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借贷

温州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摘要：温州是我国典型的依靠民间资本发展的地区，民间资本在改革发展中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本要素发挥作用。

表现出了良好的增长性和贡献率。

高回报带来的高风险。

高利贷轰然崩盘、中小企业深陷融资困局……近期，温州金融风波集中爆发，民间借贷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多方舆论“妖魔化”。

温州民间借贷真的是洪水猛兽？缺乏制度与法律保障的民间借贷，更像是一场饮鸩止渴的资本游戏。

本文旨在探究温州民间借贷风险原因、分析弊病、寻找解法，为民间资本阳光化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民间金融；民间借贷；阳光化
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借贷，是相对于正规金融的借贷行为而言的，它是指非金融机构的社会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间进行的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让渡及本息偿付。

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估算，2003年全国民间借贷总规模达7405亿元—8164亿元。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全国民间融资规模达9500亿元。

2011年初以来，国内的民间借贷已然呈现井喷之势。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近8万亿元全社会融资总量中半数以上来自银行以外的部门。

温州是较早利用民间资本发展的地区之一，民间资本在其整个资本结构中占据重要的角色。

神话般的“温州模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有益补充。

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的暴露出他的脆弱性。

2011年由于银行停贷，出现了部分老板“跑路”、担保人自杀这些社会现象，人们在看到这一社会现象的同时，往往忽略了推动这一波金融动荡的多重复杂因素：实体经济的盈利率下降、炒作之风盛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国有银行的利率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资金更蜂拥到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骤松骤紧的货币调控放大了金融波动的影响，货币调控的工具选择也加大了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公平。

正是这一系列加在钱上的扭曲，最终带来了温州等地的金融紊乱。

面对复杂的融资环境，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民间借贷的发展需要一场制度性的改革，这也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一种完善的需要。

二、温州民间借贷的概况
温州地处于我国东南沿海，主要以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最为发达，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沿海城市之一。

民间借贷并不是最近几十年才产生的，早在清朝以前就出现了。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民间借贷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互助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民间借贷获得快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温州大多数家庭都进人到这一借贷循环中。

这一阶段主要以互助为主，是民间自发调节资金余缺的一种方式，这时利率较低，但是参差小齐，基本上月息在1％以内，最高达到4.5％，这要看借款数额、期限、对资金需要的缓急程度以及借贷双方的私人关系等因素。

在这一阶段基本上都是资金的借贷双方直接见面，签订借款合约或者口头约定，有的还要有中间人担保。

在这一阶段借款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济核算意识．贷款人具有一定的风险意识；第二阶段是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出现。

他们从借款人那里得到资金．以稍高利息贷给借款人以盈利。

这是由于传统的一对一的借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的民间借贷方式。

这时的借款月息有所提高，一般为2%～2.5％左右，高的达到3%～5％，甚至6％。

后来出现了私人钱庄，他们以自身资产作为担保低息吸收资金，再以高息贷出，形成了非官方的金融机构。

这一时期各种民间借贷活动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这一时期温州民营企业融资的70％来自民间借贷。

而来自官方金融机构的不足5％；第三阶段为失控阶段。

这时，出现了各种“会”，如“轮会”、“摇会”、“呈会”、“台会”等等名目繁多，最后竟成了投机诈骗的聚会。

虽然一些金融“三乱”活动得到了清理和控制，但民间借贷活动并未因此而衰退下去。

民间借贷的发展历程显示出了其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强大适应力和内部运作机制的有效性。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简称温州人行)就温州民间借贷的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贷款规模收紧后，民间借贷利率最高涨至14.37%，与六个月以内央行贷款利率有近10%的利差，这吸引了不少民资借助典当行、担保公司、合会等成为各式各样的民间借贷主体。

调查还发现，温州民间借贷容量达到560亿元人民币，有89%的家庭个人和56.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温州人行在2010年4月中旬进行一个关于温州民间借贷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其中家庭个人问卷120份、企业问卷140份，取得220份有效问卷。

