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

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

齐东方

里坊是城市空间规划的基本单位，是一种聚居方式、生活方式，它像巨大躯体中的一个个细胞组合起来，运转着城市的生命活力。里坊作为一种制度，曾经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几百年不变的稳定格局，它在世界古代城市中是独创而且几乎独有。因此，研究中古时期城市的里坊问题备受关注，诸多学者发表了精辟地见解，也有不同意见和未涉及的问题1。里坊格局下所产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群体面貌，甚至长久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传统。因此，里坊制度的出现、内部结构特征、时代变化、衰落的过程及其原因，以及在古代城市设计上的影响仍值得作系统性的探讨。

一、“里”与“坊”的异同

“里”和“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大量的研究论著中常常被连用为“里坊”。或以为隋代以前多称“里”，其后多称“坊”。“里”为正规名称，“坊”为俚俗之称。“里坊”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讨论城市布局时无关紧要，如果深入考察城市内部规划，探讨里、坊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功能时，两者的异同必须加以分辩。

“里”作为居住形态，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当时还称之为邑、闾。《诗·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毛传曰：“里，居也。”《尔雅》卷二《释言》：“里，邑也。”《礼记》郑注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周礼》卷二二《地官》闾胥云：“闾胥各掌其闾之征令”，郑玄注引郑司农曰：“二十五家为闾。”2《管子》还有周详并涉及到内部管理的记载：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阙，宫垣闭不可以不修。……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

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途，

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

矣3。

“里域”是人们居住的区块，内部的居所之间有墙和门相隔。周代城乡有国、野之分，城的中心由国君和卿大夫占据，一般平民居住城郊，郊外是从事农耕的人。春秋以后，国、野制度消亡，礼制性的城市逐渐发展，城的格局发生变化。《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将朝、祖、社、市融为一体，作为一种观念影响着当时城市的设计，但考古发掘未见到明确的遗迹。战国时期的都城有大小相套或两城并列，细部格局不甚清楚。如齐国临淄是在大城的西南套连一个小城，小城是宫城，大城是郭城。《管子》卷一二《度地》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初学记》卷二四引《吴越春秋》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4《管子》卷八《小匡》云：临淄城“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5同书卷七《大匡》又说：“凡仕者近公，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6临淄城经过考古发掘调查，郭城中部偏北有制铁遗址十五处，制骨遗址四处，宫城南部发现制铁遗址二处，铸钱遗址一处，冶铜遗址一处7。战国时期居民主要住在“里”内，里“作内政而寓军令”，具有政治和军事性质。如果以当时由五十名士卒、一辆战车的军事组织的

“小戎”为单位，大约也是里内的人口数量。“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8。国君与百姓的居民区分离，居民有组织地住在“里”内。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载：“在壄曰庐，在邑曰里。”9似乎把“里”说成是城中的单位。汉代长安有“闾里一百六十”，其内一般有四十宅10，形态是“室居栉比，门巷修直”11，“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廛里端直，甍宇齐平”12。不过无论是西汉长安还是东汉洛阳，目前发现的城圈内主要是宫殿区，祇有很小的范围供居民居住，大量的居民应在城外，但居住状态如何，还没有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汉代的里也是乡村组织，百户为里。汉代以后出现“坊”的概念。《艺文类聚》卷六二《坊》条引《汉宫阙名》载：“洛阳故北宫，有九子坊。”13虽没有详细说明，推测应有居民居住地的意思。又引《晋宫阙名》载：“洛阳宫有显昌坊、修成坊、绥福坊、延禄坊、休征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14《王珉答徐邈书》对“坊”稍加解释：“见傅咸弹孙詹事，或云是宫、或云坊、或云寺，此东宫中别有坊，又中庶子称坊，詹事称寺，寺同于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称台者也。”15这里讲的西晋洛阳的“坊”，似乎有两种意思，一是城内或宫内的区块，一是官府机构名称，当然都有人群聚居的含义。直到唐代，“坊”仍用于官府名，如太子左春坊，太子右春坊，太子内坊等。

北魏以后“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但“里”与“坊”的区别并不明确。《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车骑将军张景仁：“正光（景明）年初（500—503），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16“里”和“坊”的意思似乎相同。唐代“里”与“坊”有时也通用，如《唐故刘府君墓志》所云的“仁凤坊”，在《唐故陇西内表弟墓志》中称“仁凤里”。《唐故高府君墓志》所云“布政坊”，在《米氏女墓志》中称“布政里”。此类例子甚多，故成为“里”、“坊”相同的证明。

但是北魏到唐的文献中，或云坊、或云里，二者并不连用，说明当时里、坊是有区别的。由于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里和坊常常被紧密地混淆在一起，于是出现了一些难解的矛盾。其中突出的就是文献记载中北魏洛阳城的里、坊数量不同的问题，《洛阳伽蓝记》卷五记北魏洛阳“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合有二百二十里”。《魏书·世宗纪》记“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魏书·广阳王嘉传》记“京师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北史》、《资治通鉴》的记载略同。《魏书》校勘记认为“三百二十三坊”中“坊”前的“三”为衍文，应是三百二十坊。即便不是衍文，三坊之差问题不大。但《洛阳伽蓝记》的“二百二十”与《魏书》的“三百二十”相差甚大。在不同的解释中，主要意见认为《魏书》等成书晚于《洛阳伽蓝记》，属传抄之误。又有意见认为二百二十的数字是指洛河以北的实有的部分，三百二十是指北魏洛阳城可容纳的部分。有的还以为《魏书》的三百二十是规划的里数，包括了洛河南四夷里东西预留扩建的里数在内，《洛阳伽蓝记》的二百二十没有包括远期发展预留地17。

这些意见虽然不同，对文献理解的前提却是一致的，即认为《洛阳伽蓝记》、《魏书》等记载的“里”和“坊”的意思相同，可以互换。其实仅就这些文献而言，有几个字词存在重要区别。《洛阳伽蓝记》记载是“里”而不是“坊”，《魏书》等记载的是“坊”而不是“里”。如果“坊”、“里”之间存在差别，这一矛盾就需要重新考虑。《洛阳伽蓝记》特别强调在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有二百二十里。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三百二十“坊”指的是洛阳可以按统一的划分或计算出的区块面积，而二百二十“里”是实有的、带有管理性质的实体，当然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北魏洛阳“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18，按每个坊一里见方，可复原出三百个区块，如果计入洛河南岸的四夷里、四夷馆，其南北之距亦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