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整理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整理绪论一、现代文学的范围与分期中国现代文学，指起于五四前夕，迄于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文学历史，即从1917年发难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大约三十二年文学发展历史。

分期1917年到1927年为第一个时期，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时期；1927年到1937年为第二时期，左翼文学运动的形成和壮大时期；1937年到1949年为第三个时期，抗战的民主的文学运动的勃兴和繁荣时期。

二、现代文学的性质1.“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文学”2.“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文学”3.“现代化的与世界文学相沟通的民族文学”4.“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三、现代文学的主题、题材与形式1.充满矛盾与张力的主题现代作家对待现代化的态度并不是统一的，主题的呈现往往充满了矛盾与较大的差异，呈现出一种“复调现象。

”所谓复调（poliphony）本是音乐术语，指欧洲18世纪（古典主义）以前广泛运用的一种音乐体裁，它与和弦及十二音律音乐不同，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

复调小说是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创设的概念。

"复调"也叫"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

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托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以区别于"那种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

“复调小说”的概念是现代文论的一个重大飞跃，对读者反映论、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都有深刻影响。

2.多样化的题材两大基本题材：知识分子题材与农村题材。

同时又极为广阔：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命运、形象与心理情绪都无一例外地被摄入作家们的艺术视野。

3.文学形式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纠结现代文学前半期：文学形式的“现代化”诉求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抗战的爆发扭转了这一进程一直在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轨道中寻求自己作为现代民族文学的位置和特色。

第一章中国新文学的背景与“五四“文学革命第一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一、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世纪末发生的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已经是这种变革趋势的先声。

那时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取得过一定的成果。

诗界革命：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

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

代表人物黄遵宪、谭嗣同。

小说界革命：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

“小说界革命”的影响相当深远，许多人投身于小说创作，直接促使了创作热潮的出现，在近代小说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代表人物梁启超。

前夜的涌动文学改良运动没能完成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任务。

1915年前后，一场较之文学改良运动要激进的多，批判封建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二、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这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

《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

1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

月刊,6期为一卷。

第1卷名《青年杂志》,2卷1期起改名为《新青年》。

1917年初,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

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曾就读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提出“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

《本志罪案之答辩》：“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文学革命两篇标志性文章：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文学改良刍议》：1.需言之有物2.不模仿古人3.需讲求文法4.不做无病呻吟5.务去陈调套语6.不用典7.不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文学革命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新青年》改组：1918年1月，《新青年》改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等轮流主编，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学统一战线。

三次论争1.1919年与林纾的论争林纾：《荆生》：以田其美、金心异、狄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

《妖梦》：郑思康梦游阴曹地府，攻击白话学堂。

《致蔡鹤卿书》提出新文学倡导者的两大罪状：“覆孔孟，铲伦常”，提倡白话文。

李大钊：《新旧思想之激战》：“不敢光明磊落地出来和新派思想家辩论，而想靠强暴的势力压倒他们所反对的人。

”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2.1922年与“学衡派“的论争由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编辑的《学衡》杂志而得名,创办于1922年1月，主编吴宓，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骕《评〈尝试集〉》茅盾《文学界的反动运动》：“现代人作文须用现代语”，也和民主主义一样，是举世所趋。

鲁迅《估学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学衡派”文章中的错误加以批驳。

3.1925年与“甲寅派“的论争“甲寅派”因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而得名。

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攻击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

成仿吾《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高一涵《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健攻《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鲁迅《十四年的“读经”》《古书与白话》《再来一次》揭露甲寅派“读经救国”的真面目。

历史性突破：第一，相对于晚晴文学革新来说，“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更自觉更完全意义上的文学革新运动。

第二，“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文学观。

小结经过“五四”运动的大力推进，运用白话已蔚为风气，不但文学创作已普遍用白话，其他文化领域也都逐渐改用白话。

白话文已在整个社会和文化领域取代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

第二节、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与新文学社团兴起1.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发难者直接从外国文学运动中得到过启示。

2.对于如何建设新文学，也借鉴过外国文艺运动或文学创作的经验。

3.通过作品翻译、介绍外国文艺思潮，向闭塞的中国文坛吹进新鲜的现代气息。

翻译的热潮与影响五四后短短的几年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先后涌进中国。

每一种思潮都有人介绍并有人试验和信仰，各自聚集为文学社团，创办各种文艺刊物。

新文学社团蓬勃兴起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多个，出版文艺刊物50多种。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也最有代表性。

○1文学研究会1921年成立于北京。

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后来发展成员近百人，主办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

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这说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一方面规定了文学反映的对象是“社会现象”，从而与现实主义相连通；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对于人生的作用，要求文学起到指导人生改造人生的作用。

这既是危难时代的需要，体现了梁启超文学功利论，也契合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

这种“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使文学研究会在创作方法上更倾向于现实主义。

他们“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揭起了写实主义文学的文学革命的旗帜”。

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只是在关注现实人生这一点上成为同人的共识，在如何反应人生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并不一致。

当他们着重提出对人生的看法，表现出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时，他们的作品就明显呈现出主观倾向和浪漫主义色彩；当他们着重揭露人生缺陷，表现社会人生时，则侧重于客观的现实主义方法。

因此，严格地说来，文学研究会不是一个创作方法上的流派，而是一个对于文学职能功用见解比较接近的文学团体。

文学研究会没有统一的领导，组织也比较松散，因而1925年“五卅”后，随着时代兴奋点的转移便逐渐分化，如茅盾、张闻天等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孙伏园、俞平伯另组语丝社，徐志摩成为新月社的中坚。

1926年后活动逐渐减少，不过直到1932年《小说月报》被日军炸坏，这个团体才被无形解散。

文学研究会除努力创作之外，也重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尤其侧重译介俄国、法国以及北欧的现实主义名著，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罗曼罗兰、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

与文学研究会倾向相近的有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等团体。

○2创造社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最初的成员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等。

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等十几种刊物。

表现出不同与文学研究会的主张，即认为文学是自我情绪的表现。

原因：一方面他们直接在外国接受西方新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身处异国他乡的弱国子民的心又倍感孤寂。

他们一方面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倡导文学的“无目的论”；另一方面他们又思考着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

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在创造社作家的眼中，是有区别的。

对于艺术功利性的强调便导致了后期创造社的“方向转变”。

用浪漫主义概括创造社的创作方法是不准确的。

作为浪漫主义本质特征之一的理想性在创造社作家的创造中缺少鲜明的表现。

（除郭沫若《女神》）。

同时，他们也对浪漫主义所标榜的自然也不以为然，王明清便明确的提出“破除‘自然’的迷信”，因而创造社文学只是在情绪表现上与浪漫主义的情感性、主观性相契合。

而这一契合中又融合进了西方的感伤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和直觉论，以及中国古代的感伤传统等因素。

因而，用“抒情主义”比较好。

综上所述，创造社作家是以一种独特的文学主张和富有特色的文学创作登上文坛的。

但创造社在1923年郁达夫北上北大任教后迅速衰落，创造社的“元老们”已出现分化（1927年8月，郁达夫脱离），其中坚作用的是1927年冬由日本回国的一批青年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