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_宋剑华
从“我”到“我们”--对“五四文学”转向“革命文学”的深度思考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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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 年 8 月 总第 4:; 期 9%8 4567 0&< 9%4:;
从“我”到“我们”
———对“五四文学”转向“革命文学”的深度思考
宋剑华
［摘 要］五 四 新 文 学 以 “个 性 解 放 ”为 口 号， 以 “自 我 ”与 “自 由 ”为 目 的， 全 面 宣 传 其 “西化”启蒙的价值理念，并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然而，启蒙却并没有使新青 年获得“自我”与“自由”，反倒是使他们遭遇了现实生存的巨大困境。因此，新文学作家 的思想倾向性，便开始明显地发生了“左转”。因为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由于“自我” 绝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地存在；故叙事主人公由“我”变成了“我们”，则是一种符合历 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启蒙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０７２（２０１９）０７－０００８－０８
那么，以“西化”自诩的《新青年》，它所推崇的价值理念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以绝对“自我”为 中心的“个性解放”。启蒙精英把西方哲学中的“自我”概念，简单地理解成“为我”二字，并认为 “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亦乃人性之自然天赋之权利”。故他们告诫广大的青少年，在天 地宇宙之间，“舍我而外，更有谁哉？”②至于怎样才能实现绝对的“自我”，《新青年》所给出的答案 则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 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 属他人之理。”③有趣的是，《新青年》还把他们倡导的“自我”与“自由”，完全视为西方个人主义文 化的思想精髓，因为“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 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 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 也。”④毫无疑问，《新青年》只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与“自由”，但却并不明白西方个性解放的 历史背景。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形成原因，是反“教会”而不是反“宗教”，即力图摆脱教会专权的政 治体制，回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义。另外，《新青年》还把思想启蒙直接演变成了一场 社会运动，更是有悖于思想启蒙的西方定义。比如，康德就曾明确地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 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⑤《新青年》发起的启蒙运动，显然是 与康德的说法截然相反———人们不是在运用自己的理智，而是必须经过“别人的引导”，才能脱离 “不成熟状态”。这种说教式的思想启蒙，实际上恰恰是儒家“上智下愚”思想的现代翻版。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摘要：西方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产生的背景。
在这种无论是对物质还是精神的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冲突”这种处境。
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而冲突对立正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
对立、反抗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解放、革命的需要，更是不回避中西、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内心思想冲突的表现。
其中既显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
关键词：五四文学；对立；“对立”的现代性；“对立”的简单化一、在前现代与现代交织之中的五四文学对对立思维的选择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确立的时期，近来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五四文学并不具备现代性，只具有前现代性。
这类观点可见于宋剑华教授、杨春时教授的系列相关文章。
他们主要是以当时中国社会还没进入现代化和其时翻译到中国的作品主要以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流而界定五四文学的“前现代性”的。
现代性一般指的是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本文所指的现代性也是从这个时间概念上来说的。
目前学术界讨论的是五四中国社会的前现代化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否同步以及五四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否是真正具备现代性的文学。
宋剑华教授在《“误读”西方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谈到了中国作家对西方的“误读”，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不够。
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就其整体意义而言，是社会政治话语的文学表述，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文本。
”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有其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忧国忧民情怀不可能让他们对于民生疾苦置之不理，如果说这是一种社会政治话语的话，他毕竟不是被某一个政党管制的话语，而是知识分子在一个五四自由的空间里自愿发出来的声音，而且声音的多元化保证了五四文学兼容并包开放的现代性品质。
【课外阅读】“五四”精神与文学革命
【课外阅读】“五四”精神与文学革命80年来，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或涉及到“五四精神”的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然而全面、系统地专门论及“五四精神”的文章却不多见。
假如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继承、弘扬的“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这个看似熟知的问题，却很难用几句话准确、全面、简明地予以回答。
