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律师发10篇博客披露卷宗称作最坏打算

聂树斌案律师发10篇博客披露卷宗称作最坏打算
015-05-07 20:17:39
来源：中国江西网
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纪实
在聂案走向听证的过程中，至少有以下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冤假错案平反的大背景，聂树斌家人的20年坚持，律师的细致调查取证，以及普遍认为聂案存疑的社会舆论
本刊记者/滑璇(发自北京、济南)
4月30日晚间，63岁的陈光武再也坐不住了。

作为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之一，他把对山东高院的保密承诺抛诸脑后，一夜连发10篇博客，披露出卷宗中的多幅照片、多处文字记录，尺度之大，令人震撼。

经陈光武指点，《中国新闻周刊》在一幅黑白照片正中，隐约看到三把钥匙形状的东西尾部分开摊在地上，照片下方有一行手写文字“中心现场发现的钥匙串”。

卷宗中，王书金清晰地描述了钥匙的外观和摆放位置，与现场情况相符；而聂树斌自始至终未曾提及钥匙的存在。

陈光武表示，三把钥匙很小，又掩藏在玉米秸和杂草中，他仔细辨认许久方才找到，在100米外的工厂里打工的王书金根本不可能发现，“所以钥匙是证明王书金作案的关键。

”
两小时前，有电视台对4月28日的聂案复查听证会进行了报道。

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洪道德给出了这样的意见：“聂树斌关于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和现场发现的情况高度吻合。

申诉方给出来的理由……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疑点，没到推翻这个证据的本质。

”
节目播出后，网友们普遍认为这是在为聂案复查定调。

许多人担心，这场长达十年的申诉，最终将以山东高院“不予再审”的决定哑然落幕。

也正是因此，陈光武才冒着被取消代理资格的风险，发布了包括案发现场、行刑现场、受害人遗体在内的多幅照片和文字描述，他说，“问题就摆在那，照片里很清楚。

”
自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复查以来，聂树斌案从未离开过公众视线。

案卷之外，是一场聂家与山东高院、河北公检法系统的三方博弈，场面宏大，参与者数量众多且立场复杂。

而案卷内多个疑点的曝光，犹如引爆一枚又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广泛质疑。

“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2014年12月12日晚上，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正在家里看电视。

自从儿子出事，央视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以及一些法制类节目，便成了聂家的最爱。

7点半刚过不久，2013年开始代理聂家申诉的湖南律师杨金柱打来电话：“张焕枝，我告诉你，最高法院已经指令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的案子了。

”这是几分钟前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放出的消息。

微博还称，异地复查是“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

那天晚上，张焕枝的手机响个不停。

等到聂家的6名申诉代理律师之一陈光武打来电话时，张焕枝已经泣不成声：“老天爷呀，你终于睁眼了！”
撂下电话，张焕枝一边向老伴聂学生转达各种消息，一边自顾自地念叨“现在国家的东风真是好啊，依法治国真是做到实处了。

”没想到，向来木讷少言的老伴突然提高嗓门，语气严厉地说道：“你跑了多少年啦？什么时候没有依法治国啊？别盼得那么高！”尽管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但想想国家大形势，张焕枝内心对于儿子的案子得到公正审判依然抱有很大期待。

正如张焕枝所言，中国的司法系统确实刮起了一场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

2014年8月，因涉嫌投毒坐了8年冤狱的福建平潭人念斌终得昭雪；2014年11月，涉嫌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步入再审程序。

据今年全国“两会”发布的信息，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

通过电视新闻，71岁的张焕枝早就注意到了这些利好消息。

此前不到一个月，她曾拨通呼格吉勒图母亲的电话，表示问候和鼓励；此前3天，她又专门致电陈光武，询问“内蒙的冤案已经立案，树斌的案子有没有什么进展？”
与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一样，得知案子获得进展的第二天，张焕枝一大早便跑去给儿子上坟。

面对这个低矮的坟头，她低声念着：“树斌，妈没有放弃你的事情，妈也在努力去做。

儿啊，你在那边也不要放弃。

这次到山东高院，我不信山东还会再拖9年……”
之前的9年，申诉路上的坎坷早把张焕枝打磨成了另一个人。

2005年，《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下称《一案两凶》)的作者、时任《河南商报》总顾问的马云龙第一次见到张焕枝时，她只是“一个精神上被摧垮的农村妇女”。

