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发展理论和历史的解释

城乡统筹发展理论和历史的解释

蔡昉

如果把涉及城乡关系、功能关系的有关统计指标做一些计量分析，然后拿出来画历史图，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大概都是在2003、2004年，状况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走势上都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可以称为刘易斯转折区间，也可以说2003年或2004年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对城乡统筹发展有何意义

第一，政府的改革激励、发展动机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是一个典型的发展型政府，政府把自己看作一个公司，为了本地经济发展不择手段，可以人为地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可以代替企业跑步前进，也可以替企业跟外资谈生意谈项目，直至干预微观经济中的一些直接经营过程。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动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来自于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GDP做大蛋糕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这种动机是深层的，表层上有财政动机，有发展型政府。

那么，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就会发生变化，以前我们从来不知道劳动力是可以短缺的，现在很多人还认为不可能有这种事。但事实上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时已经看到了劳动力是可以短缺的，而且短缺得很厉害，民工荒已经造成了沿海很多政府的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型政府会不会转变呢？其实已经在转变了。它现在已经开始像过去招商引资一样，以更大的激励去吸引人力资源、留住人力资源。用什么来留住呢？我们可以引进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的用脚投票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农民工愿意到你这儿来，也可以离开你这儿，选择权在于农民工。我们相当大一部分公共服务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政府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当作一种政策手段，这个手段怎么用取决于它的发展目标。当它认为资本是一切要务、最重要时，招商引资时更多地表现为直接干预经济过程；当它发现人力资源成了稀缺要素时，它会就改变强度、方向，使它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吸引劳动力、人才进入本地。因此，我们看到劳动力短缺以后，刘易斯转折点到达以后，很多地方政府大幅度提高了收入发展方面的支出，而且它的开放度，向农民工、外来人员开放的程度也显著提高。2004年，总书记标志性地为农民工讨薪；孙志刚事件后，国务院用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些历史性的政策调整。这些和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并列在一起的，我们从地方政府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护、社会保障覆盖率水平的提高等等都能看到这一点。这对于城乡统筹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从来都有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冲动，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政府的动机，它的激励更加是从社会层面来说的，统筹城乡、兼顾利益。

第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各个当事人的改革激励更加相融，激励相融度大幅度提高。长时间以来困扰我们的是中央有强烈的意

愿，但是地方政府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现在还在批评地方政府是GDP 导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动机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他们的激励相融度提高了，政府和老百姓的激励相融度也提高了，老百姓的诉求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满足度也大幅度提高了。农民和非农产业的城市居民之间的相融度也相对提高了，一个表现就是农民工和城镇就业人员的冲突、就业竞争、利益格局的对峙显著下降了。上世纪90年代是最典型的一个时代，那时，农民工进城是因为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就业形势一恶化，城市就出台新的政策，在就业市场上排斥他们。更严重的是可以用行政手段，动用公安把外来农民工排斥出城市。这种现象现在没有了，地方政府更多地把外来农民工看作本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转折点到来产生的一系列激励相融的因素。这个激励相融其实在统筹城乡包括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第三，刘易斯转折点到达后，会怎样引导城乡统筹的政策？群众的期望和利益诉求与现实的反差加大了，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老百姓产生新的利益诉求太快了，政府仍然赶不上，因此，两者之间的反差反而变大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长中的烦恼，这个烦恼一点也不小，但不是贫困陷阱的烦恼，而是中等收入的烦恼，潜在的也有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最近劳动争议案件增多，劳资冲突增多，农村关于土地争议的案件也多了起来，很多人认为这是利益冲突加大、情况变坏了的结果。我不这么认为。前几天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我和斯坦福大学一位日本教授讨论我们的劳资冲突，他说他参加了一个资本家的讨论会，他们得出的结论也是劳资关系没有变坏，实际上是大幅度改进了，但是工人的利益诉求大幅度提高了，涨得太快，无论怎么做都很难满足工人完全的需要。

经济学家阿布尔·赫尔希曼有一本最著名的书，《退出、呼吁与忠诚》，我们借用他书中的三个词来认识这个问题：所谓退出就是用脚投票，我可以到你这家企业，也可以不干；所谓呼吁是我可以表达意见，也可以罢工，也可以到厂长办公室去坐着不走，各种方式都可以用；所谓忠诚就是我对企业的忠诚程度、喜爱程度。

假如我们处在劳动力无序供给的二元结构当中，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工人有没有退出权？有，也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工作机会，他就没有退出权，没有退出权也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呼吁权，因为他不敢，得罪了老板就得失去工作。因此，那时发生劳动争议其实是偶发的，不是系统的。当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就业机会大幅度增加，工人有了退出权以后，就能理直气壮，对一个血汗工厂、微小企业可以行使退出权，抬脚就走。但是对于富士康、丰田等，工人认为它是一个大企业、知名品牌，对这儿还是留恋的，因此，背后还有一个忠诚度，他首先要行使呼吁权，因此产生了劳资的争议、集体协商、罢工。这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现象，不应该把它看作是状况在恶化。

如果说老百姓们的诉求、农民的诉求、工人的诉求和你能满足他的程度的反差在加大，那么，就仍然存在着潜在的社会风险。这个社

会风险是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劳资冲突恶化甚至激烈化。最后的结果我们过去叫拉美陷阱，现在叫中等收入陷阱。欧美国家、亚洲四小龙现在都跨入了高收入行列，拉美、南亚仍然在中等收入阶段，当然南亚还没进入到中等收入。拉美最典型，在上世纪50年代和欧洲的发展水平一样。这种反差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在中等收入阶段没有处理好社会风险冲突的问题。

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日本、韩国提供了一个直接的例子，这表明，我们有途径有方法有经验借鉴，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我们现在已经超过3800美元，初步进入高等收入阶段了。

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是1960年到达的，1970年消费率止跌上扬，从此以后升上去了；韩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在1970年到达的，17年后才停止了消费率的继续下降而上扬。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个转折看作是所谓的库兹聂兹转折点。日本和韩国相比，为什么一个10年以后就发生变化，一个要17年才发生变化呢？日本有劳动力市场制度，有工人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日本的“春斗”一年一斗，然后资本家和工人、工会坐在一起讨论下一年的薪酬问题，他们并没有真斗，也没有打架，斗的结果是形成了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制度保障，这是一个制度平台。韩国缺乏这种平台。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让库兹聂兹能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而到来是有途径的，就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这样一个好的制度平台，相应地，城乡统筹发展也是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才能平稳地从低收入转变到高收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第13期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