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与生态文学批评

生态文学与生态文学批评从生态平衡的视域来观察，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必需生活资源的适度享用是合理的，这也是天赋人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去了人类及其消费行为的地球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有人极力倡导一种承认人的合理消费的“亚绿色文明”。

问题在于，人类这种符号性文化动物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于自然的起码需求，而是像席勒所说，他要追逐审美补充和“剩余享受”。

关于这种消费欲望的趋大化，维柯早在《新科学》中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白。

在他看来，世界上首先是森林，然后是茅屋，接下来是村庄和城市，最后是学院。

与此相应，世人首先是粗野，其次是严峻，然后是慈祥，再下去是精巧，最后是淫逸。

消费时代的发展压力和占有快感，使我们自慰于竭泽而渔的智力游戏之中，陶醉于移山填海的改造性喜悦之中，放纵于“只争朝夕”的速度冲刺的狂欢之中，自私自利，耍蛮逞能，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委实到了骄奢淫逸的地步。

鉴于此，罗马俱乐部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发表了题为《成长的界限》的报告。

其中指出，如不有效抑制经济与人口增长，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１００年内毁灭。

此言既出，全球震惊。

随后，人类虽然做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努力来减缓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以延迟那个令人惊惧的“毁灭”预言的早日到来，但地球和人类“成长的界限”确实异常快捷并日渐尖锐地显露出来。

这无疑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不能忘却的伤痛。

生态文学的“成长”牵挂文学是生活的镜子，生态文学则是对于严峻生态现实的文学反映。

歌德说得好，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的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格与心态都十分健全的“生态人”。

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写作的生态情怀在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态文学广狭义之分。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显然是指以自然的平衡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为书写内容和最高指归的文学类型，即狭义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应该早于生态危机的全面彰显，生态文学的实践也远远早于生态批评的文化默契。

陶渊明、徐刚、哲夫、苇岸、梭罗、华兹华斯、利奥波德、艾特玛托夫、卡尔逊、卡森、缪尔、普里什文等作家不失为古今中外生态文学创作的佼佼者。

除《兹拉他日记》《复合污染》《家园》《瓦尔登湖》《世上本无害虫》等知名生态文本外，２００６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以５卷１５部计２１０万字的容量，重力推出了普里什文的《普里什文文集》。

该文集旨在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吻合”，它的有关部分与亚欧美的其他生态文学一起，再掀生态文学话语的全球性浪潮。

具体到我国，除生态散文、生态小说和生态电视文学之外，生态报告文学的成就可能最为引人注目。

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告别伐木时代》《中国风沙线》《淮河的警告》《汪洋中的安徽》《水患中国》《北京水危机》《中国水危机》《中国的水污染》《挽汾河》《中国江河大坝思考》《淮河生态报告》《生存与毁灭》《走遍黄河》《“帝国时代”的黄河》《黄河生态报告》《长江生态报告》《只有一条长江》《长江传》《渴》《超载的土地》《我将飘逝》《酸雨》《黄土地，黑土地》《沉沦的国土》《土地的童话》《问苍茫大地》《土地的呻吟》《拯救大地》《共和国告急》《第二国策》《世纪末的忧思》《北中国的太阳》《阳光下的土地》《白天鹅之死》《人和自然保护区》《守望家园》《善待家园》《绿色宣言》《地球传》《别让地球再流泪》《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作品缤纷亮相，以文学报告的方式承载了生态启蒙的使命。

哲夫和徐刚堪称生态写作方阵中最为耀眼的“专业户”，他们好比中国当代生态报告文学星空熠熠闪光的“双子星座”，给新世纪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生态文学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生态批评的智慧应对生态批评（Ｅｃｏ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的概念诞生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

概括地说，生态批评既不是一种纯文学批评，也不是一种模式化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将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的有关生命背景及其相互和谐的观念导入文学研究的一种现代批评理路。

为避免产生歧义，我们不妨将生态批评称之为“生态文学批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美国人类生态学家约瑟夫·密克尔就在其《生存的悲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

１９７８年，美国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尔特发表了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的论文，明确阐释了“生态批评”这一新兴批评观念和理路的性质与范畴。

但在众多关于“生态批评”的描述中，最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大概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所给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

”经过上世纪７０年代的启动和８０年代的思索，生态批评在９０年代渐趋繁盛，先后出版了几部佳作。

较有代表性的有：克洛伯尔的《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等。

世纪之交，《新文学史》１９９９年夏季专刊发表了包括达纳的《生态批评、文学理论和生态学真谛》、贝特的《文学与环境》、布伊尔的《生态的起义》等重要学者论文在内的系列成果，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

