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

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中央行政制度大抵围绕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而不断完善和发展。

所以，一般提起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肯定离不开君主专制。

但实际上，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并不是一体的，君主专制必然是中央集权的，但中央集权却并不是一定要以君主专制为表现形式，两者成单方面的包含关系。

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产物加强了古代帝王的个人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巩固了中国的封建制度。

君主专制政体又称君主专制或君主专政，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君主拥有统治国家和公民自由的所有权力而没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诉君主如何行使权力，虽然有的宗教权威可能有能力阻止君主的某些行为。

君主制是一种专制政体，君位采用世袭方式产生。

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拥有最大的，一般来说无上的权力。

有时，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不仅是世俗的首领，而且也是宗教或帮派的首领（如太平天国中的天王）。

顺便一提，在中国古代大多君主的权力来源于上天，故有君权神授一说法，意指君为神所挑选的在世间行使权力的资格。

不得不说的是，君主专制虽然可以达到很高程度并很巩固的中央集权，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所带来的弊端和危病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以较为接近我们并对现代影响较为深刻的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
为例来分析君主专制制度这一中央集权方式的弊端：
1）政治上，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使皇权的极度膨胀，民主制度难以形成。

这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皇帝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司法者，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

这种绝对君主专制，使皇帝的决策具有个人独断和随意性的特点，使政策不断失误；而为官者则畏首胃尾、惟命是从，助长了官场因循守旧、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之风。

明清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并非表明封建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政治表现。

明朝实行的厂卫制度、清朝军机处的设立等使民主制度就更难以形成了。

2）经济上，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这表现在：第一、农民受到残酷剥削，极端贫困，因而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

第二、地主和商人剥削来的钱财，往往用来买田置地，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

第三、清统治者在国内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

第四、国家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海外贸易，影响手工业发展。

3）思想文化上，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力，使人们思想日益僵化，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也遭到遏制。

明朝科举制度实行八股取士；清初还大兴文字狱，从思想上加强对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迫害和压制。

这些措施，使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使他们研究学问只限于在僵死的官僚式文体中徘徊，知识分子惟恐以“叛逆”罪被特务机关缉捕，或遭灭族之祸。

他们只得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谈实际，从而使他们的思想被窒息、聪明才
智被扼杀，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

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被绝对禁止，使民主思想很难传播，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遭到严重阻碍。

4）对外关系上，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使中国和世界逐渐隔绝，
造成落后于世界潮流。

明朝一度实行“海禁”；清政府则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

“闭关锁国”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取长补短。

从而妨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与世界隔绝，落后于世界潮流。

当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西方世界已经在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从而从政治上步入近代社会，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而中国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严重地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减缓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中国之所以在近代大大落后于西方，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古代封建王朝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君主职位世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调节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实现对全国的专制统治。

正因为如此，不仅皇室家族内部不断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而且权臣、武将、外戚也极力觊觎皇位，实现改朝换代，宦官、奸臣也寄生在皇权之上，作威作福。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君主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统治（如焚书坑儒、文字狱等事件）。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
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而专制制度内部两种力量的矛
盾运动――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
是这种内在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

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和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从
而使它能够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出基本的效能。

不过,这种内部矛盾运动虽然是我们思考君主制度的起点,但并非孤立的、自发的自我循环过程,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分享、协调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深层的动力机制还应归根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

及“公道”、“民意”的要求,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发育出一定的调节机制,形成内部矛盾运动,提高了统治的整体效能,其深刻的社会驱动力和最终的目的也在于实现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相反,如果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调节机制完全失灵,如果这一制度内部对立双方的基本平衡关系被彻底破坏,这就意味着某个政权事实上已经不能代表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从而无法获得起码的支持而濒临垮台。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的这种矛盾运动不过是皇帝和整个地主
阶级共同分享统治权力和利益的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维系统治集团中的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大体平衡,实现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社会根源上看,这种矛盾运动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反映,即:在总格局上,封建专制制度必然服从和反映封建经济基础的要求,但又存在着某些矛盾或局部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君主的能力与其权力的“不对称”的问题),客观上需要某种机制来调适二者之间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维护封建生
产关系的功能,表现于君主专制制度的运行方面,必然会形成对君权
的调节、校正和弥补机制,造成两种力量的对立统一运动。

当然也要
看到,这种自我调节功能只是君主专制制度运行过程中自然生成演化
的结果,并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动选择创制的结果,因而其“制
度化”的程度毕竟不高,只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限度下发挥作用,而且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摩擦成本”,如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冲
突等,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固有的内在矛盾。

但这一以完全满足君主权力与利益的阶级性强烈的君主专制制
度也非一无是处。

虽然君主专制带来了诸多社会弊端，但无可否认的是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了空前的中央集权，集权的管理力度无可置疑。

君主专制的强化，实际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行政机构运行效率高，如果君主有为，能够充分的发挥才干。

例如：康熙帝先后组织了两次雅克萨之战，打败沙俄军队；清朝对台湾和蒙、疆、藏等地区管理的加强等，都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但在统筹利弊看来，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一般实行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淘汰，而中央集权将继续存在。

当前世界上如美国、中国等都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都不是君主专制政体。

集权和民主并不矛盾。