由于儿子犯有强奸罪、杀人罪后被枪毙，聂家在村里饱受歧视。

当记者们蜂拥前去采访时，她的目光惊恐不安，充满疑虑和警惕。

9年中，张焕枝不断与律师、记者打交道，学习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讲话语气，马云龙说她成了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很强、能讲很多法律条文的人”。

其实，给张焕枝“泼冷水”的并非聂学生一人。

不少致电问候的律师、记者担心她的期待“爬得越高，摔得越狠”，挂断电话前总要叮嘱一句：老太太，别想太多，走一步看一步，能不能翻案还不知道呢！对此，多年来屡败屡战、看透世事的张焕枝也是心知肚明，她喜欢把“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挂在嘴边，一来安慰别人，二来鼓励自己。

12月13日，王书金的辩护律师彭思源第一时间给河北省磁县看守所打去电话。

他嘱咐相关人员要让关押于此的王书金看看电视，了解聂案的最新进展。

当晚，王书金坐在所长办公室里收看了央视和东方卫视的相关报道，事后他向彭思源表示，“案子拖了这么久，总该有个眉目了。

”
3个月后，山东高院的复查法官们集体来到磁县看守所，分别提讯了王书金。

在长达两天的讯问中，王的情绪有些焦躁，却一直尽力配合。

他指出，河北省的某工作组曾对其刑讯逼供，意在使其翻供。

他声明，除了工作组期间的虚假供述“不算数”外，其余口供一律真实有效。

而自从10年前在河南荥阳落网，王书金始终承认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元凶，从未推托。

异地复查决定公布不到一周，坊间即出现这样的传言：有海外消息称，聂树斌之所以被迅速枪决，是为了给一位知名政府官员换肾。

没两天，张焕枝也听到了这个传闻，她以一种出奇的冷静与克制，对此不以为然。

“是有这个说法，但那又怎么样？”张焕枝说，“现在最重要是把树斌的案子翻过来，那些没影的事儿不要去想它，不能让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
在张焕枝看来，此时突然冒头的换肾传言就像一个障眼法，扰乱视听；如果着了它的道儿、一味追究，反而会坏了翻案的大事。

“而且即便这是真的，咱也根本没法证明。

”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退一万步讲，“树斌的肾要是真能救人一命，也算是件好事，是个功德。

”
艰难的抉择：谁做申诉律师？
最高法院宣布聂案异地复查的那天是一个周五，61小时后的周一早上八点半，聂家6名申诉代理律师中的3名—刘博今、杨金柱、陈光武便来到济南市经十路上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除刘博今外，包括杨金柱、陈光武在内的5名申诉代理律师，均是2013年7月王书金案二审前后才与聂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

三人此行的目的，是要向山东高院递交代理手续并申请阅卷。

尽管律师们顺利见到了聂案复查的主要负责人、刑三庭副庭长孟健，却被告知聂家3
名近亲属最多只能委托两名律师。

对此，陈光武至今仍持不同观点。

他认为聂树斌有父母、姐姐三位近亲属，而亲属间可能存在不同诉求，“所以每位亲属都有聘请1至2名律师的权利。

”陈光武说，山东高院的做法在法律上、实践中都站不住脚。

走出法院大门，三人开始商讨孰上孰下。

杨金柱的意思是刘、陈代理，自己在聂案律师团做专职团长，为二人提供技术支持；陈光武则认为刘对案子更熟、杨的名气更大，自己主动退出，可在幕后提供帮助。

“其实杨金柱的表态也属于他的…杨氏刀法‟，他坚信自己不会被淘汰。

”陈光武猜测，所以杨宣布退出后照旧天天给聂家打电话，商讨对策。

果不其然，12月17日下午两点左右，杨金柱在个人博客发布聂案最新消息，称刘博今将成为申诉代理律师之一，剩下一个名额将在陈光武和自己之间产生。

就在此时，石家庄某间快捷酒店的棋牌室内聚集了十余人，除张焕枝等聂家亲属、律师刘博今外，还有聂家第一任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一案两凶”的最初报道者马云龙，王书金强奸杀人案的主办人、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成月，以及王书金案的两名辩护律师朱爱民、彭思源等。

