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与德国

陈寅恪先生与德国

陈正宏

陈寅恪先生(1890-1969)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思想的深邃,见解的独到,与研究领域的广泛,学术方法的缜密,同时无人可及,如今更为学界仰慕称道。而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便是早年留学东西洋,充分汲取了国外先进的学术文化成果,回国后又能将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融会贯通,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学及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陈先生十三岁便开始出国留学,负笈海外长达十三载,到过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其中留学德国的时间最长,先后去了两次,共计五年。①这五年的留德生涯陈先生是怎样度过的,德国的学术文化又给了他怎样的影响,本文即拟对此作一点粗浅的考证和探讨。一陈先生第一次赴德国留学,是在1909年的秋天,在此之前,他曾随兄长两度赴日本学习。陈先生为什么会选择留学德国?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方法与理论传入日本,使日本产生了自己的东洋史学体系,而陈先生第二次留日(1904-1905)适在其后,导致了他后来决定留学德国。②如果这种说法不过是指陈先生对德国的了解或许始于留日时期,那它在逻辑上自然是成立的。但若将它扩展为陈先生在第二次留日时已经确定了今后留德的方向,则尚可商榷。因为由背景资料来分析,从1905年冬陈先生自日本回国,到1909年秋他从上海启程赴德国,这近四年的国内求学生涯,对青年陈寅恪设计自身的未来,无疑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而这其中有三年,陈先生是在复旦公学度过的。创立于1905年的复旦公学,是清末公立新式学堂中颇具现代性的一所学校,它把“考取中学(按,指国学)较深之学生,以英文教授高等普通科学,使能直入欧洲专门大学”作为办学的宗旨。除了英文,该校还规定学生应兼习德文或法文两种外语中的任何一种。而校内所开设课程,除国文、史地等常规课程外,还包括了像拉丁文那样一般新式学堂并不教的西方古典语言课③。陈先生大约是1907年春由金陵(南京)来沪插班考入复旦公学的,1909年毕业。同年即由亲—38—《德国研究》1997年第3期第12卷总第43期Deutschland2 Studien

友资助赴德国,考入柏林大学。他的德语应当就是在复旦公学学会的;而他后来在德国颇喜用比较方法研习多种外语,这种特殊的兴趣,似亦与复旦公学重视培养学生具有运用多种外语的能力不无关联。陈先生始于1909年秋的这第一次留学德国,到1911年春因脚气旧病复发,又须易地疗养而结束。有关这次留德的史料,除了陈先生1910年重阳节所写的《庚戌柏林重九作》诗,因有署年而可确证外,其他尚待进一步查考。但这次留德使陈先生在学术上甚有收益,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当1918年冬他再次出国时,就不会有“本拟重赴德国,因第一次欧战尚未结束,遂先赴美国”的计划了。但再赴德国留学的计划,直到1921年9月方才实现。这当与一次大战后中德关系直到该年才正式恢复有关。自此直到1925年受聘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回国,前后整整四年,陈先生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与研究,他的留德生涯就此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当时战后的德国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留德公费又时时断寄,致陈先生只能经常买最便宜的面包与炒腰花度日;但德国学术经过长期积累而取得的丰硕成果,使他忘却忧苦,而如饥似渴地投身于书海之中。他此次赴德的目标,主要是“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梵文前此在哈佛大学他已随梵文专家兰曼(Lamman)教授研习,同时,还学习了巴利文。至此他更拓展范围,对藏、蒙、满、西夏、突厥、回鹘、吐火罗、亻去卢、粟特、印第、波斯、希伯来、东土耳其文以及俄文、朝鲜文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习④。他的学习方法则明显受到在德国具有悠久传统、同时又为德国东方学界广泛采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即不单是双语对照,而是多种语文互注,并特别重视词源和语源。在现存的他当年留德时所用的笔记本中,便可以看到他曾用藏文和汉语注西夏文,用英语和德语注印第文,用德语、汉语注突厥文,用汉、英、德三种文字注粟特文等情况。⑥而在这种广泛而又细致的互注比较中,他也逐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1923年他写信给在国内的妹妹,信中便谈到他学藏文的体会与心得,认为“如以西洋语