因此，笔者试图把“五四”精神归纳、概括为主观精神、人文精神、启蒙精神三个方面，进而论其在文学上的展开，并就教于大家，以求匡正，以便有利于在新的世纪进一步发扬光大“五四精神”。
一“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人的主观精神的肯定与高扬。
主观精神本自于西方的生命主体哲学、人的主体精神等现代进步思潮。
生命主体哲学是指人的个性表现形式的精神生命和关于“人”的主体意识、意志、精神的表现特征。
生命主体哲学认为人的基本存在形式就是人是有个性的人，从动力论的本体论观点来看，社会就像一架机器，人就是这机器的动力，全靠人这个动力，将社会这架大机器发动起来，社会动力的来源就是每个个人的能动性和主观性。
因而要改造社会，实行社会变革或革命，争取社会进步，就必须给每个个体的人以充分发展的自由。
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总是得通过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这就必须得承认个人的主体性，自主意识等。
“五四”时期对于人的主观精神的肯定和高扬，这既是对两千年来封建社会客观精神的一种反动，又是封建统治阶级大一统的客观意志崩溃的必然。
五四时期，中国正处于清王朝解体，民国名存实亡，军阀割据这么一个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下，封建的大一统的意志已被打碎，新的统一的社会意志还不可能形成。
这为人的主观精神的解放和发扬提供了可能，人的主观精神潜力的开掘和发挥都具有了相当的自由。
在这样一个有利于张扬主观精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19世纪后期的尼采、叔本华、斯蒂纳尔等人的主观哲学思想、生命主体哲学被大量介绍进来。
“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大都是留学欧美、日本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拿来了西方的这些思想，把它们变成主观、个性主义的武器，用来打击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思想文化。
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_宋剑华
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宋剑华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和追求。
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实可能性。
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关键词 五四文学 人文主义 现实主义 精神资源 误读与错位作者宋剑华,1955年生,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632)。
谈及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这场运动的发难者对此早有定论———它是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在中国营造出的文艺复兴运动。
蔡元培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明确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样板,“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
”①而文学革命的两个关键人物陈独秀与胡适也认为,这场运动的基本性质是秉承“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文明②,象征着现代中国迅速崛起的“文艺复兴”③。
鲁迅自然也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在谈到自己弃医从文的缘由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④对于先驱者的阐述,学界一直缺乏自己的判断,更没有提出理论上的追问。
到目前为止,西方人文主义与五四文学之间的结盟和并行不悖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毫不动摇的信念。
20世纪90年代后,陈晓明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他说:五四文学革命以“科学”与“民主”为人文旗号,“才使新文学站到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起点上,初步完成了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整体转换”。
⑤刘勇等人则强调:新文学“启蒙主义所遵循的价值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是一场从价值观念到文学形式的`西化'运·157·①②③④⑤《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阅读记忆”能否直接作为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
“ 题”创作， 同 是一种 “ 记忆” 经验的 偶然巧合， 难到同 题材或同一故事 ，就不能重复地使用了吗？问题恐怕
并非如此简单。人们可以具有情境相似的 “ 记忆” 但却 ， 不可能具有 内容相 同的 “ 经验”——在研究中国现当代
作家的 “ 模仿”行为中， 我发现有一个关键因素值得学 界去加以高度地关注： 那就是 “ 模仿”者都曾有过阅读 他者作品的知识储备， 并自 觉与不自 觉地将这种 “ 记忆” 中的知识储备，直接转化成了自 己创作的精神资源。凡 是参与 “ 模仿”的那些作家，还有一个欲盖弥彰的共性 特征：明明是读过某位作家的作品文本并深受其影响，
宋 剑华
（ 暨南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５０ ３ ） １６ ２
【 摘
要］ “ 阅读记忆”不能直接成为作 家创作的精神资源，否则无论有意或无意都只是一
种 机械 的 “ 模仿 ” 。就 目前 阅读视 野 看 ，把 “ 阅读记 忆 ”直接 转 化 为作 家创 作 的精神 资源 的经典 。
［ 关键词 】 “ 阅读记 忆” ；直接 转化 ；间接 转化 ；精神 资 源 ；文学创作 ；经典 ［ 图分 类号］ ０ 中 Ｉ ６ ２ ［ 文献标 识码 ］ Ａ 【 章编 号］６４ ３ ５ （ ００） １０ ０一 ３ 文 １７－ ６ ２ ２ １ Ｏ —０ １Ｏ 内文学界与学术界都十分忌讳的敏感话题。至少我认 为 现在中国的文学评论界是宽容而仁慈的 ，他们总是去从 理论到理论去套话连篇地解读文本 ，诠释现象，尽管作
经典文本研究为视角 ） 的情形大致有三种 ：一是对局部细节的 “ 记忆”模仿 ，二是对故事整体的
“ 忆”模仿 ，三是 对 复合 文体 的 “ 忆 ”模仿 。作 家只能把 “ 记 记 阅读 记 忆 ”作 为 间接 因素化 为 文
革命文学与百年中国
革命文学与百年中国宋剑华摘要：革命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旋律，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为己任，以人民大众为服务对象，以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为创作方法，以革命英雄主义为美学特征，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形态。
