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_李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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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测算:现实机理与时空分异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测算:现实机理与时空分异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测算:现实机理与时空分异作者:李长健苗苗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2期摘要为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的现实机理与时空分异特征,探索区域协调、绿色发展、适度开放、资源共享意义下的城市土地利用思路,以四元作用异样度即经济增长度、社会发展度、资源持续度、环境友好度为效率评价法则,引入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双目标DEA-SBM模型,对2001—2014年土地利用数据进行测算。

结果表明: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整体上升、局部回落,“一主两副”土地利用格局分化显著,城市群内部土地利用效率离散水平较高;土地利用呈现较不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以低低型和低高型聚集为主,受局部不稳定因素影响的城市逐渐增多;土地利用非综合有效表现为纯技术效率有效而规模效率无效。

由此,城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效益、资源环境效益在不断的调和与适应,但区域土地利用效率发展水平并不同步,低效城市阻抑区域土地利用效率的整体发展进程,且土地要素投入规模与最优投入规模之间仍存在差距。

为推动流域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建设开放竞争、统一有序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城市群为单位进行土地功能分区,外力促进要素流动与区位互补、内力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形成以“中心+核心”城市为主体、“流域治理+部门协同”为手段的土地利用轴带。

关键词土地利用效率;时空分异;双目标DEA-SBM模型;四元作用异样度;流域土地利用轴带中图分类号 F29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2-0157-08DOI:10.12062/cpre.20170411传统城镇化以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来衡量土地利用效率,“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对土地资源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创新”着眼于土地利用模式的革新,“协调”强调土地利用的区域、城乡统筹,“绿色”着眼于土地利用的生态协调与环境友好,“开放”要求土地利用市场的有序完善,“共享”则关注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益普惠。

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2022 长三角、珠三角领先

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2022 长三角、珠三角领先

文/任泽平团队 任泽平 白学松 周里鹏 柴柯青 《中国房地产金融》专栏作家1.2022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1.1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则对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各能级城市群提出了具体规划要求,“要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等城市群;培育发展哈长、辽中南等城市群。

”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

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

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等。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全球经历了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2022长三角、珠三角领先2022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长三角、珠三角房地产投资潜力指数遥遥领先,其次是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之后是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城市群等。

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

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核心大城市兴起,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城市;第二次是都市圈形成,一些产业因城市转型、成本等因素转移到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第三次是城市群形成,通过各级城市间的交通和物流,形成庞大的立体城市群网络,区域总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全面提高。

1.2 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群,我们从“需求+供给”两个层面分21个指标研究2022年中国19个城市群发展潜力。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及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及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科技·经济·市场
④计算各项指标的熵值:
其中,

⑤计算各项指标熵值的冗余度:
⑥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经济研究
下游三大区域内部及其之间的 CV 变化趋势。整体上 看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城镇化发展差异并不是沿着“倒 U 字”的趋势变化,而是呈螺旋上升的变化趋势。11 年 间,长 江 经 济 带 城 镇 化 发 展 呈 现 波 动 上 升 的 特 点, 在 10 年间出现了一个波峰与一个波谷;2007~2011 年 11 省市间的城镇化差异逐渐缩小,在 2011 年达到最小 值 -0.857。2011~2013 年变化幅度较大,11 省市之间城 镇化发展质量差异逐渐扩大,在 2012 年达到 1.209。具 体而言,虽然城镇化发展差异逐渐扩大,但是整体发 展趋势趋于平稳。
经济研究
科技·经济·市场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及
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罗腾飞 1,肖良武 2*
(1. 贵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5;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本文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 3 个方面,构建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 化发展质量。在此基础上,采用变差系数、系统聚类、ESDA 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与 GIS 技术相结合,对长江经济带新型 城镇化发展质量总体发展差异和局部空间异质性的演变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为:①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城镇化发展差异呈螺 旋上升的变化趋势。②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质量较高或较低的区域在空间趋于集聚,并且趋势逐渐加强。③通过对城镇化发展 质量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分为高质量地区、中等质量地区和较低质量地区。 关键词:城镇化发展质量;熵值法;空间差异

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例

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例

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例袁倩倩徐徐摘要: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18年的数据,综合运用群组AHP法、因子分析权数法■,从经济、科技、环保、教育和自然稟賦等五个维度对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再运用GIS可视化技术,演示11省(市)评价值时空演化特征。

最后,通过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五大维度在综合评价中的贡献率进行濱入分析,剖析发展短板及面临的各种难点和挑战。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群组AHP;因子分析权数法;贡献率一、引言和文献综述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明确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长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的海陆交汇地带,是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中国经济大动脉。

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高质量发展,将是现在和未来很长时间政府工作的重点。

2017年提出高质量发展后,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挖掘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另有一些学者在现有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求得到更能准确评价高质量发展现状的定量方法。

本文结合我国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分析已有相关研究,突破仅从经济、科技等方面定量研究高质量发展的束缚.剖析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

二、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针对高质量发展,学者间有不同的解读,但增长的稳定性、教育的普及性、科技的先进性、发展的均衡性和环境的持续性是其核心内涵。

