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论选读

两汉文论选读本课两汉这一讲要学习的内容，就是三家文论著作：一、司马迁文论选读，二、《毛诗序》，三、王充《论衡》选读。

一、两汉文论的总特点汉王朝统一中国之后，逐渐形成了全国大一统的强盛的封建大帝国。

这样的政权，自然需要选择和建立一套与之想适应的思想文化系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著名的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则进一步从“天人感应”的观点出发把儒学神学化，提出了系统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

先秦儒学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的改造，成为官方的统治学说、指导思想，当然也就成为用来指导文艺、文学的方针政策。

可以说，我国两千年的正统文学思想，就是在两汉时期正式确立的。

汉代的儒家文艺观是在先秦儒家文艺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它又有了不同于先秦儒家的新特点。

表现在它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1、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诗教传统，保守性增强而批评性减弱要求文学必须为其政教服务，将文艺紧紧地纳入政治轨道。

崇奉“温柔敦厚”的诗教，强调对上层统治者及其政治措施的批评，必须限制在统治者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对社会黑暗的揭发，不能超出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2、发展了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中积极的内容，并使之系统和深入明确提出了美刺谏讽说（《毛诗序》）。

这一时期的儒家文论家都明确地肯定文艺有讽谏批评上政的作用，主张要用文艺来干预和改进现实的政治（当然这种批评要有一定的分寸）。

肯定文艺的抒情本质。

把“志”和“情”紧密地结合起来。

当然主张对所抒之情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任其泛滥。

这种正统文学思想和文艺政策的代表作，就是作者很难确定的《毛诗序》。

提出了“发愤著书”思想。

著名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虽然也应该归属于儒家文论的大范围之内，但是他强调写作愤世嫉俗而不是粉饰太平的作品，是中国古代具有民主精神的进步文学传统的表现。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强调“尚真”，“嫉虚妄”，则是针对走向神学化的儒学不良倾向而发，也代表着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积极进步方面。

二、司马迁文论选录㈠选录译文《屈原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焒未定。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觽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闲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絜，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屈原名平，是楚国王族的同姓。

担任楚怀王时的左徒的官职。

屈原学问广博，记忆力强。

对国家（如何）治理得好坏的道理很清楚，并且擅长辞令。

在朝廷内就和楚王图谋策划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就接待外国宾客，和各国诸侯应对酬酢。

楚王很信任依重他。

上官大夫与屈原同朝为官，地位相同，想同屈原争夺楚王的宠信，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

楚王让屈原制订国家的法令，屈原刚刚起草，还未定稿。

上官大夫看见了，就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上官大夫）因此（在楚王跟前）谗毁他说：‚大王让屈原制定国家的法令，众人没有不知道的，每一个法令制定颁布出来，屈原总是夸耀自己的功劳，认为‘除了我，没有人能拟订出来’。

‛楚王大怒，因此疏远了屈原。

……屈原痛心于楚王耳不能听明辨别是非，眼睛被谗陷的人遮蔽看不清黑白，邪曲的人危害公道，端方正直的人不容于世，所以幽怨苦闷，幽思积郁，写成了《离骚》。

所谓‚离骚‛，就是离别的忧愁的意思。

天（开创可万物）是人类的原始；父母（生而育女）是人的根本。

人遇到穷窘困厄的处境，就会追思本原，所以到了劳苦困顿的极点时，没有人不呼天喊地的；到了疾病惨痛的极点时，没有人不哭爹叫娘的。

屈原处心端直，行为方正，竭尽忠诚和智慧，以侍奉他的君主，而谗邪的小人挑拨离间了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穷窘困厄了。

诚信而遭到君王的怀疑，忠心耿耿而遭到小人的诽谤，屈原能没有怨愤吗？屈原的写作《离骚》，本是从怨愤而生的。

《国风》中的诗虽然有很多男女情爱的内容，但不过分荒唐，《小雅》中的诗虽然怨愤毁谤朝政，但也不至于造成混乱。

像《离骚》，可以说是兼有《国风》和《小雅》的优点了。

远古呢，就赞颂帝喾的事迹，近代呢，就称道齐桓公的霸业，中间还述说商汤、周武王事功，用以讥刺当世的朝政。

（《离骚》）阐明了道德的广大崇高，国家治乱的因果道理，没有哪一样不明白清晰的呈现出来的。

他的文辞简约，寓意深微，志向高洁，行为廉正，他用的文词习见琐细，而其指归却都很正大，所列举的都是近前的事物，而表现的意义却很深远。

他的志向高洁，所以他称举用来比兴的都是芳香的花草树木。

他的行为廉正，所以至死也不容许自己疏远对国事的关心。

在污泥之中自我洗濯（不同流合污），在尘埃之外高飞远引（自标高洁），不被俗世的黑暗污垢所感染，受淤泥浸渍而洁白无瑕。

推想他的伟大的意志，是可以与日月争辉的啊！…………屈原死了之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一些人，都喜爱辞令而已"赋"的创作而为世人称赞；然而都不过是祖述屈原的舒缓委婉的文辞，终究不敢（像屈原那样）直言谏劝。

《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

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

所以，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

对于屈原，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

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

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

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

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

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

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

”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

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这就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抒情。

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对屈原人格，对《离骚》精神的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

另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正如清人刘熙载所云：“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

”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

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

”（《艺概·文概》）而纵观本篇，更是如此。

《报任安书》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古时候富贵而声名磨灭不传的人，无法计算，只有卓异突出的人为后世所称颂。

周文王被拘禁而后推演出《周易》；孔子遭困厄而后写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眼失明，于是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断了双脚，《兵法》才编写出来；吕不韦被贬流放蜀地，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秦国囚禁，著述了《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贤人圣人为抒发他们的愤懑之情而创作出来的。

这些人都是胸中有郁积的情绪，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才追述往事，希望未来的人能了解自己。

至于像左丘明没有眼，孙子断了脚，终于不被重用，于是退隐下来，著书立说，抒发自己的怨愤，希望文章能流传后世，自己的志向见解得以表达。

我私下里不自谦虚，近来用拙劣无能的文辞，搜罗天下散失的传闻旧说，考订事实的实际过程，稽查历史成败兴亡的规律。

共一百三十篇，也就是想探究天象和人事的关系，弄懂古今社会发展变化的道理，而成为一家之言。

草稿还未完成，就遭到那次灾难，我可惜书还未写完，所以身就极残酷的刑法而没有怨怒的表现。

如果我真的写成了这部书，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播给那些值得传播的人，那么我就是偿还了受屈辱的债，即使再受杀头之刑，哪有什么悔恨的呢！可是，这番话只能说给有见识的人听，对俗人就难说了。

上面这段话，在司马迁另一篇文章《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几乎完全相同地出现过，用历史上的一些伟大人物发愤的事迹，说明人常常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受激励而发愤完成伟大的事业，创作成伟大的著作，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