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两代张炎词研究综述

第20卷 第3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0 No.3 2011年3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Mar. 2011

文章编号：1008-8717（2011）03-0027-03

元明两代张炎词研究综述

翦 伯 象

（五邑大学中文系，广东 江门 529020）

摘 要：元明两代，张炎词研究处于创始期，其体式多为词序短论，其方法多为词话诠释，以张炎的友人最有代表性。这些诠释为后代的张炎词研究奠定了基调，确立了范畴，但方法的单一性与重心的偏失带有负面效应，诠释理论的缺失是其病根。从价值上看，这些诠释抓住了张炎词清虚骚雅的特质，道出了元代词坛倚声应歌的现状，既具学术价值，又具文献价值。至于明人冷落张炎词，是骚雅词派走入低迷、张炎词集失传等原因造成的。

关键词：元代明代；张炎；山中白云词；诠释；清虚骚雅；价值；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B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1248-1320？）是宋元时期著名的词学家、词人，其词集《山中白云词》在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张炎词展开研究，在张炎生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形态有词序、诗歌唱和、信笺、词话、私史、词话等，研究者众多，方法多样。进入明代之后，张炎词研究突然委顿沉寂下去。关于张炎词的这种研究状况，学术界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对该研究的脉络走向、内在特征、学术地位以及不足没有进行认真总结。

一

元明两代的张炎词研究，往往抓住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的一点或数点进行扼要的解读，重点是词人不是词作，多采用描述的方法，缺乏分析推理，更没有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研究。词友为《山中白云词》作序是元代张炎词研究的主要形态，其中郑思肖（所南）、仇远（山村）、舒岳祥（阆风）、邓牧（牧心）四人的序比较有名。

郑序主要从怀抱、源流、雅思、音律、感染力等方面展开诠释，云：张炎词“飘飘征情，节节弄拍，嘲明月以谑乐，卖落花而陪笑，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上，自生一种欢喜痛快。”[1]郑序从创作路径入手，道出了张炎词师法众长以及感人至深的特点。郑序诠释的角度比较恰当，但描述性、抒情性过浓，于形象化议论中传达理性批评的目的显然大打折扣。

仇序认为张炎词思想超脱、音律完美，从古至今惟有白石可与媲美。云：“读《山中白云词》，意度超玄，律吕恰切，不特可写青檀口，亦可被歌荐清庙，方之古人，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2]这是一段读后感，主要论述张炎词的成就，仇氏的评价相当高。正式将玉田词与白石词等量齐观，当从仇远始。但是在浓重的诠释风味中，缺乏必要的概念解说和理性分析，论述的氛围太过稀薄。

舒序（1297年）论述的重心在张炎北上漫游的创作旅程、词作地位、情感品节，对清狂的词人人格给予了高度的赞誉。云：张炎“诗有姜尧章深婉之风，词有周清真雅丽之思，画有赵子固潇洒之意，未脱承平公子故态，笑语歌哭，骚姿雅骨，不以夷险变迁也。”[3]张炎词导源于清真，舒岳祥是第一位发见者，其“雅丽”之评切合实际，但只是点到而已，没有展开。总体上看，此时的张炎研究停留在词序短论的初级阶段。

邓序在吸收他人观点的基础上多有发展，论域开阔。云：“丽者莫若周，骚者莫若姜”，“玉田张君，无二家（清真、白石）所短而兼所长。《春水》一词，绝唱今古，人以‘张春水’目之。盖其父寄闲先生善词名世，君又得家庭所传者”，“酒酣浩歌，不改王孙公子蕴藉。身外穷达，诚不足动其心、馁其气。”[4]邓序从周——姜的角度述及了张炎词的特征、代表作、家学渊源、遗民气节等内容，大体上符合实际，后代的研究均以此为基点拓展开去。不过，说张炎词无清真词、白石词的不足而兼有二家之长，是绝唱千古的词人，显然有过誉之嫌；而且

收稿日期：2010-09-27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以主观抒情置换理性评介，只有简单的结论，没有分析论述，更没有结合词例来阐述，仅仅依据自身的经验、感受、好恶来阐释，主观随意性明显，与学术研究尚有一定的距离。

