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诗缘情”与“诗言志”传统比较论文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陆机的“诗缘情”与“诗言志”传统的比较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是截然对立的观念?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古今理论家们争议的焦点,也是笔者要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陆机诗缘情诗言志
“诗缘情”是陆机《文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陆机是从文体论角度提出该观点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区分文体的风格特征,然而,这一观点由于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趋向,且在客观上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质而受到理论界的极大关注,被视之为与“诗言志”并立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之一。为此,探究“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异同,历来是理论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为笔者研究的重点。
一、“诗言志”传统与“缘情”说的源起
1、“诗言志”传统
“诗言志”这个理论命题的核心是“志”,主要指的是政治伦理道德上的理想抱负。
“诗言志”是我国先秦时期理论家对诗歌性质及功能所提出的最早的认识,大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记载源于《左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诗言志”是先秦以来儒家诗论的中心,至两汉时仍占有绝
对统治地位。中国诗学理论,从《左传》到王逸的《楚辞章句》,都以儒家的“言志”论为核心。
2、“缘情”说的源起
到了西晋太康时期,陆机《文赋》才提出了“诗缘情”的文学主张,对古代诗歌的本质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揭示出诗歌“缘情”的审美特征。从此,“诗言志”说和“诗缘情”说,成为中国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两大重要学说,奠定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
“诗缘情而绮靡”作为《文赋》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美学命题,也是他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现。顾名思义,“诗缘情”,即指诗歌因情而生,即因情感激动而作,诗歌是抒情载体。陆机把“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描绘得极为具体而充分,认识到它既是诗歌的创作的动力,也是诗歌自身所包含的极为丰厚的内涵,而这种感情又来自诗人的丰富的文化素养与深广敏锐的社会观察与体验。
诗歌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中国诗学理论家们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从屈原的“发愤抒情”,到三曹的“以情纬文”,为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现实基础,开拓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局面。文学的地位逐渐独立,其逐渐从政教附庸的被动地位中摆脱出来,成了一种自觉的创造行为。
二、“诗缘情”与“诗言志”的关系
中国古代在论及诗歌的本质时,历来是“诗言志”与“诗缘情”
并举的。然而,“言志”和“缘情”既为两种观念,便具有不同的内涵,究竟二者的内涵有何不同?在中国古代就引起了争议,学人们围绕着“情”与“志”的意义展开讨论,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是截然对立的观念?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古今理论家们争议的焦点。综观这些争论,观点无外乎以下三种:
1、”诗言志”与“诗缘情”名异而实同,无本质差别,“情”和“志”是同义词。比较典型的有:孔颖达《毛诗序正义》说“情、志,一也”,李善在其《文选注》有“诗以言志,故曰缘情”之语;李周翰《文选注》亦云“诗言志故缘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也说“诗言志”就是“言情”。王运熙则认为,“言情”就是“言志”:“‘志’或‘情’,当时都是指内心的思想感情而言,无论是关于穷通出处,还是羁旅愁怨,都既可称之为‘志’,也可称之为‘情’。”
2、“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截然对立的两种诗论。该派理论家认为,“诗言志”要求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是代表性的儒家功用诗论。传统的儒家观念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并且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它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功能,人伦教化作用。“诗缘情”是个体情感的体现,只求自由抒发性灵,不考虑政治教化。持该观点的人较多,最为有名的就是朱自清和张少康。朱自清先生在其《诗言志辨》一书中对这两种学说进行了详细的辨析。他认为,因先秦时代说“诗以言志”这句话的环境、背景都与政治或教化有关,因此,“言志”这个词组本身就有政教意义。张少康也认为,“诗
缘情而绮靡”,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缘情”论在突破经学对诗歌控制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3、“诗言志”与“诗缘情”虽内涵不同,但两者有密切联系。有学者认为,《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的“志”在本义上是包含情感的内容的,只不过被儒家思想所限制,把它框定为一种服从政教功能的合乎封建礼仪的规范情感,而“诗缘情”则是对这种框定的突破,实际上是“诗言志”说的发展。该观点现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如李泽厚、裴斐、詹福瑞等。李泽厚认为“诗缘情”和传统的“诗言志”的重要区别在于“情”与“道”之间的主次:“在‘诗言志’中,虽然也有‘情’的存在,但相对于儒家的‘道’来说,它只占有次要的、从属的意义;而在‘诗缘情’中,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礼义已成为虚伪的东西,个体对人生的依恋就被推上重要的位置。”
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根据中国古代诗论中“情”与“志”的关系来看,“诗言志”和“诗缘情”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所以第三种观点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此,“诗言志”和“诗缘情”两种学说都强调诗歌与情感的密切关系,只是前者更多的情感有所约束,后者的情感更具个性自由。“诗缘情”是对“诗言志”中所包含的客观伦理内容的真正扬弃和否定,是对个体情感的审美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拓展。中国古代诗论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既是“诗言志”说发展演进的历史必然,又是人们的诗歌观念不断发展成熟的必然趋势。这充分
证明魏晋时代人们的诗歌观和价值取向出现了新的变革,说明了人们对诗歌艺术本质和审美特征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常教编著.陆机《文赋》写作通论[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
[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3]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
吴学辉(1976-),男,硕士,讲师,方向为语言文字学,南昌工学院民族教育学院。
苏小丽(1984-),女,硕士,讲师,方向为文艺学,南昌工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