高质量发展不仅追求发展过程,还要追求发展结果;不仅把握发展的当前动力,还要把握发展的前景与潜力。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从经济、科技、环保、教育和自然禀赋五个维度共33个指标,构建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一)方法理论基础样本和数据收集: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11省(市)作为研究样本,从中国统计年鉴和11省(市)2008-2018年的年鉴,收集相关指标原始数据。

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发展比较研究

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发展比较研究

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发展比较研究◎刘西忠摘要:近年来,我国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突出纵向横向轴带引领作用,着力构建行政板块+发展轴带+城市群的网络化格局,实现了对经济地理的重塑。

长江中下游各级城市群之间联系紧密,要增强宏观统筹,实现协作化、协同型发展;增强轴带引领,实现网络化、组团型发展;增强科学布局,实现生态化、质量型发展;增强有效对接,实现均衡化、共享型发展;增强契约意识,实现市场化、互惠型发展。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轴带引领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国家“十三五”规划强调指出,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边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

在这一新形势下,需要以更加宏观的视野谋划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发展,更加注重纵向横向经济轴带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轴带引领战略下城市群生成和发展动力转换板块经济是行政区经济,以一个或多个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属于行政区之间的抱团取暖、组团发展,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协调的基本工具是行政手段。

当板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行政因素的推动作用开始减弱,甚至由积极的推动因素演化为消极的阻碍因素,形成行政壁垒,阻隔生产要素的流动。

轴带经济是经济区经济,往往突破行政区的界限,其指向开放,是动态的、合作的外向协调,主要依靠区域之间的各种联系带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多依赖市场的力量,更加注重联动效应,更加强调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共享发展和包容性发展[1]。

随着行政区向经济区、行政板块推动向轴带引领的转变,城市发展的结构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使由单个城市的发展转向多个城市的协调发展,由行政区内多个城市的协调发展转为跨行政区域的若干城市协同发展有了可能。

随着城市间交通状况的改善,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缩短,导致生产活动趋于集中,公共服务趋于均等,生活水平趋于相同,形成一定的交叉重合区域,最终形成城市群的一体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口演化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口演化研究

区域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口演化研究张敏朱俊成何国松(湖北科技学院,湖北咸宁430000)摘要:城市群的发展与演化是城市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

长江流域的城市群演变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采用1950—2015年长江流域城市群的人口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数变动态度、质变动态度和活跃度指标,分析了长江流域中游城市群5年时间间隔的时空演变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很活跃城市仅有武汉市一个城市,武汉市的数变动态度与质变动态度均处于一级。

(2)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中90.32%比例城市属于中度活跃城市和一般活跃城市,其中中度活跃城市和一般活跃城市分别为45.16%。

(3)长江中游城市群中不活跃城市有两个,分别是荆门、湘潭,二者的数变动态度和质变动态度均为四级。

此研究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人口演化;数变动态度;质变动态度;活跃度;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21.15.0080引言城市群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城市组合空间形态,是区域发展的主要载体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学者对城市群的演化集中在城市群的形成原因、发展趋势、方法手段、机制和效应等方面。

城市群成长的因素包括城市间经济联系紧密、交通便利、要素的空间流动、网络功能、坡度因子、政府的推动等。

在空间格局上,城市群的多中心化趋势已成为普遍现象。

都市圈化过程表现为连续充填的新小城市向大核心城市之间的产业带的形成过程,部分地区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变存在着等级分化、空间不平衡加剧等现象。

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研究起步较晚。

中国国务院于2015年4月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其中明确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国家级城市群。

学者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特征与联系、测度及政策战略研究等方面。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但内部分异显著。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作者:周雪,李超来源:《上海城市管理》 2020年第2期文 \ 周雪 \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李超 \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摘要:推进空间功能分工是当前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验证。

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小地理空间范围内八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特征,且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目前处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阶段,地区差距处于缩小阶段;其余城市群均处于地区差距仍然在扩大的阶段。

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城市群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地区差距;城市群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0.02.008一、引言及文献综述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区域协同发展三大战略之一。

就目前来看,长江经济带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主要问题有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等。

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源泉之一,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以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为基础形成的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关系密切。

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探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对缩小地区差距进而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文献是以新经济地理学和本地市场效应两种理论为基础,对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关系进行直接研究,还有一些文献间接研究了二者关系。

