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本李世民传记

除了动机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自然是下笔的角度。三书虽然为帝王作传，并未完全认同统治阶级的立场。但有些观点仍可拿来讨论。论者指出李世民善用骑兵无疑极有见地，但同时应该问的是，窦建德、王世充有没有骑兵，又可不可能有与李唐军同样质量的骑兵？只从人和而不从地利因素上考虑李唐的统一夭下，易陷于成王败寇史观。胡著认为李世民的主要业绩在“拨乱反正”（55页），在内容上无疑正确，在提法上却可商榷。在这点上，赵、许著指出，李世民的统一事业包含镇压和屠杀起义群众（53页）。隋末人口到了唐初只剩下约三分之一，除了炀帝的重役和天灾带来的流失外，其中不少无疑因战争而死亡，李世民没有参与的“统一战争”只是少部分。换言之，隋末唐初中国内战造成的人口损失，李世民也得负上部分责任。他日后懂得收集亡军尸骨加以埋葬，又用赎金向外族赎回流失人口，自然是他的高明之处。但这是否便说明，中国的统一必须建立在人民的血汗和牺牲上，是历史的必然性和统治阶级因本身局限性无法避免的结果呢？这实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不论李世民的功绩有什么可以商榷之处，三书作者均没有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正因如此，论者在分析研究对象的阶级性之余，更应兼顾其个人特殊性。三书在不同地方，曾数次触及李世民的性格。例如胡著认为唐太宗“可以放下国君的架子……关心下面的生活和疾苦”（120页）。赵、许著觉得他性格豪放、意志倔强（6页）。袁、王著以为李世民不拘小节（7页），有人情味（214页）。将这些君主个人特质、作风及与当时政治现象关系同时考察，是饶有趣味和意义的。用这个观点可以诱发出不少问题：唐太宗的不拘小节，是否贞观初期朝廷气氛比较开放的原因？如果他倔强好胜，我们应否因而对他的虚心求谏给予更高评价？在他的用人政策或对外关系上，有没有什么地方可视为他性格的延长？又比如不少记载均谓李世民半夜不寐、留心政事，但这除了可能是史臣溢美之词外，可否也解释为唐太宗在生理上属于一种晚上活力特别充沛的“夜间型”？又例如太宗晚年追求丹药，终至丧命，论者多评之为迷信，惋惜他未能摆脱秦始皇式的结局，但太宗幼年即曾患大病，少年从军又有征途中因病不上阵的纪录，登基后更为气疾所缠，可见他有长期的健康问题。每逢臣下生病，又或武将受伤，太宗往往亲自调药疗疾；地方出现疾疫，亦会遣医就诊。这除了反映爱民之心，更显示出他对医药颇有心得。唐太宗的晚年嗜丹，很可能是他个人健康的特殊因素影响，不一定与阶级性拉上关系。事实上，丹药在当时亦非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如何在个人特殊性与普遍阶级性间划出界限，不是易事。这些疑问不会有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唐太宗虽然是个政治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都要从政治或道德的角度去考察。
二
三本著作既以传记为书名，也就应该从传记的角度去考察。一个简单而基本的考虑是：为什么要为唐太宗写传？赵、许著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封建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战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只讲矛盾的一方，不讲另一方，那是形而上学。”（426页）这个出发点诚然使人敬服，但把书名定为唐太宗传，即使书本内容不因此而受到先天性的束缚，也会产生“只讲一方”的误会。初版的袁、王著并没有清楚交待成书动机，但从二版书末所增“唐太宗的历史功绩”部分，也不难看出作者意图：“我们相信，随着唐太宗的研究的不断深入，由他所带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必将更加光彩四射，绚丽夺目。”这种信念令人鼓舞，只是与书中李世民功过兼论的方针，似乎并不完全协调。较令读者困惑的却是胡著全书的结束语：“历史舞台上观众看不到劳动人民扮演引人注目的显赫角色，但他们却是主角；唐太宗……扮演的……是一个配角。”如果这个比喻妥当的话，读者可能产生不满，因为他们实在不明白观众为什么要看一部只有配角的戏。上面的引文，或有断章取义之嫌，但不能否认的是，三书在现代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上，仍然碰到一些矛盾。
三书一个看似微小却值得注意的差异，无疑是对贞观之治的评价。这个历史名词在各作者笔下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袁、王著全书未提及；赵、许著中由许氏整理的第六章及附录中均替这词加上引号，但赵氏执笔的第十四章却未用引号；许氏主要用此词来概括贞观年间的经济成就，胡著则把贞观之治作为全书七章中一章的标题，里面包含七小节，分别触及唐太宗的用人、执法、求谏、识史、好文、非祥瑞、轻赋税各方面，但未包括胡氏颇有批评的对外政策，也未及唐朝初年的政治改革和措施，观乎胡氏笔法，贞观之治当是唐太宗最可取的地方。正如赵、许著在附录中指出的，在唐代，贞观之治一词并未流行。同词在范祖禹的《唐鉴》曾出现，在成为后人注《贞观政要》时的常用语后，开始变质。贞观之治与其他“x x之治”是否近代教育家为方便弘扬中国历史的光荣面而创造的一组褒词，有待深究。三书未借此机会，探讨一下贞观之治这个历史名词的源起与涵义以及是否用法得当，实在有点可惜。回顾检讨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代表性的历史用语的出现和发展，在脱离旧日的观念窠臼、建立新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有必然的需要和意义。
三
