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下乡政策的绩效评价

家电下乡政策的绩效评价
摘要：我国自2007年12月家电下乡政策出台以来，达到了惠农便农，刺激家电行业复苏的目的，但也暴露了政策的一些弊端。

伴随着2012年家电下乡政策即将全国性的叫停，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民的购买行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后家电下乡时代农村家电消费市场又将何去何从？本文通过对家电下乡政策研究文献的梳理与总结，对家电下乡政策做出客观评价分析，旨在为家电下乡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家电下乡；文献述评；后家电下乡时代
一、引言
家电下乡政策，是国务院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实施的一项新政策。

该政策旨在扩大农村消费，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从而达到统筹城乡与国内外市场，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繁荣家电行业的目的。

2009年2月至2010年12月，我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售约1亿台，累计销售额达2423.6亿元，月均销售额100亿元左右；2011年，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售7718万台，实现销售额1732.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3倍和1.7倍，全年月均销售额达144.4亿元。

“家电下乡”政策范围大、涉及面广，政府和农民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农民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实施对象，调查农民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收集农民对此政策的真实态度，将对政府政策上的反馈和制度上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家电下乡在有效刺激家电需求的同时，还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患。

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为了进一步明确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效果，准确把握政策趋向，着力改进政策弊端，对该政策进行绩效评价分析，有必要对家电下乡的研究现状做以梳理考察。

二、文献述评
目前，国内对“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从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角度对“家电下乡”政策进行评价。

张月友（2009）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分析认为，在缺乏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家电下乡”政策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促使企业垄断和低劣产品的形成，进而损害消费者。

相反，孙菲菲（2009）则指出“家电下乡”政策，对于农村的贫富差距有收敛效应，同时在促进企业生产和拉动消费需求上，也有正面效果。

第二种方法是，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效果。

其中，王辉（2009）对山东、河南、四川三省的调研，卓越、彭辉（2010）对云南、湖南、黑龙江9个代表性县城的调查，黄振华（2010）对全国205个村庄的实地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反映出“家电下乡”政策总体反响强烈，但是仍然受制于农民收入不高的现实；同时在政策宣传、价格补贴和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特别是13%的价格补贴，对于消费者购买“家电下乡”产品并非重要因素。

第三种方法是，构造计量模型，对政策绩效进行定量估计。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白雪飞、郭瑜（2009）利用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进行的Logit分析，王非、洪银兴、戴蕾（2010）构建的基于农村家庭跨期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的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杨洋、刘和东（2011）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家电下乡”的福利效果在东、中、西部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同时受制于农民的收入风险和教育医疗预期支出。

第四种是对“家电下乡”的政策效果进行单纯理论分析。

这种文章很多，且观点各异，对于认识和分析“家电下乡”政策提供了不同视角，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往往只能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

第五种是“后家电下乡时代”的研究分析。

代表性研究文章为王文娟，李京文（2011）。

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电消费市场仍有巨大潜力，而农民收入仍做为刺激农村家电消费的主要因素，政策因素在推动农民家电消费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给予的政策建议在于未来政府的类似补贴政策，应更加注重地区间的公平性。

通过对于以上五种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归纳，不难看出其调查方法有其自身的长处与缺陷。

问卷调查基础上的统计分析，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次升华，能够从一定层面和侧面反映“家电下乡”的实际效果，突出各个地方政策实施的区别。

但另一方面，由于调查的范围和数量的不足，研究受制于对调查对象的主观选择、统计样本的代表性和认识问题的地域局限。

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的好处是，样本数据都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全局的政策效果，但是对省级层面“家电下乡”政策效果的研究较少。

理论分析停留在定性层面，则无法准确通过定量分析，反映实施效应。

故在研究方法上，还须进一步加强创新，以达到克服综上方法弊端的目的。

纵观各种文献，对于家电下乡绩效的评价，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角度。

第一种是从消费视角入手，王文娟，李京文（2011）对于后家电下乡时代消费需求进行进行了分析，以江苏省数据为例，对家电下乡产品的消费支出受农民收入、家电产品价格、家电产品存量、家庭内部结构、政策因素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田洪刚（2011）通过计量模型对消费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政策实施之后，农民生活消费同比增加了11.6%，但生活消费的收入弹性并没有变化，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迅速递减的，也就是说, 扩大农民消费单纯依靠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效果可能不是太理想。

第二种是从财政补贴效果的视角进行分析，唐璐（2011）对家电下乡财政补贴制度进行了研究，主要对补贴的方式，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进行了探讨。

发现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相比，具有非常大的优越性。

但直接补贴存在审查严格程度与销售商工作负荷问题，须加强对每个点的审核与检查，取得最优政策效果。

刘虹，甘新玲（2009）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对我国目前实行的家电下乡补贴政策与直接发放现金券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无论从效率还是从公平角度衡量，提出发放现金政策建议。