(1)新经济地理学将制造业集聚作为基础,提出“中心-外围”产业空间格局会引致中心城市不断扩大其市场规模的观点,伴随着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形成,中心城市经济增长远远快于外围城市,进而逐渐扩大二者经济差距,Fujita(1999)等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_来自京津冀_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证据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_来自京津冀_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证据
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一 体化问题, 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一 体化相关问题。庄士成和朱洪兴基于制度架构角 度认为, 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推进长江三角洲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 ¹ ; 周国红和楼锡锦通过 对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基本态势与特征 º ; 也有学者研究了长三角经 济一体化对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结果认为经 济一体化明显促进了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和产业 的 / 空间转移 0, 从而有利于发挥制造业的规模报 酬递增优势和提高整体的经济福利水平 » ; 林耿、 许学强从既有的协作基础和自身发展需求的角度
3. 进行一致性检验 在得到各指标的权重之后, 还需对这些权重 进行一致性检验, 即检验判断矩阵所导出的权重 数是否合理。将求得的 i个判断矩阵的 Km ax代入 到 CI= ( Km ax - n) / ( n- 1) 中, 得出一致性检验指 标 CI的数值, 再根据平均随机一致性的指标 R I 数值表查出 R I的值, 最后用 CR = C I/R I得出相 对一致性指标 CR 的数值。当 CR[ 0. 1 时, 判断 矩阵合理, 求出的权系数恰当, 否则要对判断矩阵 进行调整, 按上述步骤重新求权系数矩阵。 4. 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指标体系设计中各个指标的衡量单位差别很 大, 尤其是定性指标, 如政府的服务能力、区域商 业文化等, 这类指标即使数量化了, 其中心值和离 散程度也无法和定量数据相比。为此, 我们借用 标准差值法将各变量标准化并最终得出可比较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量值。 标准差值法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 简称 IMD )用来估算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标准化衡量单 位的方法。l{ 为统一各衡量单位, IMD 使用的标准 差值依 下列 公式 计算 得来: 标准 差值 = ( Vij A j ) /Sj, 其中, V ij是某一地区 i在第 j个指标下的 观测值, A j 是这个指标的平均值, Sj 是标准差。 Sj

长江中游城市群差异化协同发展的演化与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差异化协同发展的演化与分析

差异化协同发展的概念, 强调 “ 沿江三大城市群
定基础。
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要结合所在的区位条件、 资
源禀赋、 经济基础, 放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文献综述
目前, 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和
‘ 一盘棋’ 中提出差异化协同发展的新目标新举
实证两个方面展开。 在理论研究方面, 黎鹏和方
措。” [1] 这意味着区域协同发展和区域内子系统的
论, 其中协同论为核心理论。 在城市群协同发展
的实证研究方面则主要有两类: (1) 通过建立指
标体系测度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水平。 通常是采用
“五位一体” 和系统论的思想, 构建涉及经济、 社
会、 文化、 政治、 环境的综合类指标体系, 测度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水平
[4-7]
; 也有从经济发展、 经
群内各城市 “ 求同” 的指标, 如联系度、 耦合协
同、 科技创新以及联系度、 融合度、 均衡度等指标
化协同程度两个变量, 全面反映城市群内 “ 求同”
体系, 以此测度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
[8-12]

(2)
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模拟城市群协同发展演化路径,
“存异” 的差异化协同发展模式, 构建长江中游城
市群差异化协同发展的序变量动态演化方程, 解
这些模型包括灰关联投影寻踪综合评价模型 [13] 、
长江中游城市群差异化协同发展的演化与分析
李雪松 齐晓旭
(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本文以探究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区域差异化协同的演化路径为目标, 选择差异化发展水平
和区域一体化水平两个变量, 以哈肯模型为基础, 模拟长江中游城市群差异化协同发展的动态演化过程,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研究侯雪琦;谢双玉;张琪;李慧芳;姜莉莉【摘要】为了给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旅游空间一体化发展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以空间相互作用原理为指导,综合运用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系统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空间的相互作用,包括相互作用的基本条件(即城市旅游要素的可转移性、城市旅游资源的互补性及区域旅游发展的介入机会)和作用强度.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拥有横跨湘鄂赣皖的“环形”快速通道,可转移性强;旅游资源既具有同源性又各具特色,互补优势很突出;介入机会众多,需科学把握、错位发展;(2)城市圈内部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大于城市圈之间;城市群内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群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成放射状;(3)城市群区域旅游呈现多核心发展格局;城市群内四大城市圈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格局具有差异;长江沿岸城市形成一个空间相互作用高贡献带.【期刊名称】《甘肃科学学报》【年(卷),期】2015(027)005【总页数】9页(P37-45)【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空间相互作用【作者】侯雪琦;谢双玉;张琪;李慧芳;姜莉莉【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9;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湖北武汉430079;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9;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湖北武汉430079;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9;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湖北武汉430079;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9;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湖北武汉430079;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9;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湖北武汉43007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901空间相互作用是指区域之间所发生的商品、人口与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的相互传输过程[1]。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系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系研究
而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增加,二者呈现相反的空间分布特征;(2)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显
著的空间依赖性;(3) 空间回归模型被证明更适合测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的发展会导致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降低,二者之间存在 U 型曲线关系。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仅受到自身格网单元要素的影响,而且受到邻
于城市群的研究中空间视角往往被忽略 [3] ,城市群地区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的
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仍然不全面,以单一城市群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生态问题,无法制
定城市圈集聚区地区合理的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政策 [6] 。 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城市群集聚地区城镇化发展
only by the individual elements, but also by neighboring elements or even further elements. The spatial dependence eff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etween ESV and urbanization level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to implement cross - regional joint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
系研究
陈万旭1 ,刘志玲2,∗ ,李江风2 ,冉 端2 ,曾 杰1
1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武汉 430078
2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
摘要:中国的城镇化进入到以大都市群作为主要载体的发展阶段,由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城镇化进程的

