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社会变革与文化倾向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清朝末年社会变革与文化倾向

功能材料1班

王子一

2014.04

清朝末年社会变革与文化倾向

第一章绪论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制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起点，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结束了这段灾难的历史。然而这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屈辱的历史，也是反抗探索的历史，而要研究文化史，就不得不从社会变革说起。

《南京条约》签订后，国内各界爱国人士奋起反抗，各阶级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尝试，先辈们总结出温和改良和武力革命这两种道路，前者如维新派，后者如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二者都不足以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改变社会地位，中国近代化才化得起来。

在社会变革不断进行的过程中，思想文化往往起着先导作用，思想文化往往起着先导作用，为变革制造舆论。而在晚清这几十年间，复杂的社会变化赋予了文化更重要的角色和地位。

第二章乾嘉时期的反抗与儒学的变化

要说晚清的文化史，我们还得从清中期最后一位皇帝，就是乾隆看起。继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又使得欧洲文坛百家争鸣，群星璀璨，而在亚洲的中国，清朝的“康乾盛世”却依旧严酷封建。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控制思想，其中以文字狱最为代表。文字狱自顺治时已有，到乾隆时期达到高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能看到反正统文化与思想的出现。文化环境制约着人，但文化却是由人创造的。针对当时统治着文化领域的师古、泥古潮流，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异议和批评：如章学诚的“知时从时”，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等等。

反对泥古的学者也反对经学的独尊，汪中肯定墨家学说，以“子”来对抗经学正统地位，而章学诚则言“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以“史”来贬低经学的权威。除此之外，“性灵说”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思想性和创造性的重视度，在很对文学领域产生了影响。纵观乾隆间文化主题，缺乏生机活力，充满着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但其实，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繁荣往往都不是出现在王朝盛世，相反多出现在衰世，而嘉道年间政治的衰落，恰恰为新思潮提供了发展空间。

道光年间，士习衰恶，众多士人醉心考据、雕琢诗文、兼商兼吏抑或是沉湎制艺。而士习的衰恶，导致的是人才的枯竭。面对清政府的这一严重问题，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知廉耻以正风俗”，还有的人提出改变科举考试内容来选拔有用人才等。在众多观点中，“经世致用”

可谓深得民心。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深究古今治乱得失，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这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仅是言者，更是行者。他们不再醉心于八股制艺、考据词章，而是悉心品查历史，深究天下利病，如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等人，皆以经世自任。正如龚自珍所言，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们是当时开风气者，可称为地主中的“经世派”，但他们本身学术推崇多有岐异。与此同时应注意到的是，道光年间，中国文化系统的核心依旧是儒学。然而，儒学本身发生了变化。

清初尊汉尊宋势为水火，而到道光时期出现了汉宋调和的倾向，儒学各派也都开始重视“经世致用”。程朱理学“复兴宗主”唐鉴强调“守道救时”，力图不尚空言。即便如此，唐鉴的追随者也有一部分只强调道德内省，流于空疏脱离实际；而曾国藩等理学家则在重视道德内省的同时强调实践，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门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经济，便是指经世致用政事之科。而在程朱理学之后兴起的今文经学，只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并不有什么进步作用。

第三章西学的调和与民主的初识

不仅是经世致用的思想，晚清儒学的变化同样体现在对西学的调和会通。明末清初是西方传教士就已进入中国，雍正和乾隆时期输入有所停顿，鸦片战争后西学又开始传播。较早提出和实行中西会通的，是数学、医学等领域。在其他方面，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坚船利炮”

之类的“器艺”的精良。而在此后的30年里，包括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西学的认识也没有出自然科学技术这个范围。除了科技，随之而来还有民主的思想。魏源就曾在《海国图志》中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徐继畲也在《瀛环志略》中赞赏华盛顿独立战争胜利后提出的“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的主张。这些都代表了晚清人民对民主的初识。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于西学的传播和吸收实际上是为了救亡图存，并且在民主的理解是从政治制度开始，较为肤浅也有偏见，他们选择君民共治，对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态度冷淡甚至加以反对。不过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第四章甲午战争期间的舆论与戊戌新文化运动

甲午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和进行过程中，人们就十分关注。《申报》和《万国公报》不仅及时报道战争有关消息，而且发表评论，甚至加印了《时事新编》一类的小册子，不过其中的一些文章也能反映出当时国人盲目乐观和必胜的心理。这也是战败后国人反应如此激烈的原因。其实甲午战败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因此，战后各界人士都在积极寻找出路。当时舆论比较倾向仿照德国办学，还有人提出了具体方案，尽管实际上此方案并不尽合理，也较为保守，但它

的系统性和预见性还是有一定的意义。这一时期人们呼吁的变法自强的思想深度和广度都不及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但是，这种强烈要求变法自强的呼声所形成的氛围为接下来的变法做了舆论准备。

通常提到“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运动时期的事情，实际上在戊戌变法时期也曾发生过这样一次运动。毛泽东曾经说过，五四之前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而中国资产阶级文化产生的情况与欧洲不同，是伴随着西方的商品、大炮和传教士传播进来的，是求进步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来的。甲午战争前资产阶级文化传播领域较窄，而由个人传播发展成运动，是甲午战争之后政治运动的缘故。在变法过程中，维新派把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办学堂、探求民主科学、接受进化论打破传统。积极传播社会政治学说、提倡自然科学等，维新派对自然科学的倡导，虽然在内容上并没有突破，但在广泛性和普及性上是有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也导致了文艺领域的变革，其形式如“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革命”、“戏剧改良”等。维新派掀起的这场几乎涉及各个文化领域的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向导，在冲决封建旧文化的网罗中建立和发展新文化，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思想、新内容、新方法、新境界，使中国文化步入了近代文化领域。

第五章结语

总的说来，清朝末年的文化史是变革的文化史，是复杂的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