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曾极力主张“土地伦理”，这种认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现在看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纵深推进，仅有“大地伦理”或“太空伦理”恐怕是不够的，我们应建立的恰恰是超越二者之上的“地球伦理”或“宇宙伦理”。

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批评勇敢正视消费时代接近极限的“成长”现实，大胆借鉴人类关于宇宙思维的积极成果，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不盲目主张“自然中心论”，而是充分尊重并积极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观，关注生态，尊重生命，力主建立共享、互惠的资源体系和生命伦理，于苍茫宇宙间显示出卓然的智慧风采。

生态书写的“和谐”旨趣人的审美经验其实源自人与环境间的和谐感受。

所以杜威说，审美经验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之中。

当然，这包括文学形态中被艺术强化或“陌生化”了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

这种天人相谐的大美、至美感受的获得，取决于人的自然情怀和生命意识，受制于人类真诚的感恩心理和博大的道德趣味。

然而，在消费时代，体现于这种审美关系中的审美经验难免带有苦涩意味。

生态批评家克力斯多夫·梅内斯在《自然与沉默》中对此深表痛惜，认为在人类咄咄逼“人”的淫威下，自然已从“万物有灵论”的在场转换到象征性的符号在场，从“会说话的主体”转变成“沉默的客体”。

而由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合构而成的生态书写的重要使命之一，便是唤醒我们周围那些被严重异化的“沉默的客体”，恢复其在场性主体身份和说话的权利。

或许，正是这种苦涩意味，才保证了生态书写文化价值的饱和化乃至超值性实现。

这再次验证了弗莱关于艺术价值在于“充分再现我们已经丧失的与环境的本源上的联系”的命题的可靠性。

也正是这种苦涩意味，不仅宣告了生态文学的极端必要性，而且从情感、道德、学理等诸多层面促成了生态批评的合法性。

自此，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携手合力，相依为命，相得益彰，共同守卫着自然的尊严、环境的和谐、生命的依据和宇宙的法则。

考量一种思维的现代价值，关键在于看其是否较好地解决了现实问题并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空间。

而且，这种创新空间要充分顾及人类与自然、心情与环境、现今与未来之间和谐、持续的发展要求。

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有效地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创新型世界。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这不仅为我们推进国家建设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而且给全球化时代中国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不难预期，只要生态危机尚存，作为现代思维方式的生态书写就享有充分的发言理由，其干预功能和创新愿景未可限量。

生态批评的空间在文学批评领域，鲁枢元是“生态批评”的积极倡导者，他一直思考的是如何让文学主动接受一种生态观念，使生态批评能够面对整个文学现象。

在他看来，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乃至中国当代文坛的巴金和王蒙，全都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角度加以阐释与权衡。

而这一文学批评方式的转移与嬗变，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

鲁枢元大胆提出将“生态批评”纳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他集多年研究成果所著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出版，意味着要对已有定论的许多文学作品进行生态角度的“文学重审”，其结果会出现“减值”与“增值”的现象，一些文学作品将可能被否定或削减其“原有价值”，而一些文学作品则被发现还具有“新价值”。

这种“无奈”与“无情”，显然会让许多人惊愕乃至抵触。

然而，惊愕也好，抵触也罢，最终还得接受。

毕竟用生态学的观点审视和探讨文学艺术现象与规律，这表明我们是在醒悟，是在真正选择更有希望的前行之路。

人类在近300年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的掠夺而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以致酿成了如今全球性的生态恶化与环境灾难。

现在，生态危机已经蔓延到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道德领域和精神领域。

也正因如此，生态学终将要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即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转换和衍变。

而在这一伟大变迁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学应该在挽救生态危机和弘扬生态文明这两个方面，承担起应有的重任。

创作与批评如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

文学批评在给予作品以实事求是的评判的同时，更应开阔创作者的视野，进行可能的点拨与积极的引导。

鲁枢元在进行文学生态批评研究的过程中，特别就“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内涵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解读。

即文学不但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人类的精神生态学；对文学史的书写，也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

而生态批评，决不应当只是研究生态为题材的文艺创作，而应当把生态学的视野投注到一切文艺现象上，运用生态学的世界观去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一切文学艺术的既有法则，生态批评的空间才会得到真正拓展。

在作家和批评家的心目中，人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和地球的中心，其结果是我们的文学只关注“人”而缺少关注“自然”。

鲁枢元提出“要走出，也要回归”。

“走出”是走出文艺学与生态学的分离和对立；“回归”是文学艺术走进生态学领域，走进自然，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唯其如此，当代文学艺术才能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