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郭庆宾;黎康【摘要】区域竞争优势的核心是资源集聚优势,而相比较长三角和珠三角,资源集聚能力薄弱严重制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力,能增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对于中部的崛起、长江经济带建设乃至我国的新型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基于此,以提炼出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的着力点和建立资源集聚在城市群内的空间优化机制与良性循环机制为目标,从"汇聚—流通—准入—组织"四个环节入手,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的提升路径:通过"汇聚"环节,培育资源集聚强大引力;通过"流通"环节,打通资源集聚快速通道;通过"准入"环节,破除资源集聚门槛障碍;通过"组织"环节,优化资源集聚利用配置.【期刊名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41)002【总页数】6页(P64-68,82)【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提升路径【作者】郭庆宾;黎康【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商学院 ,湖北武汉430062;湖北大学商学院 ,湖北武汉43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61.5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世界经济的“地点空间”正在被“流的空间”所代替,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逐渐向“流”、连接、网络和节点等结构特征发展,大范围内的资本、信息、产业、技术等资源要素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各大城市便是支撑这个网络系统的关键节点。

这一发展的重要结果,便是塑造了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城市群(或大都市区),也就是资金流、信息流、物流、技术流等各种“流”的汇集地。

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是一国最具发展活力的核心区,以及参与全球竞争的全新地域单元,并开始主导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及网络结构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及网络结构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及网络结构研究周晓艳;李秋丽;甘甜;程雪【摘要】在国家重点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背景下,为了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结构、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得到长江中游城市群2013年31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和2004—2013年的潜力值。