纵观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革命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贴近现实、反映生活、表现信仰、追求理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国；革命文学；主流意识形态作者简介：宋剑华，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3）06-0065-14一、革命文学的三个阶段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启蒙而是革命，因为，革命作为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旋律，不仅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而且形象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
革命话语并非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所自觉肩负起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建立起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为了实现这一光荣而伟大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号召工农大众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坚不可摧的集体合力，“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21&ZD259）。
65革命文学与百年中国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①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正是这一使命意识的最好体现。
就百年中国文学由思想启蒙转向社会革命而言，1923年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胡适就认为，“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②。
现在来看，“启蒙”的迅速退潮与“革命”的风起云涌，并不是由哪一个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完全取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仅仅用“救亡压倒启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五四文学精神新论
作者： 朱德发;刘开明
出版物刊名：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1-8页
主题词： 五四文学;文学精神;学术研究;西方文学思潮;五四时期;新文学;传统文学;近现代文学;主题指向;中国文学
摘要： <正> 学术研究决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中对已有成果有所怀疑有所否定有所继承,并从而深化或修正过去的观点或结论,使学术研究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关于五四文学的研究也应该如此。
近几年人们对五四文学有一种较普遍的误认——一种由许多研究者(包括我们在内)共同装饰过的误解,即认为五四文学是在全盘接受西方文学与整体否定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由于它以西方近现代文学为楷模,全面地吸取和综合了西方的文学精神,因此获得了与西方文学一致的对话形式,使五四文学在短短几年里走完了西方文学几百年的发展道路。
论集体主义精神理念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尴尬境遇
论集体主义精神理念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尴尬境遇
宋剑华
【期刊名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年(卷),期】2002(023)009
【摘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步取代了"五四"新文学的个性主义价值观,成为了凝聚中国现代作家思想艺术追求的理论核心.然而到了新时期文学,伴随着人们思想的大解放,知识分子作家群体又重新反思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致命约束,并以大胆的艺术解构方式,由衷地表达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压抑情绪.广大作家个性主体意识的回归,使得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遭受了前所未有过的尴尬局面.
【总页数】4页(P38-41)
【作者】宋剑华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8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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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史学革命
作者： 宋建华
出版物刊名：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6-17页
主题词： 史学思想 反帝反封建 文化运动 中国资产阶级 中国史学 中国历史 近代思想家 简明中国通史 史学原论 中国通史简编
摘要：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在我国思想界、文学界……等方面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同时也在史学界发生了有史以来一次最伟大的革命。
史学界的这次伟大革命,就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许多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的现状。
这种景况不仅使史学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羁绊,而且使史学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我国史学研究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是史学的一次伟大革命。
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
”(《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新史学》第54页)然而两千余年中国之封建史学,实质上是“帝王将相的家谱。
”梁启超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他明确地提出
了“史界革命”的口号。
对于二千余年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系。
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文化的突围与重构
作者： 宋剑华
作者机构：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632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辑刊
页码： 186-192页
主题词： 文学革命;语言变革;观念转换;传统与现代
摘要：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次伟大转机，它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下，通过语言文字、价值观念、审美形态的种种变革，最终获得了现代性的话语平台。
