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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视纪录片及制作的思考

◆刘晗

电视纪录片的制作是运用新闻镜头，真实地记录和反映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的现实原貌形态和完整过程，排斥虚构和扮演。从1958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的《英雄的信阳人民》至今，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已经走过了50多个年头。但是在电视纪录片制作中，仍然存在主题先行，从头到尾灌满解说，运用大量摆拍等问题。正如北京电视台《纪录》栏目制片人陈大立回忆：“一想起纪录片，大家想到的就是对一个人的跟踪，镜头摇晃，节奏缓慢，大段的长镜头，大段不紧不慢的访谈或对话，解说词声调不高，冷静而有距离感”那种平淡的生活状态，小人物的边缘走向，总让人觉得不贴近自己的生活，故我国电视纪录片收视率总不理想。电视纪录片工应该客观理智地反思，才能创造性地摆脱困境。

一、选题的平民化

在电视纪录片前期策划方面，问题主要集中在题材角度选取和前期采访上。电视纪录片前期策划中的选题与文稿是一部片子的灵魂。选题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全片的成败。近年来，电视纪录片题材角度的选取越来越明显走“偏”。主要指两方面，一是地理位置偏，二是题材偏。不是苦大仇深的、就是老少边穷的，编导们总觉得这样的选题收视率一定会高。于是出现了很多纪录

片剧组跋山涉水到深山老林或是无人区拍摄。不可否认，这种类型的纪录片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认识上的空白，但是，此类题材的拍摄时间周期短、资金有限，使其内容很难保真。曾经一个编导说起他去深山之中拍摄电视纪录片的经历：电视台只给他3天的时间，他一到山中的村落，赶快召集了事先联系好的当事人，按照他前期采访了解到的情况，根据准备好的“分镜头剧本”进行拍摄与其说是拍摄纪录片，倒不如说是去当地拍摄电视剧。题材偏引起的问题，还会导致与受众心理预期相差太远，影响了与受众的贴近性和认可性，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导向性问题。资金、人力投入了，却没有达到效果。因此，我们在拍摄电视纪录片的时候，应该做到选题的平民化。“纪录片与各种观众参与的电视栏目不同的是，它不像摆道具一样将观众作为置景的一部分，而是将普通人作为纪录的主角；假如说电视栏目的平民意识不过是借观众做招牌的话，那么纪录片中的平民形象则是真正平民意识的影射。”①其实，选题的平民化、视角的平民化就是人文关怀精神的一种体现。

二、采访中的灵活引导一是不能主题先行。栏目化纪录片的快速生产往往使采访主题先行，蜻蜓点水般不予深挖，粗劣而片面。在采访中，往往一个表面的现象让编导感到有收视率了便戛然而止，打断当事人的诉说，自己编自己的。或在拍摄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前期编好的剧本进行，如编导诱导“你就这样说”之类直奔主题。这样的结果是失去当事人本真的情感和事件本来面目，淹没了事件本身的精神内涵，让一个好的选题变得浮躁。二是不能过于拖、过于散。采访是记者与当事人的交流，采访在大部分情

况下代替着叙事。采访中我们得到的素材往往都是比较散

的，东一句西一句、主题松散、空话大话、赞扬愤怒，不仅感染不了观众，还会使观众觉得虚假和无聊。故“纪录片采访要做准备，但又永远无法准备。”采访交谈的时候，总是常有新的东西出现，敏感的编导要使纪录片进入一个更深邃广阔的天地，就要在采访的基础背景材料等方面有广阔的视野和雄厚的文化素养，对社会有深刻全面的了解，才能对题材挖掘到位。当然，凡事不能过。比如要拍摄一家人吃饭，如用长镜头记录下整个的场景，其乐融融、幸福美满，是需要时间的。如为了加快进度，采访中生硬地插入“你们一家多久吃一次饭？”“平常谁做饭？”之类的提问，就会直接导致画蛇添足，看点下降，让人觉得乏味而虚假。三是不能生硬呆板，应灵活引导。采访过程中，摄像机往往或多或少地使被拍摄对象紧张，编导往往调动不起当事人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注意在采访过程中对当事人情感引入和慰籍并做好“度”的把握，灵活引导。纪录片导演让·鲁什曾说：“人为刺激可以使人把不愿摆到桌面上的事实真相显露出来。”这里的刺激，要求循序渐进，编导要善于将当事人的情感挖掘出来。三、辩证地看待真实性和商业性中国现代电视纪录片与其他片种一样，同样要过市场关，要追求高收视率，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即具备商业性。纪录片所受到的生存压力，远远大于记录手段“真实性”等技术压力。但应辩证地看待真实性与商业性。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受到栏目化的束缚，只能依赖栏目化体制而生存，所以形成了一个矛盾：“纪录片运用在电视当中，受到栏目化的优待得以生存，但却因传媒的商业属性不得不放弃自觉的艺术探索；栏目的惯性和模式扼杀了纪录片的个性，助长了惰性，让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真实的探讨，形成了固定的叙事结构和虚假的故事。”②如何去“接近”真实？笔者曾参与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栏

目要求一律为好莱坞式叙事结构，必须有三个段落，两个转折点（即兴奋点）。要求故事跌宕离奇，内容赋予传奇色彩。这在国内外其实都是非常流行的。好莱坞“三幕剧”式的叙述模式不仅能赚取收视率让整个片子不至于平淡，而且还可以很好地预计时间。甚至还可以在前期采访结束后很快确定编导的思路。这种方法在栏目化纪录片中屡见不鲜，比如中央电视台的《讲述》、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真实》、《记录重庆》，概莫能外。三段式结构对于栏目化纪录片来说的确是拍摄的最好结构，非常实用非常好看。但对于一个纪录片来说，这种固定的结构，常使有些编导刻意地改事件本身，把原本没有的情节硬加进故事里，甚至有的还为了让整个片子好看，将虚假情节加到片子的关键部分以完成三段式结构的要求。三段式的弊端使许多编导养成了惰性，不主动地编排选题的结构，而是生搬硬套地将三段式套在自己想当然的“剧本”中。可见，三段式结构要求不能绝对化，只能相对运用，纪录片只能不断接近真实而不能绝对地到达真实。现代电视的固定时长和固定栏目模式使纪录片的艺术性大大下降，许多编导认为要想体现艺术性就要去除栏目化形式，才能追求电视纪录片的艺术思想。曾有文章提到“微观真实”这一概念，“所谓微观真实，就是记录的事件完全合乎客观实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过程、思想、结果、言语、行动、引用材料，诸如数字、引文、日记、书信、以及一切细节，都符合实际情况，准确无误，有根有据。不能把时过境迁的情节导演得像‘真的’一样搬上荧屏，即使借用一些书画或其他资料来谈论，也应标明来源，以求真实。”③其实，理论界对于纪录片有一个“四真”原则，即：“以摄影或者摄像直接从现实取材，记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不容许虚构，扮演。”④坚持这样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