在此基础上,绘制网络结构图并进行网络中心性和凝聚子群分析。

结果发现: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相互作用值普遍较高,远高于江西省的环鄱阳湖城市群;近10年潜力值演变中,武汉一直居于首位,紧随其后的是长沙、黄冈等市,城市集聚能力较强;景德镇、鹰潭、天门等边缘城市则一直居后,集聚能力较弱;长江中游城市群存在明显的网络结构,城市中心呈现“两强一弱三核心”的结构特征,武汉、长沙中心辐射作用较强;城市群内小团体现象比较明显,且存在中心与边缘现象,城市群凝聚力仍有待加强。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rying out the national key strateg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ities based on gravity model and potential model formula,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n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intensity and potential value of 31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Based on our results, we drew the network diagram and analyzed the network centrality and the phenomenon of cohesive subgroups. It is found that the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had high interaction values, which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oyang lak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the evolution result of the potential value within 10 years, we found that Wuhan has always been inthe first place, followed by the Changsha, Huanggang and so on, which are also strong in urban agglomeration. Satellite cities like Jingdezhen, Yingtan and Tianmen had been in the latter category, and their accumulation abilities were weak and little influenced by center cities nearby. Our network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con-tains the feature of three cores including two giant polars and a weak one. Two strong cores were Wuhan and Chan-gsha, and the weak core was Nanchang. In the three levels of spatial network,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zi River had obvious small-group phenomenon. Besides, there was an apparent phenomenon of cen-ter and periphery in urban agglomeration of Yangzi River. The concentration abil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期刊名称】《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年(卷),期】2016(039)004【总页数】8页(P1-7,22)【关键词】空间相互作用;网络结构;长江中游城市群【作者】周晓艳;李秋丽;甘甜;程雪【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武汉 430072;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武汉 430072;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武汉430072;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武汉 4300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901为了保障生产及生活的正常运行,城市之间、城市和区域之间总是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人员和信息的交换,这些交换称之为空间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才把空间上彼此分离的城市结合为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1].探究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内部城际作用联系,对提升城市群竞争实力,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江中游城市群以一条“黄金水道[2]”贯通,是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支撑之一,也是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促进区域一体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13年2月,长江中游城市群4省会城市达成了《武汉共识》,提出将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为国家经济增长“第四级”[3-4].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重点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5-6].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发布[7]将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重新界定.然而其结构的复杂性决定着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发展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一体化的统筹机制[8-9].对于城市相互作用的研究,国内外常用的模型是引力模型和城市流模型[10].近年来众多学者采用改进后的引力模型进行城市间相互作用研究,顾朝林等基于重力模型计算空间联系强度,划分中国城市体系 [11];刘静玉等采用引力模型和潜能模型研究了中原经济区城市间相互作用并进行时空格局演变分析[12];关伟和周忻桐运用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研究了辽中南城市群的空间相互作用[13];王涛与曾菊新则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14].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探究,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也已得到广泛应用.李响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长三角地区网络结构 [15];王圣云等探究了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网络结构[16].目前城市群研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成熟城市群,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内容多涉及城市群范围的探讨[17-18].为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存在的空间结构,本文采用引力模型、潜力模型以及网络结构分析的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和集聚能力,以及存在的空间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以期为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指导.1.1 研究范围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的界定,学术界存在一些差异.本文主要根据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即地跨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及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的特大型城市群.具体包括: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江西省的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抚州、吉安,共31市.1.2 数据来源地级市数据来自2005—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湖北省的仙桃、潜江及天门属于省直管县级市,部分年份(2009,2010,2011)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少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因此部分年份数据来自《湖北统计年鉴》,经比较二者统计数据接近一致.图件数据来源于1∶400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2.1 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引力模型是衡量城市间相互作用及联系强度最常用的模型.该模型认为,两个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与这两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表示城市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城市质量用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两个指标进行衡量,对引力模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公式为:,式中,Iij为i,j 两市间相互作用量;Pi,Pj;Gi,Gj分别代表两市的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Dij为两市间最短公路里程;b 为距离衰减指数,参考已有研究,本文b值取2[19].潜力模型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得到.引力模型计算一对城市间的相互作用量.潜力模型则是计算一个城市与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内所有城市的相互作用量,可以反映城市的集聚能力.本文借鉴罗芳等人计算潜力值的方法,公式[20]为:,.式中:Iij为引力模型计算出来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值;Kij为权数,它反映城市i对Iij的贡献率.2.2 集群网络结构分析网络结构由节点和连线组成,节点代表系统中的个体,连线代表个体之间的联系.城市群中城市的个数即为网络系统中节点个数.应用网络分析可以使城市集群网络结构变得更加直观可控,量化测评效果也更加明显.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生成城市相互作用强度的网络结构图,并从网络中心性和凝聚子群方面进行分析[21].(1)网络中心性.该指标衡量网络中节点的中心性程度,可用程度中心度表示.公式为:,式中,CD(ni)为程度中心度;Xji为节点间的联系强度, 即式(1)计算的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考虑到方向性,此处联系强度已加入权数.(2)凝聚子群.凝聚子群由网络中关系更直接、紧密的节点组成.凝聚子群分析主要探讨整体网络结构如何由群体小结构组成以及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等.3.1 相互作用强度分析根据引力模型,计算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的空间相互作用量,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所示结果,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值差别较大,最高值为1 109.6,最低值仅为0.1.为便于分析,将空间相互作用值划分为5个强度等级:分别是超高强度(作用值>500)、高强度(作用值为100~500)、中等强度(作用值为10~100)、低等强度(作用值1~10)、微弱强度(作用值为0~1).由此分析可知:①统计各强度等级包含的表中数值的个数也即相互作用城市对的个数,在长江中游城市群930对相互作用城市中,超高强度有9对城市,高强度有17对,中等强度有247对,低等强度有528对,微弱强度有129对.可见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总体空间相互作用以中低强度为主,空间作用均值为21.5.②城市间差异尤其是城际联系最强与最弱之间差别较大.具体来看,其中超高强度空间相互作用的城市对分布在湖北省的武汉-黄冈-鄂州-孝感和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两两之间,江西省的环鄱阳湖二级城市群内城市间相互作用以中低强度为主.③各城市对其自身二级城市群内城市相互作用值最大,而与其他省份城市间相互作用值则均偏小,以武汉市为例,武汉-黄冈、武汉-孝感相互作用量分别达到496.7和559.1,而与湖南省的长沙相互作用值仅49.5,武汉-南昌则仅为28.2,由于距离的增加,省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随之减弱.即便是同一省份内城市,距离较远的两市间比如黄石-襄阳之间相互作用也仅为4.7的较低强度.④比较二级城市群中各城市相互作用值发现,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作用值普遍较高,明显高于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中相互作用最高值在新余—宜春间,仅为91.8.