但是，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文学革命所完成的终极历史使命，也只是“文化”的转型而不是“传统”的否定。
这其中就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去向问题，我们必须去加以解决。
寻找自己的星座──评宋剑华的《文学的觉醒与选择》
寻找自己的星座──评宋剑华的《文学的觉醒与选择》
王泽龙
【期刊名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1994(000)002
【总页数】3页(P104-106)
【作者】王泽龙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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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艺复兴与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历史相似点的广义类比
作者： 宋剑华
作者机构：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出版物刊名： 江汉论坛
页码： 68-72页
主题词：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胡适;资产阶级;先驱者;理性思维;价值评判;历史变革;西方近代;资本主义
摘要： <正> 1917年1月,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的胡适,曾把这场历史变革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先生也说它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端;近来,又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余响”或“回光反照”,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东方文艺复兴’。
”把五四文学革命看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命题是否能够成立呢?这还需要我们以科学的理性思维,对其做出全面的价值评判。
启蒙与自救：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先锋意识的丧失
Enlightenment and self-preservation --on the loss of Lntellectuals' vanguard awareness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作者： 宋剑华;熊权
作者机构：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出版物刊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80-86页
主题词： 知识分子;工农大众;启蒙者;被启蒙者;思想转型
摘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从1928年'革命文学'之争开始,由于无产阶级价值观的强劲介入,'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社会启蒙主体身份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作为现代意识的启蒙者而存在,而是作为现代政治革命意识的被启蒙者而存在.这种社会身份的绝对转换,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借鉴与传承:也谈《二月》中的鲁迅因素
借鉴与传承：也谈《二月》中的鲁迅因素
宋剑华
【期刊名称】《长江学术》
【年(卷),期】2017(0)2
【摘要】柔石的代表作《二月》,借鉴与传承了鲁迅精神,在空间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诸方面,都留有鲁迅的影子,以至于学界一致认为,《二月》同鲁迅的小说具有太多的相似性.通过仔细比较,发现《二月》的文化批判性,虽然力求去接近鲁迅经验,却远未达到鲁迅那样的思想深刻性.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别,绝不能等同视之、一概而论.
【总页数】10页(P65-74)
【作者】宋剑华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632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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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金锁_未必是_金钱_论张爱玲_金锁记_的女性自省意识
摘要：《金锁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是张爱玲女性自省意识的真实再现。
作者以其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从心灵揭密与灵魂透视的切入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女性人格悲剧的心理因素，进而开启了中国女性文学历史的新纪元。
关键词：金锁意象；报复心态；母恋情结；同性相斥；自省意识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８５－０５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张爱玲本人的坎坷经历，似乎早已决定了《金锁记》屡遭“误读”的历史命运。
从傅雷、胡兰成到柯灵、夏志清，男性论者无不以“金钱”与“物欲”的道德衡量尺度，一再去遮蔽《金锁记》深刻的女性自省意识。
他们决不满足于作品“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挖空心思欲从社会文化或伦理规范的切入角度，去对故事文本“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
［１］所以，女性主人公曹七巧所原本固有的人格悲剧，也因评论者用“命运悲剧”的概念置换，而得到了他们极其廉价的怜悯与同情。
一个天才的女性作家与一个杰出的女性文本，就这样被人们做了机械而教条、肤浅而平庸的意义诠释。
我个人认为，“误读”张爱玲与《金锁记》的历史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男性话语霸权的时代垄断性。
既然作品文本与女性身份构成了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那么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和思想倾向也就理应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
当然，也曾有人注意到了曹七巧悲剧的性别因素，并深深感叹《金锁记》“所着力刻画的，是不幸的婚姻导致了一个女人怎样的心理变化，或者说，现实的缺憾怎样激发出了一个女人内心的阴暗面。
几乎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作家，能够将一种女性的心理渲染到如此令人战栗的程度。
”［２］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理论起点，但却没有得到主流学界的广泛认同。
张爱玲究竟是出于何种主观目的，去刻意揭示“女人内心的阴暗面”，并使其达到了“令人战栗的程度”？迄今为止，人们也未给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答案。