自从宣布聂案异地复查，这个多年来一直关心聂案、王案走向的群体便开始了新一轮行动。

那次聚会由马云龙召集，意在集思广益、研讨案情，以便商定复查的下一步走向。

与此同时，参会人员约定会议内容保密，谁都不得对外泄露。

会议从下午一点多持续到晚上七点。

在马云龙、郑成月等人的提议下，李树亭被聂家选为刘博今以外的第二名申诉代理律师。

与杨、陈两位“死磕派”相比，李树亭的名气虽然不大，但对案情最为熟悉。

2005年成为聂家第一任申诉律师后，他进行过大量调查工作，从石家庄市气象局、受害人遗体的目击者、聂树斌同事等处收集并保留了多份证据。

如果以案情论，他比包括刘博今在内的任何律师更有发言权。

然而，出乎人们的预料，申诉律师的人选一天之内风云突变。

12月18日，一名聚会参与者收到消息，发现刘博今已将研讨会内容透露给一名媒体记者。

得知此事后，包括聂家在内的大多数与会者十分气愤。

当日晚间，经过几番电话商议，聂家决定解除与刘博今的委托代理协议，另择他人。

在刘博今看来，研讨会中有人蓄意将他剔出代理律师队伍，而整个解聘行为计划非常周密。

“因为开会时，就有一个女孩一直说要采访我，是谁、哪个媒体的，记不住了。

”刘博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后推测，那应该是一个陷阱。

“如果我和她说了会议的事，就会有人告诉聂母，并以此为由把我辞掉。

”
决定解聘刘博今的同时，两名研讨会参与者各向聂家推荐了一名律师，希望能够代理申诉。

与此同时，杨金柱在得知自己和陈光武均从申诉律师中落选。

面对四名于自己有恩的律师、密友，聂家一时无法抉择。

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张焕枝一度决定只委托李树亭一人代理申诉。

然而几分钟后，张焕枝反复权衡，再次改变主意。

做出最终决定时，已是12月19日凌晨1点。

这一次，申诉代理律师定为李树亭和陈光武。

从那时起，二人一路代理至今。

“山东高院只让请两个，不然我肯定希望他们都能上。

之所以找这两个人，是因为李树亭最了解案情，陈光武是山东本地律师，对法院的情况比较熟悉。

这两个人配合起来，效果最好。

”事后，张焕枝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年辞去李树亭是因为一场误会；而即便
失去申诉代理律师身份，李也从未拒绝对聂家提供帮助。

至于陈光武，正是他的真心让位得到了聂家的青睐。

12月19日晚间，刘博今的手机收到了聂家的解聘短信。

之后，双方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通话。

短信和电话里，张焕枝向刘博今长达5年的援助表达了感谢，并说明解聘是聂家的最终选择。

得到通知后，刘博今的情绪一度失控。

12月20日凌晨两点半时，他还在给杨金柱、马云龙等人发短信，试图挽回局面。

在给杨金柱的短信中，他写道：“六年的付出。

他们家说一声，谢谢！……我当时听到这消息。

头就撞到了墙上。

……左眼。

缝了四针。

”
两天之后的12月22日，张焕枝在女婿张聚军的陪同下，与李树亭、陈光武如期赶赴济南，正式向山东高院递交了申诉代理律师的委托手续。

为了避免意外、保证手续顺利提交，12月19日晚间与刘博今通话后，张焕枝的手机一直关机。

那天清晨，当刘博今站在山东高院门口，想要当着全国几十家媒体的面质问张焕枝时，张已在法警的护送下从侧门进入法院。

刘博今认为，如果不是自己的推动，王书金案二审、聂树斌案复查都不可能实现。

但一位知情人认为，刘的能量根本没那么大，案子能有今天的进展，主要还是依托于“大形势”。

刘博今向媒体表示，聂家将其解聘“这对全国人民都交代不过去”，而有了这次换律师的风波，聂树斌案就算留下了“污点”。

说出这番话时，他的左眼框边贴了一块正方形的纱布，露出的部分一片青紫。

从山东高院出来后，张焕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与刘博今见面。

“我想着，不能让这个事情不明不白的，要给他一个解释。

而且这些年他帮了我，我真的很感谢他。

”然而，当张焕枝吃过午饭赶到杨金柱下榻的宾馆时，刘已借故离开，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她有什么资格见我？”刘博今说。

首次阅卷
张焕枝和李树亭、陈光武去递交委托手续那天，山东高院的大门外围了两三百人。

除了几十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其余一两百人是专程赶来“伸冤”的。

这些人中，有的手拉横幅、
有的举着牌子，更多的人紧紧攥着申诉材料，一边表达对聂家的支持，一边寻找愿意关注自家案件的媒体。

这一次，孟健分别接待了张焕枝和律师。

在与张焕枝会面时，孟健不仅核实了聂家亲属的身份、选聘律师的姓名，还一再向张焕枝确认，“你家三口人，你能不能做主？”得到肯定答复后，孟健向张焕枝送达了山东高院的立案复查通知书，落款处的日期为“2014年12月12日”。

