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大众传媒是现在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生产者和信息提供者，它们比其他类型的传播者地位更优越、力量更强大。

它们所拥有的传播能力和权利都远远超过了作为个人的社会成员或其他一般社会群体。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主要指的是它们作为社会公众了解沟通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是为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不仅新闻工作者具有使用参与大众传播的权利，社会公众也具有使用大众传媒行使监督、批评、情愿等权利，即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同时又因为其强大的影响力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涉及到普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

再则，大众传媒是某些稀有公共传播资源的受托使用者，作为公共财产的使用人，它们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它们的公益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大众传媒，为了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等等，肆意炒作，运用一些低俗的手段来哗众取宠，博眼球。

把大众传媒的重要职责“公益性”、“公共性”丢弃，错误地引导了受众的经济、政治甚至是文化道德观念。

媒体研究人李幸说：“2010年，肯定是中国电视的相亲交友年。

”在2010年年初，江苏卫视一档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开启了“全国热恋”的浪潮。

一些年长的女性，更是从周一到周日，坐在电视机前评论1号女嘉宾学历太高、2号男嘉宾收入过低。

把剩女剩男、价值观、金钱观等问题越吹越大。

逼得一些20岁出头的女性，还没真正尝得爱情的滋味，就要用“有房、有车、有
钱”的标准来物色对象。

固然，他们展现了婚恋观、价值观的多元化，但电视作为公共平台，不应该放大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行为。

媒体常常在《有话大家说》等节目，谈论“剩女剩男”、“拜金女”等现象，然而，这些现象不正是你们所引起的吗?大众传媒本来应该是给受众提供正确、有价值的信息，可是现在却成了社会问题的源头。

10年4月20日，网友黑刀发表了一遍日志，关于他参加《非诚勿扰》的经过：23号女嘉宾竟是节目组找来的托。

日志一发表，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原来能给大众提供各种知识的电视，现在却需要观众自己来判断各种真实性。

如果媒介不能尽到对人的责任，必然造成人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如果媒介不能尽到对社会的责任，那就是从根本上对人的价值的否定。

在电视相亲节目的个案中，部分媒介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在新闻自由和道德责任之间没能正确选择，在对人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之间也没能正确选择，导致情感虚假，着力渲染低俗的内容，冲击伦理道德底纸，严重解构了人民的正常婚恋观，对媒介公信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好似，大众传媒除了报社，都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大众，扭曲受众的价值观。

以至于广电总局迅速出手，规范其运作。

近日，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提出从明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在误导受众。

有些电视节目也的确正确地引导了观众，如《中国达人秀》，虽然其中也有点做秀，提高收视率的做法，但总体还是在告诉我们：“相信梦想，相信奇迹”。

3位评委也给予那些有“孝”、有“才”、有“梦”的人肯定和鼓励他们继续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社会主义媒介的道德责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如果媒介主动承担了对人的责任，即能较好地维护现在的社会秩序；如果媒介主动承担了对社会的责任，无疑也会尽到对人的基本价值的维护。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日益增强。

现在的青年人，多数都以是网络这个渠道来了解事实、发表评论、传递信息。

互联网的大众传媒功能正在增强。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随时发表身边正在发生的事。

随着微博的发展，像“卫生局长“裸聊”事件”、“法院院长“过夜”事件”、“副局长赌博赔渡“更年期”事件”，被网络微博曝光的问题官员数目惊人。

有不平事时，公布事件，其巨大的爆发令人惊叹，引起媒体人或社会名人关注与介入，并给予转发或推荐，制造网络舆论压力，相关部门迫于压力紧急处理。

“温川7.23”，“高铁”等事件，也是通过微博来报道最新情况。

大众成了媒体工作者，更加真实、有效地报道了一些“可耻”行为和时事新闻，参与了社会监督。

微博使得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可以发挥。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大众发表新闻、感想和引导受众价值观的重要渠道。

作为私营企业的商业媒介经营目标制约的程度较高，其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采用煽情、
刺激、炒作的方法来招徕读者或观众，甚至传播虚假和有害的内容，这些媒介是为了社会和公众所不齿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商业媒介在从事经营活动的同时也把宣传目标放在重要的位臵，它们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