张爱玲本人对此早有先见之明，《金锁记》问世并引起轰动后不久，她就在《谈女人》一文中，对男权话语的“自以为是”大加嘲讽：“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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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宋剑华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和追求。
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实可能性。
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关键词 五四文学 人文主义 现实主义 精神资源 误读与错位作者宋剑华,1955年生,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632)。
谈及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这场运动的发难者对此早有定论———它是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在中国营造出的文艺复兴运动。
蔡元培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明确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样板,“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
”①而文学革命的两个关键人物陈独秀与胡适也认为,这场运动的基本性质是秉承“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文明②,象征着现代中国迅速崛起的“文艺复兴”③。
鲁迅自然也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在谈到自己弃医从文的缘由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④对于先驱者的阐述,学界一直缺乏自己的判断,更没有提出理论上的追问。
到目前为止,西方人文主义与五四文学之间的结盟和并行不悖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毫不动摇的信念。
20世纪90年代后,陈晓明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他说:五四文学革命以“科学”与“民主”为人文旗号,“才使新文学站到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起点上,初步完成了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整体转换”。
⑤刘勇等人则强调:新文学“启蒙主义所遵循的价值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是一场从价值观念到文学形式的`西化'运·157·①②③④⑤《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
1933年7月,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系举办了系列讲座,题为《当今中国的文化趋势》,第二年芝大将讲稿以英文形式结集出版时,胡适为之取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这部讲稿中,胡适曾多次把五四文学革命与欧洲文艺复兴进行比较,并认为新文学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该书的中文版1973年由台北大陆杂志社收入《胡适演讲集》(中册)出版。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12页。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流变论》,《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
动”。
①朱立元等人也指出:新文学的“现代化起于西方,学习、借鉴西方,……这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铁的历史事实”。
②而孟繁华等人则断言:鲁迅、胡适、李大钊、瞿秋白、周作人、梁实秋等新文学运动的“盗火者”,由于他们对西方人文主义的无条件信仰,最终使新文学运动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具有了“更为直接的关系”。
③面对学界的众口一词,我认为值得展开认真探讨。
新文学的精神资源,是否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原生状态?它究竟从何种渠道传播而来,又对新文学创作产生过怎样的深刻影响?如果这一关键性问题得不到澄清,那么就很难从理论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做出准确描述与科学解答。
一、语盲状态与西化意识科学论述新文学运动与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潮之间的“结盟”关系,首先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难以回避的客观事实: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主张“西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作家群体,除了个别人精通英语外,绝大多数都不通晓西洋文字。
这一奇怪现象实际上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新文学运动,在其发难之初,并不具备与西方近现代文学进行直接对话交流的可能。
其实,不通“西语”而又极力鼓吹“西化”,这是晚清思想启蒙与文学改良运动的一大通病。
梁启超在总结晚清社会革命沦于失败的主因时,曾不无感伤地喟叹:“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最大不幸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力量,乃在不通西洋文字之人。
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
”④到了五四时期,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仅以《新青年》“七君子”为例:胡适留美七年,英语的译说能力自然不成问题;但其他人的英文译说能力几近于零,更谈不上用英语去直接获取西方近现代文学的人文知识。
尽管一直传闻周作人精通多种西方语言文字,但这只是“大胆的假设”,至今学界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充分证据。
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主观上渴望“西化”,但客观上却又不通“西语”的矛盾,胡适有一番话颇值得注意,他认为:“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
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社会上所有的西洋文学作品不过是林纾翻译的一些十九世纪前的作品,其中最高的思想不过是迭更司的几部社会小说;至于代表十九世纪后期的革新思想的作品都是国内人士所不曾梦见。
”⑤在此,胡适已表述得非常清楚: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他们对于西方近现代文化与文学的认知程度,实在不比晚清的思想精英高明多少;并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全方位引进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