除了词序短论这种主要的研究形态之外，元代张炎词研究还有诗歌唱和、信笺、词话、私史等多种形式，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戴表元、袁桷、陆辅之、孔齐、杨维桢。戴表元对张炎的“风神散朗”、盖世词才十分欣赏，认为其词“清丽流畅”，充满了“高情旷度”，他人“不可亵企”，“一时听之，亦能令人忘去穷达得丧所在”[5]。戴氏对张炎词风格的把握较为准确。袁桷认为，“弄笛恨边云惨淡，坐窗惜月凄凉。落叶故尊，无复金貂之慷慨；古梅千槛，空怀玉照之风流”[6]，对张炎词的情感格调以及家学源流进行了准确的概括。袁桷歆羡张炎游踪无定，来去自在，“泠然御风万里”的游子生活，欣赏其“于酒边喜歌自制乐府”（袁桷《八声甘州》）的创作姿态，以为张炎词“清歌停云意惨淡，倚声更度飞龙篇”（袁桷《赠张玉田诗》），“一自黄楼赋后，百年此乐应无”（袁桷《木兰花慢·喜玉田至》），看重的是张炎词中高雅清疏的精神取向。陆辅之从张炎游学多年，且“从其言”作《词旨》，认为张炎词兼具“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等四家之长。[7]话虽有些夸张，但张炎词体制骚雅，语言典丽，句法精粹，字面妥溜，在这四个方面的确很有特色，陆辅之的总结恰中肯綮。元代末期孔齐（行素）在私史《至正直记》中云，张炎“长于词曲”，以《解连环》而得名“张孤燕”，“有《山中白云集》，首论作词之法，备述其要旨。”[8]元末杨维桢认为，张炎词兼有“天籁之风骨，花间镜上之情致”，宋代词人中只有姜夔、吴文英可与媲美。[9]这些总结虽然依旧缺乏理性深度，但于过去的词序短论而言，其对比论述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不过“风骨”一说其义不详。

二

元明时期张炎词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诠释，诠释的角度均为读者和读者的感受，没有将张炎词作为主要的、客观的诠释对象，或曰张炎词能令人自生“一种欢喜痛快”（郑序），或曰张炎词“能令人忘去穷达得丧所在”（戴序），或曰“读山中白云词，意度超玄”，或曰“览君词卷，抚几三叹，听者落泪”，“异世谁复知者”（陆文圭《词源跋》），诠释的重心不是张炎词本身，而是读者的读后感。

所谓词学诠释就是对词作的理解、解读的行为或过程，就是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对词作的主观感知、说明和评价，它与后代人所说的“研究”有着较明显的区别。我们之所以称元明时代是张炎词的诠释期，是研究的创始阶段，原因就在这里。以文字载体来分，元明两代对张炎词的诠释有三种情形，一是词序诠释——即利用序言的形式对张炎词进行诠释，二是词话诠释——即以词话的形式进行漫谈式的诠释，三是版本诠释——即借助说明张炎词版本流传的文字进行诠释。解读、说明、介绍、纪事、描述是人们诠释张炎词的主要手段，表达阅读感受和体会是其主要目的。

如果剔除笼罩在文字表面赞誉性的光芒，元明人关于风格特点、源流地位的诠释，还是言之有理的。这种诠释建立在广泛阅读张炎词、深入了解张炎其人的基础上，虽算不上缜密的学术研究，但若将其归为别解甚或是看作一种误读，那是毫无依据的。这些诠释为后代的张炎词研究奠定了基调，确立了范畴。从其诠释实践来看，元明人提出的诸多话题20世纪仍在深入探讨，后人的论域基本上都是从元明人这里发端并深入下去的，可见其影响深远而强烈，其创始作用的确不容低估。比如，他们提出的张炎词音律谐美、张炎词导源白石与清真、张炎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张炎词散发着浓郁的遗民气息、张炎的创作经历了公子到游子的转换历程、张炎词的成功与深厚的家学渊源有关等一些观点，均为后代所接受，同时还构成了后代张炎词研究的基本框架。这种积淀作用不容抹杀。

不过，元明时期的张炎词研究大多是短论式的诠释，往往抓住某些局部进行扼要的解读，没有从总体上和一定高度上去评价张炎词，因而立论的视阈过于狭小，难以窥见张炎词的全貌。即便是对具体词作的诠释也往往拘泥于几首名作，大量的一般性作品被忽略，尤其关注《南浦·春水》《解连环·孤燕》等词，甚至仅凭这几首词便送其绰号“张春水”、“张孤燕”。这说明其诠释视阈、诠释方法存在严重偏失。同时，研究者局限于几位词友，没有形成全方位的研究队伍，研究的氛围和态势相对沉寂单薄。尤其是对周—姜、姜—张、吴—张之间的承袭关系仅有粗浅体认，缺乏具体论述，当然张炎词在继承上的创新就更没有提及了。其诠释方式是以读者之用心去触类旁通作者之用心，以读者的经验和想象丰富并论证词作的意义，读者具有绝对的诠释权力。因此，诠释中多有想象式的结论，缺乏客观论证的过程，主观性、开放性、随笔性、情绪性、感悟性、夸张性、文学性、语录性颇为强烈，论述性、逻辑性、客观性、学术性明显不足，在方法论上带有先在性的缺憾，如一味流于夸耀，不见争鸣之音就是明证。

诠释理论的缺失是其病根。仅用单一的诠释方法解读张炎，以及诠释重心在人不在词，说明元明时代的张炎词研究还处于摸索时期。方法上的单一性影响了立论的稳妥性，诠释重心的偏失决定了研究成果的避重就轻。仅就诠释的层面而言，元明时期没有诠释学，时人没有可资借鉴的诠释学理论作指导，其诠释行为不可避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