值得注意的是环鄱阳湖城市群中心城市南昌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其他城市的相互作用普遍较低.由于环鄱阳湖城市群沿湖分布,相互距离较大,南昌与其他城市群城市间距离较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城际联系.3.2 潜力值演变分析按照潜力值公式计算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的潜力值,以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集聚能力,并在ArcGIS 10.0中制作各市2004—2013年间4个时间断面的潜力值变化专题图,结果如图2所示.分析2004—2013年潜力值数据表和变化专题图发现:从潜力值排名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近10年间潜力值排名变化很小.其中,武汉一直居于首位,除2004年外,排在其后的分别是长沙、黄冈、株洲、湘潭和黄石.武汉、长沙潜力值比其他城市高出许多,城市集聚能力强,与其他城市关联密切,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对整个区域发展起到核心带动作用.从潜力值变化直方图来看,近十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的潜力值都呈现递增趋势.潜力值排在最后几位的虽然略有变化,但基本是景德镇、鹰潭和天门,这些城市自身经济规模和人口较少,与中心城市距离较远,受到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多位于城市群边缘.将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值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6中,得到如图3所示的网络结构图.图中直线表示两个城市间的联系强度,强度值越高,连线越粗,反之则较细.观察发现,黄冈-鄂州-武汉与长沙-株洲-湘潭各自呈现粗三角形状的较强联系,武汉-孝感,长沙-益阳-常德,宜春-新余等城市间也建立了较强联系.从二级城市群层面看,长株潭城市群总体联系较强,武汉城市群大城市影响比较显著,较强联系主要集中在武汉、鄂州、黄冈、孝感等市.相比之下,环鄱阳湖城市群整体联系比较弱,只有宜春-新余间联系较强,作为中心城市的南昌市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则并不显著.不同省份间城市比如长沙-萍乡,宜昌-宜春,咸宁-景德镇等之间也存在一定联系.这些城市基本位于自身所属二级城市群边缘,与其周边城市群边缘城市距离较近,形成相对较强联系.4.1 网络中心性分析根据式(4)计算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的程度中心度并绘制直方图,结果如图4所示.分析网络中心性发现,武汉、长沙、黄冈、株洲、湘潭、鄂州的程度中心度值较高.且普遍集中在湖北和湖南两省区,在地域上黄冈、武汉、鄂州相互距离较小;长沙、株洲、湘潭作为长株潭二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地域上更是呈紧密的三角形结构.这些城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集聚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十分强.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江西省宜春的程度中心度值高于其省会城市南昌,具有更高的中心性,近年来其人口经济增长较快,城市发展迅速.4.2 凝聚子群分析凝聚子群分析也叫小团体分析,是以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为依据探讨集群内城市的小团体集聚现象,可以显示城市群网络的内部微观结构.通过这种小团体集聚现象可以判断城市群内哪些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合作行为更为频繁,也可分析凝聚子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运行Ucinet 6中角色分析concor(迭代相关收敛法)算法,得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聚类图和表(如图5和表2所示).如图5所示,在2级层面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有4个小团体,分别是小团体1(由武汉、孝感、咸宁、九江、黄冈、鄂州、黄石7市组成)、小团体2(由仙桃、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潜江7市组成)、小团体3(由长沙、株洲、衡阳、萍乡、湘潭、常德、益阳、娄底、岳阳9市组成)和小团体4(由景德镇、南昌、上饶、抚州、鹰潭、新余、宜春、吉安8市组成);在3级层面,长江中游城市群有8个凝聚子群,分别是凝聚子群1(由武汉、孝感、咸宁、九江4市组成)、凝聚子群2(由黄冈、鄂州、黄石3市组成)、凝聚子群3(由仙桃和天门组成)、凝聚子群4(由襄阳、宜昌、荆州、荆门和潜江5市组成)、凝聚子群5(由长沙、株洲、衡阳、萍乡、湘潭5市组成)、凝聚子群6(由常德、益阳、娄底和岳阳4市组成)、凝聚子群7(由景德镇、南昌、上饶、抚州和鹰潭5市组成)和凝聚子群8(由新余、宜春和吉安3市组成).分析发现,这些形成的凝聚子群和小团体与各城市地理位置分布基本一致,同一凝聚子群中的城市间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资源、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更为频繁,合作交流更为广泛.(1)武汉城市群包含的13个城市中,在3级层面分属于4个凝聚子群中,其中仙桃和天门单独构成一个小的凝聚子群,与其他城市间交流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武汉城市群存在核心与边缘现象.以武汉、黄冈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集聚能力较强城市比较密集,而仙桃、天门等市在湖北省武汉城市群内则位于相对边缘,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够紧密,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仍有待加强.(2)长株潭城市群所含8个城市分别归属于2个3级层面的凝聚子群5和6中,说明长株潭城市群凝聚力较强,已经在长江中游巨型城市群中形成比较集中的增长极.(3)环鄱阳湖城市群所包含的10个城市,在3级层面分别归属于4个凝聚子群中,其中九江属于与武汉、孝感、咸宁组成的凝聚子群1中;萍乡则归属于与长沙、株洲、衡阳、湘潭组成的凝聚子群5中;九江和萍乡都位于省的边缘位置,与其所在二级城市群内南昌、宜春等市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由于距离原因,九江受武汉城市群影响较大,萍乡与长株潭城市群的联系较为紧密.分析表2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凝聚子群间普遍存在相互作用,表中未出现0值,这也说明城市群网络化程度较强.可以看出,表中对角线上凝聚子群密度值最大,其自身相邻的凝聚子群之间即同一行列子群的相互作用值也相对较大.随着距离增加,其子群的辐射作用力逐渐减弱.以长沙、株洲、衡阳、萍乡、湘潭组成的凝聚子群5为例,自身子群内密度值最大为229.715,对其邻近子群6(常德、益阳、娄底和岳阳)辐射凝聚也较强,其密度为44.950,对相隔较远的凝聚子群3(仙桃和天门)、7(景德镇、南昌、上饶、抚州和鹰潭)则影响较小.(2)3级层面上,凝聚子群密度最大的分别是凝聚子群2(黄冈、鄂州、黄石),凝聚子群5(长沙、株洲、衡阳、萍乡、湘潭)和凝聚子群1(武汉、孝感、咸宁、九江).其中黄冈-鄂州-黄石组成的凝聚子群密度值最高为499.835,对其周边武汉、孝感等市形成的凝聚子群1也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作用,其凝聚子群密度为84.614.本文根据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计算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空间相互作用值和潜力值,并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城市群网络结构进行网络中心性和凝聚子群分析.分析得出:①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相互作用值普遍较高,其中武汉-黄冈-鄂州-孝感,长沙-株洲-湘潭等市之间具有高于500的超高强度,远高于江西省的环鄱阳湖城市群.②2004—2013十年潜力值演变中,武汉一直居于首位,紧随其后的是长沙、黄冈等市,城市集聚能力较强.景德镇、鹰潭、天门等边缘城市则一直居后,集聚能力较弱,受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也很有限.③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属于“两强一弱三核心”的空间网络结构,具有两个较强中心武汉、长沙和一个较弱中心南昌.近年来宜春发展较快,潜力值排名提高,甚至2013年程度中心度超越南昌.城市群内小团体现象明显,3级层面内仙桃和天门组成单独凝聚子群;江西的九江和萍乡则分别归属于武汉和长沙等市组成的凝聚子群,其二级城市群存在中心与边缘现象,城市群凝聚力仍有待加强.从本文研究来看,城市群三大中心之间的作用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二级城市群间网络联系较弱,小团体集聚现象明显,区域差异和行政分割影响了省际间物质信息流动,提高了交易成本;且城市群内部发展并不均衡,环鄱阳湖城市群区域实力明显较弱,边缘城市与中心城市经济实力差距较大.因此,长江中游城市群应逐步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进一步加强地区合作,降低贸易成本;同时城市群内应建立更便捷的交通设施,消除距离衰减对城际联系的影响;应重点加强环鄱阳湖城市群地区建设,提高其与以武汉、长沙为中心的城市群之间的合作联系,且注重边界地区交流合作;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人才技术优势,提高其核心辐射能力,带动中小城市发展,实现城市群内资源共享;此外,还应发挥地区特色,积极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如黄冈-鄂州-黄石地区,宜春等,以提升城市群整体实力.【相关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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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综合评价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综合评价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综合评价周虹;刘文昊;郁瑾【期刊名称】《企业活力》【年(卷),期】2017(000)002【摘要】城市群建设是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群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因其区位优势独特、人力资源充足,从而成为我国推行新型城镇化后首个跨区域的重点开发地区.为了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发展情况和区域差异,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综合得分最高的是武汉市,整体城镇化水平发展最好的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大型城市相较于中小城市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更占优势;各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各城市群里省中心较高、边缘地区较低的结构状况.【总页数】7页(P86-92)【作者】周虹;刘文昊;郁瑾【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武汉430070;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武汉43007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93【相关文献】1.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指标体系设计及区域差异——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J], 卢新海;陈丹玲;匡兵2.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研究——2014-2018年中国五大城市群科技服务业数据 [J], 廖泰来; 晏敬东3.城市创新能力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J], 肖梦; 邓宏兵4.长江中游城市群物流综合评价与协调发展研究 [J], 苏贵影;李琪5.长江中游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算与区域差异比较 [J], 李百灵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组成主体产业比较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组成主体产业比较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Mainstay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作者: 刘亮;洪建国
作者机构: 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物刊名: 城市观察
页码: 77-85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6期
主题词: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偏离份额法
摘要:本文利用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与偏离份额模型,从静态、动态两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组成主体产业进行分析,发现各组成主体产业结构趋同程度较高,但产业结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环长株潭—环鄱阳湖城市群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呈不断上升趋势,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先下降后上升。

