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谈求学宗旨之重要

由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谈求学宗旨之重要

蔡元培先生作为一名清季进士出身的翰林编修，从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演说开始，真正转变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不只是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将有着浓厚的封建流毒思想的北京大学迅速改造成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一个人才辈出的中国的最高学府，而是他的改革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基础，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思路和模式，这是所有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熟悉的人所共知的。

蔡先生对于北京大学改革的成功，一方面缘于他对教育的满腔热忱，一方面缘于他的勇于开拓、不畏流俗而又果敢坚定的精神，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恐怕是先生对于教育宗旨深刻而又透彻的理解和认识。在先生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一文中，先生给学生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为研究高深学问而来，并且还讲了自己为学生求学之便利首先要做两件事：改良讲义和添购书籍。此外，先生还特别以“学诣为主”，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发展研究所。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荡涤了北京大学原来颓废而又陈腐的风气，也改变了学生的求学观念，使得北京大学从此变成了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文化摇篮。我以为先生若没有这一远见卓识，即使再有勇气和魄力也不会扭转北京大学当时放荡冶游，混文凭，为做官，求发财的学风的。先生正是抓住了教育对象思想认识的根本点，教育的目标才得以基本实现，教育的前途才得到长足发展。

由此可见，正当而高远的求学宗旨对于学校来说是端正学风，培养人才的指向标。因为正确的宗旨能引领多数学生积极上进，懂得珍惜光阴，在求知做学问上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使得整个学校学风浓厚，这样的学习氛围，必然让学生个体产生压力和动力，同时不易养成怠惰散漫的行为习惯。从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一直到90年代初，我国各大学和高中，学风基本上都是良好且浓厚的，较少有现在这种被动学习、厌学，甚至于因学习而对抗老师和家长的现象。尽管当时的学生也未必都怀着为求知而求学的宗旨，但绝大多数学生都想通过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都能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以改变人生，因此才会在艰苦的环境中勤奋努力，抵制各种诱惑和干扰，不断挖掘和发挥自身的潜能，在求知和对高深学问的研究上专心致志，乐此不疲。最终自然会寻得智慧之果，在成就自己梦想的同时，也成就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富强。

所以说正当而高远的求学宗旨对于学生个体来说不仅可以激发其兴趣，产生巨大的学习动力，而且还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个人价值，成就精彩人生。当年的青年鲁迅不就是因为抱定了一个高远的求学宗旨才离开家乡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又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然后又弃医从文，这其中的辗转与艰辛不是今天的学生所能承受的，可鲁迅先生却能痛并快乐着，苦并执着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心中那个唤醒国民麻木的灵魂的人生信念。当年的孙中山、少年毛泽东和少年周恩来不都是因为抱定了救国救民的人生宗旨才发奋苦读，乐以忘忧的吗？

人生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来支撑，学生在艰辛而漫长的求学道路上也需要一个有力的支撑和强大的召引，那就是坚定不移的求学宗旨。抱定做官发财目标的学生绝不会把考高分练技能作为每日学习的中心，相反他们会把政治投机和经济机遇当作命根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抱定拿文凭混学历思想的学生绝不会把提升个人思想境界和学问水平作为学习的重点，他们只求考试轻松过关，整日里浑浑噩噩，俨然一个混世魔王；而那些把上学作为逃避责任、享受家庭供养的正当权利的学生，也绝不会把消除无知、弥补欠缺、改变肤浅作为自己的日常使命。由此看来，我们想要改变现在学生的浮躁、贪玩、沉迷网络、热衷时尚、寻求刺激、爱慕虚荣、放纵自我等一系列不良的行为和习惯，要是不首先确立他们的求学宗旨，解决学习动力等问题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学习风气是很难改变的。

综上所述，求学宗旨是学生求学过程中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学校教育良好风气产生的基础和源头。做教师和家长的切不可在孩子自己对学习一无所知的时候，让不良的求学宗旨在孩子的头脑中生根发芽，一旦孩子纯洁无瑕的心灵长满了庸俗而又杂乱的莠草以后，我们再去替他除草重新播种就为时已晚了，所以及早为孩子树立一个正当而高远的求学宗旨和人生宗旨是让我们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