样看，能够参加大辩论的都是高僧，他们绝不是佛教末流，
是在佛训与戒律的浸淫之下成才的，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犯了杀戒？他们此时为何如此不慈，不仁？可见方便行权思想对于他们是何等的深入骨髓！透过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佛学拥有一套最灵活多变的知识结构，在这个环境和知识系统里最适合那些好胜、好辩、狡狯、突然发难的人发展生存，最机断行权的僧侣往往能发展到顶层，这也是佛学影响下的一个方面。

笃信佛教的学者，多把佛学宗旨单纯明净化，认为佛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慈悲、平等、中道、正道、因果、解脱，至于方便，属于末技，入不了佛学的核心层。

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相当不准确的，本文用事实证明，“方便”和平等、慈悲一样，属佛家哲学中的最根本理念和最核心层思想，不应当在佛学研究中低估“方便”这一思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