他还告诉老人：聂树斌的案子最高法院指令山东复查，我们一定会公开、公平、公正地得出一个结果，并称“在这期间，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接待”。

从孟健处，律师们了解到山东高院专门组建了5人合议庭复查聂案，孟健本人是审判员之一，审判长是曾经参与薄熙来案二审的刑二庭副庭长、法学博士朱云三。

李树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般案件、包括2013年的薄熙来案也只有3名法官，“这次山东派出5名法官和2名书记员，说明非常重视。

”
孟健还透露，彼时，与聂案有关的全部卷宗已从河北转移至山东，待法官们阅卷之后，将允许律师查阅、复制。

“除了聂卷，我们还特别申请查阅王(书金)卷，目的是能与聂案形成参照。

”李树亭说。

但在内心里，两位律师都认为希望不大。

为了让律师放心，孟健在阅卷的问题上给出三点答复：第一，肯定会让律师阅卷；第二，会让律师查阅、复制全部案卷；第三，会给律师充分的时间阅卷。

尽管有了这颗定心丸，李树亭心中仍有隐忧：毕竟，不同的律师努力9年都没能阅卷成功，这一次，真能看到全部卷宗吗？
当天下午，李树亭、陈光武、杨金柱应邀与山东律协会面。

律协工作人员表示，为保证复查公正，聂案的5名法官正在“背靠背”地阅卷。

“法院对法官的要求是5个人各自阅卷，不能交流、不搞串联，最后才能集体汇报，事前不准沟通任何观点。

”与此同时，律协也对律师提出希望：第一，尽量少去接触媒体；第二，尽量不要给法官打电话。

之后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律师们的阅卷权一直未能实现。

其间，在山东本地执业的陈光武每隔一两周就要跑到山东高院询问进展。

几乎每一次，他都可以顺利见到孟健本人，但何时可以阅卷，始终不得而知。

2015年春节前夕，张焕枝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后，在律师的陪同下再次奔赴山东高院。

这一次，他们刻意回避了媒体，也不敢明确表示催促阅卷，只对法院解释：想要沟通沟通，了解一下进展。

那次会见，双方态度友好，沟通得非常顺畅，张焕枝有过几次爽朗的大笑。

她或许没有意识到，从第一次前往山东高院开始，她内心的期待就在无声无息地膨胀，想压都压不住。

与往常一样，只要有聂家亲属、聂案律师出现，山东高院就会有一整套“隆重的仪式”。

除法官外，会见过程中一定会有两名全程记录的书记员、两台全程跟拍的摄像机，以及山东省内媒体大众网的记者。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全国所有媒体中，大众网能够享有特权、亲历每一次会见，这是“山东省(委)政法委特批的”。

对于这套充满仪式感的程序，陈光武曾经表示不解。

山东高院给出的答复是：这是中国的重要案例，要保存历史，留下档案。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破天荒地在全国人大面前表达歉意，对错案的发生表示“深感自责”“深刻反省”。

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两高”报告时，多次同时提及尚未解决的聂树斌案和已经平反的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

会议间隙，河北高院院长依旧被记者逼问聂案情况，以致有人将其称作“两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然而这一次，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委政法委书记才利民揽下了这根接力棒。

3月7日，他向媒体表示，聂案复查结果“两会后将见分晓”。

3月16日，也就是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李树亭、陈光武先后接到电话：律师可以阅卷了。

3月17日上午，张焕枝带着律师第三次来到济南。

聂树斌案卷宗3本、王书金案卷宗8本、河北政法系统复查卷宗6本，已由法院准备妥当。

对于律师来说，王卷已属“可望而不可及”的申请范围，复查卷完全就是意外收获。

17本卷宗中，尤以3本聂卷(侦查卷、一审卷、二审卷各一本)时间最为久远，泛黄的纸张破损严重，十分脆弱。

阅卷前，法院特别嘱咐律师小心、谨慎，以免进一步损坏，并一再
重申，律师不可有意无意将案卷内容外泄。

为了更加清晰、全面地留存案卷，李树亭、陈光武分别用智能手机、单反相机对1770余页案卷进行了拍照；同时，为防止复印疏漏，律师们还亲自到复印室监督复印。

由于两位律师都是自掏腰包为聂家无偿代理，山东高院也一反常态地没有收取任何案卷复印费用。

自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以来，这是中国法院系统首次向律师公布聂树斌案侦查、一审、二审的全部卷宗。