武汉城市圈第一、二产业具竞争力优势,第三产业具有结构优势;环长株潭城市群第二产业具有结构与竞争力优势;环鄱阳湖城市群第二产业具有结构优势,第三产业具有竞争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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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卷第8期2013年8月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Vol.22No.8Aug.2013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李雪松1,2,孙博文1(1.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武汉大学水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2)摘 要:实现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既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也能够向西部传递发展势能,缩小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

参照了世界银行从密度、距离与分割3个维度对区域一体化的界定,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采用2000~2010年数据,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内部区域一体化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

研究显示:(1)长株潭城市圈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武汉城市圈次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低,但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都呈现逐渐增长趋势;(2)三大城市群在市场一体化、行政一体化及社会一体化变化水平差异明显但总体差距逐渐缩小;(3)武汉城市圈在“两型”社会建设推动下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程最快,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后发优势明显。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发展联动机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一体化;测度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227(2013)08-0996-08收稿日期:2012-10-18;修回日期:2013-01-2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JY0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YJA790159);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湖北研究专项“‘两圈一带’战略下江汉平原地区跨越式发展研究”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作者简介:李雪松(1974~ ),男,湖北省襄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经济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xuesong7401@263.net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合作机制的构建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一方面,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贸易壁垒,促进了区域内及区际贸易制度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完善、技术进步以及效率改善的外溢作用为区域发展结构的调整提供动力支撑。

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三大城市集群是区域合作以及区域一体化水平不断推进的典范。

资料显示,2010年其三大城市集群对中国的GDP贡献已经接近50%。

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的鄂湘赣3省的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2011年其经济产值逼近珠三角,约占全国的14%,是现实中中国经济的“第四极”;2012年,湘鄂赣3省在武汉签订《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始将3省合力打造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培育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构想转化为实际行动。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一体化水平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是由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以及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3个经济区域内众多大中小型城市组成的以武汉为核心,长沙与南昌为主要副城市的城市群(具体地理范围见图1,图2,图3,图4)。

以武汉为龙头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自古就是九省通衢,在全国经济地理格局中处于承南起北、连接东西的重要地位,如果该地区通过区域一体化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中的第四极,不仅有利于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和进一步向西传递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势能,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因此,测度和比较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正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市场分割化倾向明显,本研究将重点关注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经济带以及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的研究,并进行量化测度,为进一步对三大城市群区际一体化程度的研究打下基础。

1 文献综述当今世界,以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区和城市群(Urban Cluster)为单位的竞争是区域竞争的主要形式,一体化水平是地区竞争力及国家竞争力重要评价指标。

区域一体化的概念出现在1950年,被定义为“多国区域经济整合的状态及过程,在其中贸易图4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理图示Fig.4 Geographic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s of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壁垒被削弱或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从概念中不难发现,区域一体化自诞生之日起便烙上了经济的印痕。