与此相关的是,在整个五四文学革命与新文学运动期间,翻译西方文学名家名著的具体工作并无多大起色。
就现有资料看,“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作家除了翻译过易卜生的几部话剧和一些欧洲(主要是中东欧)国家不太出名的作家的短篇作品外,他们根本没有系统介绍过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也没有具体解读过西方经典作家的名著文本,更谈不上对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158·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①②③④⑤刘勇、杨联芬:《“五四”的困境与新文学的历史描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朱立元、王文英:《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复旦学报》2002年第4期。
孟繁华:《百年哲学思潮与文学变体》,《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秋之卷。
梁启超:《晚清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62—163页。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哲学思想有完整的理论认识。
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通过整个历史文献的检索①,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些不通英文的五四文学作家,却大量引用外国人名或作品,来作为他们诠释西方人文精神的理论注脚。
仅以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周氏兄弟为例,从他们“五四”时期的所有著作中,我们一共检索出约500个外国人名。
按区域分布的情况看,其中欧美国家占30%,俄罗斯占25%,东北欧占15%,日本占22%,其他国度占8%;按职业划分的情况看,从事自然科学占35%,哲学社会科学占35%,文学艺术占30%;按时间划分的情况看,18世纪以前占15%,而18世纪以后却占到85%;按在西方人文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权重关系看,出现频率最多的并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丁、彼德拉克、达芬奇、莎士比亚、康德、黑格尔、卢梭、伏尔泰、巴尔扎克等人,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者,不少人至今都无法确考。
另如郭沫若,他笔下涉及的欧美文学大师,在五四文学作家中当属最多,凡在欧美近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地位的,在其作品里差不多都能找到,仿佛他全都读过这些大师的所有文本。
其实,对于不通英文的郭沫若来说,他虽然洋洋洒洒列举了大量外国人名,但其文学创作与西方近现代人文精神之间,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综观他一生的思想经历与艺术实践,虽然不乏西方现代文明的个性因素,然而他反叛社会的主要思想动力,还是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哲学(比如他早期诗歌的放浪不羁,就与李白的精神气质具有历史的承接性;而他后期话剧的直面现实,又强烈表现出了类似屈原的人格特征)。
通过详细检索可见:外国作家的人名和作品在五四文学中比比皆是、汗牛充栋,但其思想和艺术特性却极少被展开论述或加以介绍。
这说明一个问题,五四作家并不真正了解西方近现代文学的精神本质,更不了解西方人文哲学的历史成因;他们主要是依据日本思维中的西方文化阅读体验,重新对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定义与自我消化,进而间接获得了一些有关西方人文主义的零碎知识。
②对于这种肤浅与空泛的西洋文学传播过程,专攻西方文学理论的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就曾多有批评。
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西学”阐释,无疑是盲目地从东洋人那里进行的二手贩运:“即将某某作者的传略抄录一遍,再将其作品版本开列详细,再将主要作品内容展转的注释,如是而已。
”这种方式并不能使国人真正了解西方近现代文学的艺术精髓。
③梁实秋的观点不免有些尖刻,但却一语中的告诫国人,在短暂的历史瞬间,使中国新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实现并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新文学尽管没有“西化”,可它激进的外部征候,客观上赋予了新生代精英知识分子一种本土化的“现代”意识,并帮助他们顺利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话语转换而不是思想转型。
从这一认知基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五四文学革命以语言文字变革为起点的真义。
效法日本、学习西洋是晚清学界的共同心声,但由于他们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介绍多是空洞抽象的言说,加之倡导者旧式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故根本引不起国人多大的兴趣。
胡适则完全不同,他留美七年,又是专攻西方哲学出身,以自己在国内接受启蒙教育的切身体验,他深知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故而,他不仅将变革语言文字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提倡白话文而反对文言文;并且将语言文字的变革纳入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基本范畴,使两者间建立了直接对应的内在因果联系。
从1917年1月胡适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59·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①②③2004年以来,我和我的硕士与博士生一起对一些中国现代作家进行了全面检索,文中数字即依本于此。
关于五四文学与日本近现代文学间的血缘关系,国内学界多有探讨。
但方长安博士在其《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一书中,更深入地分析论证了中国新文学从日本接受西方的痛苦过程。
他特别强调:“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流变呈现出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途径。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载《浪漫的与古典的》,新月书店,1927年。
始,他用了一年多时间,详细讨论了中国语言文字变革的现实重要性。
重读当时的文章可见,无论是主张用拉丁文取代汉字,还是主张用民间的白话去取代正统的文言,《新青年》阵营众口一词地强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从语言文字的变革开始发难的,西方各民族语言由拉丁文转换为本民族的通俗文字,实际上就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得以形成并迅速普及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