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

“诗言志”与“诗缘情”考辩

宋祖建 (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南阳 473004)

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向有是非之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曰“诗言志”，二曰“诗缘情”。“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诗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意，情感于诗，犹根与本，考据渊源，探寻元典，辨析其语用异同，可以看出诗与情感的紧密联系。

“诗言志”与“诗缘情”向有是非之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过大量的讨论，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曰“诗言志”，二曰“诗缘情”。下面我们追溯这两种说法的源头，并探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言志说”和“缘情说”的渊源

“诗言志”这个命题最早见于《尚书·尧典》 :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和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诗缘情”一语出自陆机的《文赋》，即“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说的提出，实最早源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详尽的叙述论证则见于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辩》。在此以前《文赋》涉及“诗缘情而绮靡”一语者，多论“绮靡”二字。

二、“诗言志”与“诗缘情”关系考辩

关于“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质的不同。如朱自清先生在其《诗言志辩》中把“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比较，认为“诗缘情”一语指明了诗歌吟咏个人感情之特征，而“诗言志”则将诗与政治教化或人生义理相联系，故两者“到底两样，不能混为一谈”。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张少康、刘大杰等先生。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缘情”与“言志”并无本质的不同。持这一观点的有徐公特、毕万沈等先生。徐先生说: “就陆机言，他并不排斥言‘志’。在陆机笔下‘情’与‘志’多见混用。”《文选》李善注曰: “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此说甚得陆机本谛。徐公特先生认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本质是一致的。我们认为，情中有志，志中含情; “情”是“志”的基础，而“志”是“情”的外在表现。即“情”决定“志”，“志”源于“情” ; “情”为诗魂，“志”乃诗魄。任何把“志”与“情”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说苑》

卷八说: “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1](P334)刘向已经认识到诗是人的内在情感的产物。孔子也曾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欲使千乘之国治;求亦促百里之国荣;赤择于司仪;点愿春服浴沂”。虽然他们各有各的“志”，但是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自己喜欢从事的事。“喜欢”便是一种情感体验，反之，又有谁把自己不喜欢的或对其无任何感觉的事作为自己的“志”呢?

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也提出了“诗力”的理想，由其阐述中也可见“诗言志”和“诗缘情”的异形同构和殊途同归。他说: “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以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第此亦不能为彼徒罪也，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夫云将以诗移人性情，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闻者或哂其迂远乎，而事复无形，效不显于倾刻。使举一密栗之反证，殆莫如古国之见灭于外仇矣。”[2](P464)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认为，当“言志”、“持人性情”，一旦拘于“无邪”这一“无形之囹圄”，就“不能抒两间之真美”，以至“悲慨世事，感怀前贤”的“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作者“心应虫鸟，情感林泉，欲为韵语”的创作冲动与“心”、“情”和“欲”密不可分; 就欣赏者来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旨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美术之一，质当亦然”[2](P467)。因此鲁迅倡诗力、诗志、诗情，且将“情”作为贯穿创作与欣赏诗的特质，即诗缘情而作，以“撄人性情”为意“志”，从而凸现改造国民性的诗用和体现强国醒民的“诗力”。

“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首先，《说文》 : “志，意也，从心，之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由此可以看出，“情”关阴柔、潜隐，“志”属刚阳、直露，牵涉同质异形的两种美学视域。其次，“诗言志”是文学功利的指向，“诗缘情”则偏重于文学审美。再次，前者是说诗成后的观照，后者是成诗的诱因。另外，前者把诗当成与歌、声、律、书、画等不同文化形式相提并论的外在类称对象，而后者则把诗当成一种特质进行内在的审思。纵观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出，上古时期是文学的自发和民意的禁锢期，是冀求物质实利的阶段，“诗言志”自能合宜;而“诗缘情”的提出恰在中古之时，是文学的自觉和人性的觉悟期，“诗缘情”顺理成章。若从进化论的思想来看，“缘情说”比“言志说”更为科学。但从文化元典的价值来看，“诗言志”强调的是诗力、诗用的价值观，“诗缘情”强调的是诗理、诗思

的审美观。

三、情为诗魂诗力健

朱光潜先生认为: “诗歌是最早出世的文学，这是文学史学公认的事实。从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来看，在各国诗歌比散文起来较早。原始人类凡遇到值得流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都是用诗的形式记载出来的。”这段话对“诗何为而作”作出了回答，即“凡遇到值得流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何又为“值得”呢?该是那些给人以激励，给人以惠恩，给人以慰藉，教人远害避祸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

诗有“言志”的传统，作诗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志意。叶嘉莹先生认为，写诗的动机缘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 《毛诗·大序》 ) 。首先是作者的内心情感要产生一种感动，要“摇荡性情”，然后才能“形之舞咏”。接着需要探究的就是“情动于中”的原因。《礼记·乐记》中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也揭示了人心的摇荡、心灵的感动实由外在事物使然。最后需要考究的就是“什么样的外在事物才能诱发作者的感动”。钟嵘《诗品·序》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之舞咏。”人心的感动就正是由“物色之动” (刘勰《文心雕龙》 )所引起的[3](P4~5)。也即哲学术语所说“心为物役”。无论是“景由心造”，还是“心为物役”，都揭示了“内心”与“外物”的关联。

“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的情结”。唯有情感，才使诗艳丽千载，永不凋萎。的确，诗必须要有情感，否则，它便像是春风中的枯木，使人产生一种不好的感觉，随而弃之不顾。当然情感的产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情感的产生，与诗人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求而不仕，“有志不获骋”及“众嫉余，以善淫”的坎坷遭遇，必然要生一种愤慨和不平。如曹子建欲建“流石之功”而不可，故而陷入苦闷;左思“沉下僚”，故而义愤在胸;而陶渊明先生的“始得返自然”的肆意适志却生出一种乐趣，其“翼比新苗”、“吾以爱吾庐”处处皆悦目。实际上，这里便是由景生情的过程，而这里的“景”不是自然之景，而是社会之景。景的选择是以诗人的喜怒哀乐为准则的，阮籍的满腔激愤之情，决不会用“春来江水绿如蓝”来表达，同样，陶渊明逸性自然的情趣也不会用“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来表达。当然，这里的景不是诗人主宋祖建:“诗言志”与“诗缘情”考辩·75·观创造的，而是把客观已经存在的多个景组合起来，使诗人的情感形象化。如左思的“离离山上苗，郁郁涧底松”，十分显明地描绘出了斗鸡走马的纨绔子弟和“猛志溢四海”的烈志的异势，其激愤之情显之若见。再如阮籍的“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显画出贤良遭疏离、奸佞近朝堂的乱世之象，其失望、痛苦、愁闷明之灿然。又如陶渊明的“云无心以出岫，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