为明晰其中的内涵,吕典玮等[1]对区域一体化及经济一体化进行了详细的对比,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现在生产要素及商品流动制度成本的削弱,进而促进区域经济规模效应及效率改善;而区域一体化水平则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呈现出区域发展的复杂性及综合性,包含了市场一体化、产业分工一体化、空间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环境投资开发与保护一体化5个维度,深刻表达了区域一体化的内涵及外延;此外,其他学者如王德忠等[2]、吕永刚等[3]、高松峰等[4]分别从大都市圈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实证及一体化的行政障碍角度对一体化的内涵进行阐述。

从既有的关于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研究来看,其主要从区域内产业或者行业水平进行分析与比较。

很多学者运用GIS技术、SWOT方法对其进行定性分析[5~11]。

部分学者分别从区域协调机制的构建、旅游一体化、产业一体化角度对武汉城市圈一体化水平进行分析[5~8];此外张静等[9~15]以长株潭为例从城市化的角度对长株潭城市集群一体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发展瓶颈进行分析与比较。

区域一体化的测度的方法中,贸易流量法[16]对中国省际贸易的分析以及生产法[17,18];价值指数法[19,20],综合评价体系评价法[21,22]等应用均比较广泛。

总之,从既有研799 第8期 李雪松,等: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究来看,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以及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一般局限在动力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区间协作机制的构建之上,还没有相关研究对其各自具体的一体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

鉴于此,结合实际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并进行测度十分必要。

2 评价体系构建与数据处理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区域内部的一体化以及区域之间一体化水平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分别表达了区域内部一体化成熟水平以及大区域间区域合作机制的情况。

本文参照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23]中关于密度、距离与分割的相关论述,结合武汉城市圈“五个一体化”政策以及国内学者对于区域一体化水平评价体系的构建的研究,综合考量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及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区位优势、特色产业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因素,构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包括市场一体化、行政一体化以及社会一体化3个层次及24个二级指标的区域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区域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Tab.1 Evaluation System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dex Weights目标变量一级变量内容权重二级变量内容权重二级变量选用指标区域一体化市场一体化0.48劳动力流动0.105区域内人口流动(万人)物流0.113货运周转率(103t/a)资金流0.124银行信贷总额(GDP)信息流0.096信息产业投资额(万元)经济发展水平0.085人均GDP(元)经济结构0.064单位GDP工业总产值(万元)财政支出份额0.086单位GDP财政支出(元)贸易依存度0.113贸易总额(GDP)投资利润率0.078投资利润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0.136CPI指数行政一体化0.37政府战略规划0.134区域合作协议成效[主观]产业发展规划0.106产业政策协调性[主观]财政政策0.094税负一致性高速路网建设0.086高速公路总长度(×103km)铁路网建设0.112铁路基建投资(万元)机场设施建设0.100机场建设投资(万元)对话沟通机制0.124政府相关部门协作性[主观]政策环境协调机制0.056政策方案可行性[主观]利益协调机制0.078利益分配合理性[主观]政府工作效率0.110政策透明度水平[主观]社会一体化0.15公共教育事业0.210基础教育总投入(万元)文化协调发展0.270文化政策融合性[主观]生态环境可持续性0.340生态环境保护总投入(万元)医疗卫生保障事业0.170城市与非城市医疗机构比2.2 指标权重的量化鉴于评价体系涉及到的指标数量以及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其指标的权重值进行综合测量。

层次分析法[24](AnalyticHierarchy Process)主要应用于经济决策的制定以及规划的选择等问题。

研究思路为基于底层指标的重要性以及其对总指标的影响程度来归总各个指标的权重,并且基于原始数据进一步计算出目标变量的加权量值。

根据层次分析法的相关要求以及专家咨询法咨询到的相关数据,运用层次分析软件YAAHP5.2,本文对具体指标的权重进行了综合值估测(如表1所示)。

2.3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各主要城市,包括以武汉为中心城市的武汉城市圈(武汉、黄冈、黄石、鄂州、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娄底、衡阳)和江西的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南昌、景德镇、899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22卷 鹰潭、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场一体化的数据来源于2000~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城市统计年鉴,GDP及工业产值,财政收支额度以2000为基准剔除物价变动。

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分别采用区域内人口流动、货运周转率、银行信贷总额/GDP、信息产业投资额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经济结构用工业产值比重表示等;行政一体化以及社会一体化指标数据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设计得到,基于行政一体化以及社会一体化的指标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向三大地区分发500份问卷,返回有效问卷146份,其中武汉城市圈72份,长株潭城市群38份,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6份,调查对象主要面向各大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部分企业家。

2.4 数据处理鉴于收集到的数据单位的差异性,尤其是定性数据,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对于主观数据,将满意度等主观指标权重划分为最满意、次满意、一般认同、不认同、很不认同5个层次,采用主观数据的加权平均值,作如下定义:0.9×最满意比例+0.7×次满意比例+0.5×一般认同比例+0.3×不认同比例+0.1×很不认同比例;然后我们采用标注差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θ=(Vij-Aj)/Sj(1)Sj=∑(Vij-Aj)2/槡N(2)式中:θ代表标准差值;Vij是指某一个地区i在第j个指标下的观测值;Aj是这个指标的平均值;Sj是标准差;N为观察区中的地区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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