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⑦在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外族语文之外,陈先生在德国又广泛涉猎了自然科学的一些门类(如数学、天文学等)以及西方哲学的各种学说。⑧他还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查访所需的学习研究资料,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些冷僻的藏文图书,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展出的一般人不甚感兴趣的吐鲁番壁画,他都去仔细看过,并且多年以后还记得书中图上的一些极有研究价值的细节。⑨他的勤奋与颖悟在当时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中非常出名,旅欧同学李思纯在1923年所作《柏林留别陈寅恪》一诗中,便以“亻去卢结字珍联璧,华梵纟番经雪上头”一联生动地摹画了陈先生刻苦用功的情景。瑏瑠而也正是这种超乎寻常的勤奋与颖悟,使陈先生与当时同在柏林留学的俞大维一起赢得了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的美誉。瑡瑏二在陈先生的留德生涯中,有一位学者给予了他特殊的影响,那便是他的德国导师路得施教授。海因里希·路得施(Henirich Lüders,一译吕德斯),1869年6月25日出生于德国著名的文化古城卢卑克。早年毕业于哥廷根大学。1903年起就职于罗斯托克大学,1908年转赴基尔大学任教,1909年后则到柏林大学任印度学教授,同时自1920年起还担任了普鲁士科学研究院的常务主任。与自己的老—39—《德国研究》1997年第3期第12卷总第43期Deutschland2 Studien

师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教授相似,路得施的专长也是碑铭学和印度语文学,尤其是梵文佛教经典的释读。他曾主持整理刊行了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梵文写本,出版有《印度语文学》(Phiologica Indlica,1940)等专著。1943年5月7日去世后,遗著《伐楼奴》(Varuna)2卷及《短篇论文集》(KleineSchriften)又分别刊行于50、70年代,在欧洲东方学界可谓余响不绝。瑢瑏陈先生第一次留德时是否曾听过路得施教授的课,现不能确知———尽管近年发现的陈先生留德时期的学习笔记本中,有一张课程表上即有Lüders的名字,但该课程表的确切年份,似无法判定。瑣瑏第二次留德时期他由路得施教授指导研究,则有明证,即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文中所说的“寅恪先生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eders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陈先生自己的著作文字中,也曾提到其师从路得施教授事,见1927年所撰《童受喻餯论梵文残本跋》“:昔年德意志人于龟兹之西,得贝叶梵文佛教经典甚多,柏林大学路得施教授Prof.Henirich Lüders检之,见其中有《大庄严论》残本。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古文字学,故亦夙闻其事。”瑤瑏而他抗战期间写给友人刘永济的信中,谈到在安南遗失大批书籍文稿,其中有“巴利文《普老尼诗偈》一部”,是他“前居柏林时,从名家受读”者瑥瑏。所谓的“名家”,联系《童受喻餯论梵文残本》中称“教授学术有盛名于世”及前述路得施生平推测,大约也就是指路得施教授。三1925年,陈寅恪先生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结束留德生涯,返回祖国。从当时研究院公布的诸位导师将指导学生从事研究的学科范围看,陈先生所拟指导的科目带有明显的德国烙印:一、年历学(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勒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

三、摩尼教经典回纥文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夹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瑏瑦其中一、五两科均涉及碑志,四科为佛典研究,这些均是陈先生的德国导师路得斯教授最擅长的;而五科中除第一科“年历学”外,其余均与历史比较语言学有关,历史比较语言学对留德时陈先生的影响已见前述。因此可以说,当陈先生执教之初,他的教学范围是深受德国学术影响的。与此相应,他的研究工作也显现出与德国千丝万缕的联系。1927年,他开始正式发表学术论文。在该年刊布的三篇论文中,《童受喻餯论梵文残本跋》是专就路得施教授校刊的童受《喻餯论》(汉译作:马鸣《大庄严论》)的梵文残本(Bruchstücke derKalpan āmanditikā,Leipzig,1926)而加以引申考证,其余《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和《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两文则充分利用了他在德国所见的文字或图像资料瑧瑏。此后直到三十年代前期,他所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大都是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考释佛典,研究蒙古史、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