此前，许多律师、学者乃至社会公众认为聂卷一旦披露，聂案便会毫无悬念地得到平反。

当天晚间，关于聂案阅卷的新闻铺天盖地，以至于第二天一早，律师们继续查阅、复制卷宗前被要求签署保密承诺。

“那天刚到，孟健就给我们上了一个小时的课，主要是思想教育。

然后就让我们签署保证书。

”陈光武说，保证书很简单，一共两条：一是不能泄密，二是不能向媒体单方通报案件。

听到这个要求，两名律师犹豫了，谈话一度陷入僵持状态。

几分钟后，孟健的口气强硬起来，表示保证书必须签，“这是上面领导的要求”。

后来，陈光武还试探着问过保证书的问题，希望留一份复印件在自己手中。

“法院的说法是都交上去了，他们手里也没有。

”陈光武说。

对此，聂案律师团团长杨金柱自认是保密承诺的重点防控对象。

因为此前，他曾宣称要将聂卷在个人博客上公之于众。

他自嘲道，法院就是要让老搭档陈光武作出保证，在案卷的问题上“防火防盗防金柱”。

何时被枪决？
在最初的翻阅、复印过程中，李树亭就发现了卷中的问题。

“页码缺失、遭到涂改的地方很多。

”李树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更严重的是，经过字迹核对，聂卷中至少6处当事人签名涉嫌造假。

李树亭说，聂树斌写字有个习惯，聂字中“耳”的一竖拖得很长，会伸到两个“又”字中间，但聂本人的多处签名并不是这样。

为了求证，李曾把涉嫌造假的签名用手机拍照后发给张焕枝、聂树慧核实，二人仔细辨认后对律师的结论表示赞同。

陈光武拿到卷宗后，最先翻阅了聂案侦查卷，当时的第一印象是“虽然陈旧泛黄、封条破损，但里面页码不乱、张数不少，应该没被人动过手脚”。

然而，等他看到聂案一审卷时，情况开始变得“惨不忍睹”。

在陈看来，一审卷内容凌乱、破烂不堪，应该被人拆装过很多次，“因为卷中的页码几乎每一张都涂改过，而且反复涂改”。

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复制好全部案卷后，两名律师也开始了“背靠背”的阅卷历程。

在从济南返回石家庄的高铁上，李树亭逐一翻看手机中的卷宗照片，一份聂树斌亲笔写就的上诉状让他瞬间后背发凉：河北方面一直声称聂的死刑执行时间是1995年4月27日，但这份上诉状的落款时间竟然是1995年5月13日！
在陈光武看来，枪决16天后写出上诉状极有可能源于聂的笔误，“应该是把4月13日错写成5月13日了”。

但李树亭坚持认为聂树斌的求生欲望很强，不可能在攸关生死的上诉状中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

从那天起，李树亭把求证聂树斌的死刑执行时间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因为“这对事情的真相太重要了”。

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照片上，李树亭发现了另一位被执行人—苏某峰的名字，“也就是说搞清了苏的执行时间，也就搞清了聂树斌的执行时间”。

经过一番网络检索，他发现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邱兴隆曾经提到过一位同名狱友。

根据邱的回忆，苏某峰来自栾城，二人相识于1993年3月，1995年转至石家庄看守所后，苏被一审判处死刑。

4月23日，李树亭驱车来到石家庄下辖的栾城区，在朋友的帮助下查到栾城共有3个苏某峰，户籍所在地全部归属于楼底镇派出所。

为避免打草惊蛇，李树亭没敢在楼底派出所露面，朋友前去查询后告知：那位已被执行死刑的苏某峰是北留营村人。

到了北留营村，李便满村打听苏的情况，却无人知晓。

几经辗转，李在村支书的帮助下联系到了苏的堂兄。

堂兄说，苏某峰被抓是在1995年麦子绣穗的时节，几个月后被执行死刑。

“河北的麦子绣穗一般在四五月份，所以苏被执行死刑肯定不是4月。

”李树亭说。

从栾城返回的路上，李树亭又掏出那两张执行现场的照片，细细端详。

在其中一张照片里，聂树斌身穿黑色衣裤双膝跪地，胸前的牌子上分两行写着“强奸杀人犯”和“聂树斌”，“聂树斌”三字上划了个大大的叉子。

聂的身后，一株不到半人高植物形容枯萎。

聂的右侧，一位执行人员的皮鞋尖端沾有点点白色痕迹。

他突然意识到那些白色的痕迹是雪。

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