隋唐之际，修史变得制度化，大臣被委以修史重任便反映出他们得到君主信赖，这就有意无意间增大了美化皇帝的可能性。唐初大臣许敬宗修史徇私事，史籍早载。赵、许著一方面指出唐太宗没有将秉笔直书的原则贯彻到底，实录上出现了窃父功据为己有的作风；另一方面又把唐太宗欲观国史事视作以史为鉴的表现，认为在他的鼓励下，贞观一代史风淳朴（第十四章），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与袁、王著将李世民观史事解释为皇帝干涉修史的恶劣先例（285-286页），形成强烈对比。台湾学者李树桐提出过许敬宗曾伪造部分唐初史料的大胆说法，所论虽不无漏洞，而且多只及唐初部分，仍属可取的研究方向［6］。三本新著亦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程度上触及这个问题，如胡著认为长孙无忌可能曾在太宗传位一事上借机抬高自己的地位，是值得注意的说法。可惜总的来说讨论不多，若能对史料多加怀疑，对史事的看法和解释，无疑可以较多样化。
黄约瑟：读三本李世民传记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但是过去并未十分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他的第一本传记，是由英国学者撰写的［1］。至七十年代末，中外出版了近十本有关李世民的传记，然多为普及读物，在取材上相当倚赖《资治通鉴》，故对李世民的看法亦多与传统史家大同小异。
这个局面近年来有所改变，不但论文数目大量增加，更有专门论文集出版。最令人注目的是三本唐太宗的个人传记：袁英光、王界云的《唐太宗传》，赵克尧、许道勋的同名著和胡如雷的《李世民传》。三书初版近三十万部，又有再版，可见唐太宗深受专家及大众关注。下面粗略地试谈读了三本书后的印象及从中得到的体会和启发。
一
从严格的学术体例上来看，三书有些地方无疑可以做得更好，如：古籍版本欠奉及引用今人论著或学术观点不注明出处等毛病，三书时有出现。可幸的是这些瑕疵不足以掩盖三本新著的可敢之处。三书均以一般读者为主要对象，但作者无不力求内容的学术性。过去被忽略了的一些史料以至评论，均成为参考对象。在单行本篇幅较长的有利条件下，三书各自综合论述了以李世民为中心的唐初历史，使读者能够对唐太宗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袁、王著及胡著，分别在书末附有唐太宗的大事简表。赵、许著更有“历史上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评价与讨论”，介绍了从古到今各种不同的见解和研究成果，特别令历史工作者感到方便，是值得仿效和鼓励的尝拭。袁、王著和赵、许著的照片及后者所收地图，亦使读者产生亲切感和较易了解古代战役的实况。由于体裁的关系，三书脉络大致相近。各书均由李世民的家世及少年时代开始，再通过隋亡唐立间的内战，描画出他的军事才能。分析过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后，继而详尽地阐述李世民登基后的内外措施，最后以他晚年服丹暴亡为结束。在李世民生平特别是前半生比较具体的事件上，各家意见异常接近。例如李唐政权的建立，三书均以为是李渊父子合谋结果，不能单归功于李世民，直接、间接地否定了《资治通鉴》的说法。李世民在隋末唐初的军功，也为各家一致肯定。有关玄武门之变，三书亦大致上同意这是统治者内部的争权，没有论及参与者的社会阶层或出身、地理背景的差别。三书亦颇为详尽地讨论了贞观初期一连串重建经济的措施，没有采取“让步政策”或“反攻倒算”一类以执政者必然与人民为敌作前提的解释，而主张当时的方略是以民为本、抚民以静，这是过去不多见的提法。
尽管三书对唐太宗评价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给读者的印象却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内容虽然比过去著作大为充实，在个别地方亦不乏新见解，但结论并不完全陌生或新鲜，起码在文字上如此：“唐太宗的主要方面是肯定的，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对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开明言行至今不失为珍贵的历史遗产……当我们肯定唐太宗的历史作用的时候，不可忘记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不可掩饰他的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赵、许著428页）“〔李〕世民的进步性和对厉史前进所引起的促进作用，比一般应肯定的历史人物更加突出；而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比一般人物表现得更加次要。”（胡著247页）就是说唐太宗是位有积极影响，优点多、缺点少的上佳皇帝。稍为与过去有异的是袁、王著在二版中增加的最后部分：“唐太宗应列入当时世界上最富于生气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前列。”（308页）。这些当然都是一向被公认的说法，也是各书作者多年研究所得的结论，有其重要价值。但读者不能不问：诸家最终见解接近，是否意味着史家已经可以为唐太宗作出定论？赵、许著所提“今后应该有各种不同体裁的《李世民》传记，以飨读者”的建议（427页），有否实行的可能？即或结论不易脱出一定的模式，在探索唐太宗的方向上又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作选择？
各作者对李世民后半生经历的认识上分歧较多，处理手法亦不同。例如在废太子一事上，袁、王著以为反映了关陇集团和关东寒族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其余二书则主张双方阵营主要由重臣父老对抗功臣子弟。在对外政策方面，袁、王著认为唐太宗可贵处，在于战争后能及时处理民族间矛盾；赵、许著指出唐太宗推行和亲、团结、德化措施背后，同时有压迫、利用、不信任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成份；胡著同样肯定李世民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却以为其中含有分化、挑拨的手段。在宗教政策问题上，胡著轻轻带过，只谓唐太宗对佛教的迷信思想持否定态度；赵、许著以为太宗对佛教先尊后抑，对道教则崇道尊祖，但晚年出现变化；袁、王著没有把神仙方术与道教分开，而用外崇内鄙来概括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从太宗对灾异鬼神的鄙视推引出他轻视道教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