第三种是博弈论视角进行的分析，高锡荣（2011）对“家电下乡”主要的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家电企业、乡镇经销商、农民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构建了政府与家电企业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标家电企业与农民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中标家电企业与乡镇经销商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

并对各利益主体如何取得双赢做出了建议。

第四种是从农村消费环境中的农民收入与消费心理、农村地区消费的制度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市场服务体系、农村市场监管体系等五项构成要素的角度来分析，家电下乡困境的形成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郭晓妍，欧阳静宜，高嘉悦2011）。

第五种是从家电下乡价格、产品种类、售后质量保障、维修网点便利性等方面进行的理论型定性分析，该文章较多，此处不再赘述。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现在，家电下乡政策已经近尾声，结合上述文献进行思考，这项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产品本身存在质量、型号陈旧，售后服务不便以及不符合农民们实际需要的问题。

二是部分中标企业骗补猖獗，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中标家电企业趋向于提供低质量的下乡家电，给政策实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是补贴程序较为繁琐，存在漏洞。

为政策增加了一些阻碍。

家电下乡是一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拉动农村内需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看到了不同方法、不同研究内容视角下，政策显现出的正面积极效应，也看到了政策实施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各种问题。

为此，政府应该更多从农民角度出发，政策上可微调的技术环节与制度上的完善，应该更多的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政策实施的各个组织，只有将所遇到的问题妥善的处理解决，“家电下乡”政策才会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实实在在的使农民受益，实现政策设计者预期的多赢目标。

本文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保证下乡产品质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良好的消费环境有助于刺激农民家电消费需求。

在乡村，家电是否齐全，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

若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且维修跟不上，就可能引起农民朋友的反购买情绪，这对于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也是大为不利的。

政府、企业应共同努力，保证农民购买的家电价格合理，质量可靠。

政府应该加大监管力度，组织有关机构对家电下乡产品质量状况、消费者满意程度进行明察暗访，及时向企业反馈相关信息。

严查各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借家电下乡之名制假制劣、翻新废旧家电产品、坑农害农等违法行为。

采取税收优惠、销售奖励等政策扶持，缩小家电下乡产品与普通商品的利润差距，提高商家推广家电下乡产品的积极性，让更多农民朋友受益。

中标企业也应结合农村消费特点，在生产、配送、销售、维修等方面都严格遵守家
电下乡标准。

（二）后家电下乡时代——家电下乡政策后续效应的思考
伴随着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惠民等刺激政策相继到期，给国内家电企业运营带来压力。

从2007年年底家电下乡政策试点以来，这些政策在启动内需市场的同时，也导致对家电替代性、改善性需求在短时期内的集中释放；随着政策退出，国内需求必然进入一个较长的疲弱调整期。

各类政策性补贴刺激家庭需求提前释放，改变国内家电存量增速稳步下行的长期趋势，出现U型反转。

这可能导致政策性补贴取消后，国内家电需求的快速萎缩，跌至长期趋势以下。

因存在商户打着“家电下乡”旗号出售以旧充新家电,使农户利益受损，极大地损害了农户对下乡家电的信任。

总结存在的问题，各地政府应组织工商、质检等部门加强对家电下乡产品的巡查监督。

在生产监督方面，从原材料采购、生产、检验等各个环节加强监督，把好产品质量关。

在市场监管方面，坚决杜绝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产品“浑水摸鱼”，借家电下乡的名义进入农村市场。

在销售监察方面，对已经核准的销售网点进行检查，对积极配合家电下乡工作、销售业绩好、执行政策好的给以奖励；对消极对待、进行误导宣传、存在违规行为、销售业绩差的，取消其销售资格。

监管部门职能应明确，农户在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时受到权益侵害时，销售网点出现不规范行为时，究竟由商务部门还是由工商部门负责管理的问题应明确。

对政策应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价，一是对政策的工作实效予以肯定；二是帮助政策找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以便进行及时的完善。

“家电下乡”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从根本上来说，“家电下乡”旨在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增加农民消费。

从文献中得出的结论来看，农民的生活消费，对于收入的弹性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源上来说是提高农民收入，增强社会保障力度，让农民有钱可花、无后顾之忧。

同时，还应考虑农民的消费习惯和文化水平，从量和质上保障农民的选择和购买权利。

参考文献：
[1] 张月友. “家电下乡”效果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与管理，2009，（05）.
[2] 孙菲菲. “家电下乡”的经济效应分析[J]. 商业经济，2009，（09）.
[3] 王辉. “家电下乡”试点政策实施情况及改进建议—基于山东、河南、四川三地试点的调查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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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田洪刚. 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效应检验——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产经评论，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