调查队以经济水平和民间借贷活跃程度为标准，对问卷涉及家庭样本和企业样本进行层次化筛选，分列出经济发达、一般、欠发达地区和民间借贷活跃、一般、不活跃三种状态。

高出央行利率近10%。

被调查的企业去2009年末银行贷款余额为7.74亿元，借款和集资金额为4056万元，后者是前者的5.2%。

根据2009年末温州企业贷款2417亿元的总额，同比例推测出企业民间借款余额约为126亿元。

而被调查个人去年末银行贷款余额4022万元，民间借款余额为878万元，后者是前者的21.8%。

根据2009年末温州个人贷款1977亿元的余额，推测出个人民间借款约为432亿元。

两者合计，2009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560亿元。

这相较之前当地银监系统所测算的300亿有近2倍上升。

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

三、温州民间金融的外延形式及特征
民间借贷的外延比较复杂，特别是在温州，民间借贷因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参与主体而显得多样化，但总体上来讲，民间借贷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大类：直接借贷、集资和“合会”可归为直接融资；“银背”、地下钱庄、挂户公司、基金会等可以归为间接融资。

各借贷的组织形式和间接融资的中介主体又各不相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直接借贷。

即民间个人之间、个人与经济组织之间以货币形态(也有少量的实物形态)授受信用的行为，是一种直接的借贷活动，也是最主要的民间融资形式。

他是民间信用最原始和最普遍的形式，借贷双方直接商定借贷金额、期限和利率等。

直接借贷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自发分散的进行的，他只要包括有息借贷和亲戚朋友之间互助性短期资金调剂，大部分是无息借贷。

温州的民间借贷一直存在于民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

2．集资。

这种融资活动大多发生在企业和各种经济联合体内部，筹资对象是企业内部职工，资金用途主要是解决企业购置设备所需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不足。

在温州社会集资的主要形式有：合股经营、职工投资、外地引入资金、投资联营和专项临时性集资。

然而，在温州这些集资规模规模都不大。

3．“合会”。

这是在我国有着较为悠久历史的民间金融形式，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带有互动、合作性质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

它一般是由发起人（称为“会主”）邀请亲友若干人（俗称“会脚”）参加，约定时间按期举行集会，每次收集一定数量的会金，轮流交一人使用，藉以互助。

“会主”优先收取第一次会金，以后按次序轮流交“会员”使用。

按会前约定的次序轮收的称为“轮会”；以摇骰方法确定收会的称为“摇会”；用投标方法竞争得会款的称为“标会”。

4.“银背”。

“银背”又称“钱中”，即不挂牌经营的民间信用中介人。

这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间接资金借贷。

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金供需双方不见面，“钱中”居中见证，收取一定的佣金；二是资金供求双方不见面，“钱中”一手吸收资金，一手贷出资金从中获取利差。

5.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是指未经金融监管当局批准而从事存放贷款等业务，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非法信用机构。

在我国清代的江、浙、闽一带就颇为流行，以后逐渐衰落。

改革开放后伴随民营经济的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旺
盛的资金需求，催生了早已销声匿迹的钱庄重新出现。

1984～1985年间，温州地区曾有四家钱庄经工商行政部门批准公开经营，后因国家政策不允许又转入地下经营。

目前，尽管在地下活动的私人钱庄的数量不多、活动范围有限，但融资规模大。

6.挂户公司。

挂户公司是一种以提供合同书、介绍信及银行账户等为主的组织形式。

在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的区、乡几乎都成立了工业供销公司，这些公司本身自有资金极少，主要依靠挂户取得管理费和手续费。

一个公司挂户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以挂户和信贷相结合，吸收存款，办理贷款业务。

7.农村合作基金会。

从性质上看，农村合作基金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而是社区性金融系统的补充形式。

它主要存在于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乡和村，一部分人利用集体积累的资金在内部开展有偿借贷服务。

其自1984年由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代办后，在全国发展很快，对组织和调剂农村闲散资金，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部分农村合作基金会存在的高息揽存、高利率放贷等违规经营行为，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就这一点而言，其和地下钱庄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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